我年轻的时候去过两次意大利。我的钱很少;我在小客店和可疑的地方过夜;在小饭馆吃通心粉——两个索利多买一大碗,吃了能勉强维持几个钟头;钱不够坐火车,就步行上路;现在我回想起在意大利度过的那几个月是最幸福的了。我在那里明白了,艺术不是奇思异想,不是装饰,不是月份牌上的节日,而是可以像同一个亲近的人那样同它共居一室。每一个小伙子在初次堕入情网的时候都以为他发现了一个直到那时还没被人发现过的世界。意大利对于我正是这样:很久以来,外国作家在来到这个国度以后,都有一种新颖的幸福之感,都对艺术的亲切有一种新的感受——从司汤达到勃洛克,从歌德到我们的同时代人涅克拉索夫,都是如此。(不错,海明威正是在意大利了解了人类痛苦的程度,但这是在战争时期,而战争——到处都是战争。) 意大利对于我既是一座天堂,又是一所课堂。1909年我曾满怀疑虑地看着凡·高、高更和马蒂斯的油画,甚至心中还有些害怕,就像一头小牛看着火车那样。五年以后我和画家们交上了朋友——毕加索、莱热、莫迪利亚尼、里维拉;他们的作品帮助我把一团纠缠不清的希望和怀疑分辨清楚了。我在过去找到了理解现代艺术的钥匙。没有文艺复兴时代的写生画就不能理解莫迪利亚尼,正如没有普希金就不能理解勃洛克一样。(我对勃洛克的了解早于对莫迪利亚尼的了解:我从小就知道普希金,但却没有人教过我写生画入门;我只听说拉斐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画家,《不期而至》这幅画同革命斗争有关。) 莫迪利亚尼画的马拉克·塔洛夫。 我初次进罗浮宫的时候,我还是一个野人;我无论如何也要看一看乔康达(即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而当我看了以后,我便开始猜测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想起了弥洛斯的维纳斯——她是非看看不可的,因为人人都说她是美的典范,海涅和格列布·乌斯宾斯基都曾在她面前感动得落泪……罗浮宫是一个大城市里的一所大博物馆;我站了一会儿,休息了一下,然后离开了。昏昏欲睡的布吕赫的几个小博物馆对于我只是一所初级小学;而我真正爱上了艺术则是在意大利。 我现在所写的并不是一本谈绘画的书,同时我也并不打算毫厘不爽地描述自己久远之前的印象:在一生的薄暮时分是很难想起和理解它的清晨的——光线不断变化,对所见的事物的理解也在不断变化;现在我对我曾一度喜爱过的许多事物都无动于衷了,而我在年轻的时候所忽略了的某些东西却开始一年年地在我眼前显现出来。艺术不同于精密科学,它不屈从于无可争论的评价。 18世纪渊博的艺术鉴赏家曾把哥特式建筑视为一种变态的野蛮艺术。普希金曾对弗朗索瓦·维永的诗歌作过轻蔑的评价。司汤达尽管承认乔托是达到拉斐尔所必经的一个小阶梯,但依然认为他的画是苍白无力和丑陋的。后来评价改变了:我们感到亲切的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优秀的思想家所注意到的东西。但是,也许现在不值得去重复他们的错误并给予那些同我们格格不入的艺术作品以轻蔑的评价了吧?我之所以要在下面谈到一个人的意见的改变,只是为了指出我们的评价的局限性有多么大。 我在1911年所醉心的是15世纪(指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画家,首先是波提切利。我的天啊,在《维纳斯的诞生》和《春》的前面我曾伫立了多久啊!我觉得拉斐尔的壁画枯燥乏味;乔托的作品犹如圣像。波提切利笔下的女人不像威尼斯派画家作品中的女人那样粗俗、肥胖和呈粉红色;也不像梅姆林或凡-爱克画的那些女人那样不注重形体和过分崇高。维纳斯羞答答地、微含忧戚地注视着世界;我大约也是这样注视着维纳斯。我醉心于《意大利的圣像》一书。穆拉托夫仿佛窥见了我的灵魂:他写道,《维纳斯的诞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幅画。现在我想弄清楚,波提切利用什么东西博得了我的好感。大概是生活的欢乐和痛苦的结合,是不信神的时代的开端,是那善于使惊恐不安变得和谐的才能。 过了两年,我来到佛罗伦萨,第一件事就是去瞻仰波提切利的绘画,但是却感到茫然:这些绘画当然是很出色的,但是我却以旁观者的心情去欣赏它们;它们不再同我的精神状态吻合了。我已经不愿去美化那种骚乱了;我晕船了,因而就想看到静止的海岸。我怀着敬意想到了那些充满信仰的人们——既想到了瓦利亚·奈马克,也想到了弗朗西斯·雅姆。我爱上了贝阿托法师:他的绘画就是行动,他不仅画了圣母,他还在自己的油画前面祈祷。乔托和锡耶纳画派的大师们吸引了我。我曾写道: 锡耶纳画派画家们的凝视, 教堂里的蜂蜡味 以及大教堂的正面 嵌着带条纹的大理石。 我的眼前矗立着“初期佛罗伦萨画派大师们严峻的、若有所思的壁画”。我重又试图理解,拉斐尔何以那么出名,丁托列托引人入胜的力量究竟在哪里,但这对我依然是一桩无法探知的秘密。 此后不久我就把贝阿托法师淡忘了。我看到了格雷科的修长的人体、米开朗琪罗的巨人、普桑的凄惨的风景画。我参观了数十个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命运一再把我送到意大利去。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可以写成几百本书,但即使这样也不能把它们全都说完。我在1924年看到了一个备受凌辱的、愤怒的意大利:我滞留罗马期间,法西斯分子劫走了马泰奥蒂(1885—1924,意大利社会主义者,被法西斯分子杀害)。耶利米(《圣经·旧约》中四大先知之一,曾因耶路撒冷被攻陷而哭泣)在西斯廷教堂里伤心落泪,企图维护自己的先知称号。 过了四分之一世纪,我重又来到了意大利。我觉得波提切利的《春》是矫揉造作的、腻人的。我尊敬地看着乔托的帕多瓦壁画,但心里已没有先前那种激动感了。然而,我在老年却第一次“发现了”拉斐尔(我说的是梵蒂冈的画厅,至于《西斯廷圣母》,我至今依然对它无动于衷)。《雅典学院》和《关于圣餐礼的辩论》的明朗与和谐使我震惊;它们出自一个年轻人之手,真令人难以想象。通常画家的成长就像树木那么迟缓,而且画家的寿命很长——提香活到99岁高龄,安佐尔活到89岁,安格儿和鲁奥活到87岁,米开朗琪罗、克洛德·洛伦·夏尔丹、戈雅、莫奈、德加和马蒂斯,都活了80岁以上。但拉斐尔却和诗人们一样,37岁就去世了,而且他似乎是最成熟的。他对题材既不入迷也不反感;例如,他画过教会举办的关于圣餐礼的辩论;他是一个极其世俗的人,因此这种宗教题材是不能鼓舞他的。我们对16世纪的神学辩论毫无兴趣,但我们依然入迷地站在那里——拉斐尔的构图使我们吃惊。司汤达说:“只有那即使在历史作了判决之后也依然富于情趣的事物才是适宜于描写的。”对于我们说来,在《关于圣餐礼的辩论》中有什么是“富于情趣”的呢?当然,不是辩论的题目,也不是辩论会的参加者。四百年以后,当历史不仅对各种各样参加聚餐礼的信徒作出了判决,而且也对产生这些仪式的宗教观念作出了判决的时候,画的构图、轮廓和色调却仍使我们激动不已。
人·岁月·生活(全三册)——初进罗浮宫
书名: 人·岁月·生活(全三册)
作者: [俄] 伊利亚·爱伦堡
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
副标题: 爱伦堡回忆录
译者: 冯江南 | 秦顺新
出版年: 1999-10
页数: 411;496;50
定价: 88.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8064557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