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一次调查户口的时候,一位年轻的女调查员来找我,她惊讶地瞧瞧墙壁:毕加索使她大为恼火。 “难道您喜欢这个?” “很喜欢。” “可我不相信,您这么说是因为他是您的好朋友。” 然后,我开始回答问题。 “文化程度?” “中学没毕业。” 姑娘恼了: “我是在认真地问您。” “我也是认真地回答您。” “您在取笑我,我读过您的著作……调查户口——这是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什么您不愿意认真地回答我?” 她委屈地走了。其实我对她说的是真话:1907年10月,当我还在读六年级的时候,被学校开除了。 许多人描写过中学,例如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魏列萨耶夫、帕乌斯托夫斯基、卡维林。但我觉得,所有的中学都彼此相像。当然,我在学校里也学到点东西——不仅从某些教师那儿,也从某些同学那儿,但学到手的并不是很多:书籍和我在中学以外遇到的人们,却比学校好许多倍。 中学生们穿过胡同走进中学;宽敞的前厅里挂着几百件大衣。那儿经常是“希腊人”跟“波斯人”打架的地方,年纪小的学生们,彼此紧挤在墙根上“挤油渣”。我做预备班学生的时候,曾看见学生们揍一个小孩子,把大衣罩在他头上,齐心协力地揍了他一大顿,还一边唱着:“打小报告的人在涅瓦大街上拖着肚肠……”从那一天起,我就牢记在心,而且一生都憎恶打小报告的人,或是照成年人的说法——告密者。中学培养了我的同志爱;我们从不考虑,受责者是对还是不对,我们总是用异口同声的答复来掩护他:“我们大家!我们大家!” (1938年,一个收留西班牙儿童的保育院的女教师对我发牢骚:“这些孩子真难对付,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原来,孩子们在玩耍的时候,打碎了一只高脚盘子,问他们是谁打碎的,他们回答:“我们大家。”我长久地向这位女教员解释,说恰恰相反,这里没有任何无政府主义。我说了半天,可是没能说服她。) 每逢节庆,中学生集合在大礼堂里,墙上悬挂着四位皇帝的肖像和一些刻有荣获奖章的学生的名字的大理石碑。当时的中学校长是捷克人约瑟夫·奥斯瓦尔多维奇·戈布札;他指着石牌对我们说,第一中学曾培养出以后成为国民教育部部长的博戈列波夫。我们很少见到戈布札,叫人害怕的是学监科罗布金。 我总是怀着眷恋之情回想起中学的更衣室:这是我们的俱乐部。督学常出其不意地去瞧瞧四个低年级的更衣室,把藏在里面的懒学生轰出来,可是当我升到五年级的时候,我们的更衣室得到了宪法保障,里面甚至允许吸烟。墙上涂满了猥亵的图画和打油诗:“你们快走开,黑夜尚未来……”在低年级的更衣室里,孩子们相互交换着钢笔头或邮票,留班生们(大家叫他们堪察加人)赌咒发誓说,他们能随意出入妓院。在高年级学生的更衣室里,大家谈论着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的短篇《在雾中》,谈论着阿姆菲捷阿特罗夫的揭露报导、颓废派、“奥蒙”剧院的歌女们和许多别的事。 不过,我在高班的时间并不长,而且我的回忆主要是跟三、四年级有关。在午间休息的时候,我们飞快地跑进食堂;一个人仓促地念过祈祷文后,就开始了市场交易:用胡萝卜馅饼去换煎白菜肉卷,或是用肉丸子调换大米馅饼。我们把食堂服务员叫做“阿尔乔姆—拖鼻涕的火鸡”。 约有两年时间,赌博广为流行:学生们押五戈比的赌注,看哪一位教员先从休息室里走出来。两个“堪察加人”负责管理赌金。有些老师经常走在前面,不过很难靠他们赢到十戈比以上,我还记得,有人下了德国老师谢金格逊的赌注,结果赢了差不多两卢布,他常常是最后一个站起来,可是这次却突然走在前面。(我曾在勃留索夫的回忆录中读到,早在1889年,克赖曼的中学里就有这种赌博。) 在课程中,我最喜欢的是俄语和历史;我跟数学总是缺少缘分,而对拉丁文,不知为什么那样憎恨。语言课由爱好逗笑的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索科洛夫任教;每逢他叫我上黑板答写的时候,总要说:“喂,骟马爱伦……”我当时并不知道骟马是什么意思,也就不感到生气。大约到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由复述老师讲的课文转为自己做作文了,虽说我是个懒家伙,可是我偏偏爱上了作文。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又是夸我,又是骂我:“在课堂上不听讲,只顾写自己的,你会由于这种谬论而被赶出校门的,那时你就只好去当鞋匠了。” 遗憾的是,我现在已经无法查考,当时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为什么骂我,我学生时代的作文里究竟有些什么违禁的地方。可是当我成为作家之后的连续50年中,批评家们总是一再重复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话:“不听教训,只顾写自己的……” 当我把填有坏分数的分数册带回家的时候,父亲骂我是二流子,说我总有一天会被学校赶出来,那么只有进克赖曼的中学了,这个学校是以收留被开除的学生著称的。后来,父亲已经不再用克赖曼这个名字来威胁我了,而是跟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一样,简简单单地作出预言:“你只好去当鞋匠。”我一生从事过多种工作,其中不愉快的居多,可是修理皮鞋的手艺,我却始终没有学过。 在低年级的时候,我十分喜爱希腊神话。后来,博物学教师科鲁伯,一个有见地的生气勃勃的人,认为我是一个好学生。我对历史的兴趣一直没有冷淡下来,只不过到四年级的时候,使我感兴趣的已不是希腊女神,而是更为接近现代的过去。我曾写过一篇作文,谈到农民的解放不应该自上而下,而应从下面发动起来,于是校长就把父亲请了去。 三年级时,我当了手抄刊物《新光》的编辑。这个刊物是瞒着教员创办的,虽然刊物上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些议论自由的诗歌,和一些描写学校生活的短篇小说而已。 我每天上学都要经过普列奇斯坚斯克大街。有两座房子很早就引起了我的兴趣:阿尔谢尼耶娃的女子中学和“荣获圣叶卡捷琳娜勋章的切尔科娃夫人贵族女子学院”。我升到四年级之后,觉得自己是一个大人了,于是就爱上了各种类型的中学女生,每天最后一堂课还没下课,我就溜走了,在大门口等着一个小姑娘,替她拿着整 齐地包在漆布里的书。我还熟悉其他的女子中学,例如坐落在阿尔巴特街上的阿尔费罗娃女子中学和基斯洛夫卡的布留霍年科女子中学。 中学对面的大教堂近旁,有一座绝妙的小花园,我们就在那儿散步,跟女学生们决定约会的时间,争风吃醋和装扮成一幅毕巧林(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的主人公)的模样。 当我升到五年级的时候,我撕下了帽徽上标志着我们中学的数字“Ⅰ”——当时所有“有觉悟的”人都是这么做的。我们穿短上衣像穿制服上衣一样,套在斜领衬衫外面。我们尽量模仿大学生:漫不经心的衣着,玩世不恭的神情,指手画脚地议论读过的书籍。 某些中学生是唯美主义者,他们蔑视纳德松和阿普赫金的诗,当时这些诗使小姑娘爱得入迷,而这些中学生竟使自己的对象吃惊地在纪念册上写着:“啊,是的,女人们,我来号召你们。”也有一些纨袴子弟、过早地过着放荡生活的公子哥儿、世纪初的“阿飞”,他们头戴硕大无比的天蓝色制帽,谈论赛马、歌女、舞会,吹嘘他们昨天在舞会上喝了法国甜酒,后来就……至于后来究竟怎么样,只有吹牛大王的密友才听得到。 在圆柱大厅里,我往往回忆起我第一次前去的情景。当时人们称它为“贵族俱乐部大厅”。我是去参加“为莫斯科第一中学贫苦学生募捐”的晚会的。一开头,夏里亚宾唱了《跳蚤之歌》。高年级的中学生们对此无动于衷,他们说,夏里亚宾老唱《跳蚤之歌》,可我当时还是二年级学生,因此异常兴奋地不断模仿着:“哈哈,跳蚤!”随后舞会开始了。我也试着学跳舞,我知道,有几十种最复杂的舞式:溜冰舞、西班牙舞、匈牙利舞、玛祖卡舞、蜜侬舞、沙康舞等等;但我总是搞乱了步法,而且最主要的是老踩舞伴的脚。我不想在“贵族俱乐部”里丢丑,便走上大厅上的敞廊。在那里,我突然看见级任教员的助手,我习惯地站了起来,高声向他问好。级任教员的助手正在向一位胖小姐大献殷勤,因此对我颇为生气。 我在四年级的时候,曾和同学们一同去邀请演员来参加慈善音乐会。我们去过著名女歌唱家涅日丹诺娃的家。我紧握着白手套,由于不善交际而窘困万状。我的同学们比我勇敢得多。 我们班上有一位“大社交家”——德鲁茨科伊公爵,他是跳舞能手,善于与姑娘们交谈。我在13岁的时候十分嫉妒他,可是一年以后就对他失去了兴趣。我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政治经济学的小册子、《萌芽》,尽力用低音说话,而且在普列奇斯坚斯克大街上向声乐教员的女儿娜佳·佐里娜证明,爱情能鼓舞为自由献身的英雄。 在从学校到家这一段路途中,我所伴送的姑娘经常更换,因为在14岁的年纪上,我并没有受忠贞不渝的约束。有时我也邀请她们上奥斯托任卡的佩列温糖果店去,那儿的点心三戈比一块。在我眼中,这些女孩子都不是人间的生灵,可是她们的胃口却不坏,于是有一次我不得不把制帽留给老板做抵押。 我们当时住在奥斯托任卡的萨维奥洛夫胡同。寓所相当宽敞,我独自一间房。我要求父母亲到我房间来的时候必须敲敲门。母亲听从了我的话,可是父亲却嘲笑我的鬼把戏。 我在奥斯托任卡的文具店里买了一些印有几乎是裸体的歌女照片的美术明信片:我虽然认为应该少想些女人,但是我仍不免过多地想到她们。我还记得著名美人娜塔莎·特鲁哈诺娃的照片,她使我爱得发狂。25年以后,我在巴黎认识了过去驻法国的武官,我国商务代表处的职员阿·阿·伊格纳季耶夫;恰巧他的妻子就是那个我在少年时代曾为之倾倒的娜塔莎。我把那张旧明信片的故事讲给她听,我的话使她哈哈大笑起来。 我的初恋发生在不久以后——1907年的秋天,那时我已被中学赶出来了。这个女学生的名字叫娜佳。她的哥哥谢尔盖·别洛博罗多夫是布尔什维克。娜佳的父亲正在读《莫斯科新闻》,他恶意地瞟了我一眼,因为在他看来,我是个革命者,又是犹太人,对天真无知的娜佳肯定没安好心。我很少去找她,通常我们只在街上,在扎恰季耶夫胡同见面。几乎每天我们都相互写着长长的情书,信里有对我们的关系所做的心理分析,有责备,有海誓山盟,这些情书既带醋意,又有激情,还含有哲学情调。我们当时只有16岁左右,所以很明显,双方都不仅仅是被对方所吸引,更重要的还是被那正在展开的生活的模糊预感吸引住了。 我回到中学。结识了几个高班生。从他们那儿,我初次听见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和许多对我非常重要而且急剧地破坏了我的生活的东西。 暴风雨般的1905年来临了。大学的神学讲堂变成了集会场所。我常到那儿去。在教室里,工人们和学生们并排坐着。我们高唱《马赛曲》和《华沙革命歌》。高等女校的学生散发传单。人们传递着大帽子,帽里放着“捐助武器”的字条。 我走在苔藓大街上。大学生的制帽突然像秋天落叶一般在空中飞舞起来。有人高叫了一声:“志愿者来啊!”所有的人都朝大学的院子奔去,开始筑起防御街垒。我们十个人一组,我用粉笔把组号写在制服大衣上。我们把石头搬上去,放在讲堂里:如果敌人冲进来的话,我们就把石头朝他们扔过去。我们烧起了篝火;吃着香肠三明治,一直唱到天明:“朋友们,要勇敢,在力量悬殊的战斗中不要气馁!……”我当年还不满15岁,所以不难理解,我始终是朝气蓬勃的。 我还记得鲍曼的葬礼。我们从墓地回来的时候,响起了阵阵枪声。我还记得戴着一只耳环、手执马鞭的哥萨克。我还记得12月: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鲜血映着白雪的日子。我帮助人们在库德林广场旁筑起街垒。我永不会忘却那个圣诞节——歌声、叫喊声和射击声消逝以后沉闷而可怕的寂静。普列斯尼亚已成为黑压压的一片废墟。谢苗诺夫军团的士兵的靴子践踏着白雪,白雪哀怨地发出沙沙声。度过圣诞节假期回到中学以后,我漫不经心地打量着一切,想着自己的心事:必须找到地下组织——重大的战斗还在前面。 我在中学度过的这一年,仿佛不知道还有作业、听讲、分数的存在:我所做的只有一件事——比较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的纲领。社会革命党是浪漫主义的:武装起义的工人战斗队,恐怖手段,个人的作用。但是我觉得他们过于浪漫了,因为我想起了哈莫夫啤酒酿造厂的工人们,于是我倾向于布尔什维克,倾向于不浪漫的浪漫主义。我已阅读过列宁的文章,了解孟什维克的温和中庸近似我的父亲。我经常默默重复一个词:“正义。”这是一个非常生硬的词,有时冷得像数九寒天的金属,但当时我觉得它热烈、可爱而亲切。 有一天,我跟父亲争执起来;原来,他也不听孟什维克的言论,他喜欢立宪民主党。我对他解释了好半天,说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他说:“也许你是对的……可是最要紧的是容忍。”对于一个头上有着一撮粗硬的额发、心中怀着抛掷掉那沉重死板的巨石的夙愿的15岁男孩子,是很难用容忍去打动的。“全或无!”——这是易卜生的剧本中的一个人物说的话,我把它当作座右铭记在自己的札记本上,虽然我一向藐视诗歌,但我仍不时重复阿·康·托尔斯泰的诗句: 要爱,就得不顾一切地爱, 要威胁,就得认真地威胁…… 左:1902年的夏里亚宾。 中:娜塔莎·特鲁哈诺娃。 右:1905年莫斯科库德林广场的街垒。 1906年确定了我的命运。这是喧嚣而又艰苦的一年:革命的浪潮依然汹涌澎湃,但是落潮也开始了。有些人满怀忧伤,有些人带着欢乐,他们都说暴风雨已经过去;喀琅施塔得和斯韦亚堡的水兵起义只不过是惊雷的最后几声轰响。中学生平静下来,回到教科书前:再也没有大学里的集会、游行和街垒。这一年我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组织,不久便和中学永别了。 1958年,我的同窗瓦夏·克拉舍宁尼科夫医生找到了我。人到老年就会怀念那早已淡忘了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朋友们。克拉舍宁尼科夫决定召集我们所有尚在人世、散居在莫斯科的同学们聚会一次。我们在“布拉格”饭店晚餐,五个现在称之为“年已迟暮”的公民,聚在一起追忆当年在学校里的恶作剧、教员和姑娘们。 饭店的大厅里渐渐拥挤起来;我背着大厅,所以看不见进来的人;突然我回过头去,吃了一惊——四周全是浓妆艳抹、披头散发的姑娘们和穿着格子上衣、烫着头发的小伙子,他们都是从前那些头戴天蓝制帽的中学生和“阔少派头”的大学生的直接继承人。他们翩翩起舞,当乐声停止,大厅暂呈寂静的时候,只有坐在最边上的桌旁的五个老头儿尚在开怀畅谈。 我不明白,为什么命运要跟我们开这么一个残酷的玩笑:我们竟在“阿飞”聚集的地方会面。这种人,真的,并不很多。而我们是世纪初最平凡的中学生,我们,正和所有偶然幸存的人们一样,而且并不像老头子般喃喃抱怨,而是怀着柔情和信任,在这个夜晚谈起我们时代的青年们。 “为什么你当时不喜欢瓦利亚·科兹林斯卡娅?”克拉舍宁尼科夫问我,“大家都爱她……”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也许由于我当时倾心于娜佳·别洛博罗多娃,也许因为我专心致志于未来:那时有一个当了工人战斗队员的大学生德米特里来找我,他教给我和我的伙伴们使用手枪,这件事使母亲胆战心惊。 左:1905年10月20日鲍曼的葬礼。 中:娜佳·别洛博罗多娃。 右:1906年的伊利亚·爱伦堡。
人·岁月·生活(全三册)——中学时代
书名: 人·岁月·生活(全三册)
作者: [俄] 伊利亚·爱伦堡
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
副标题: 爱伦堡回忆录
译者: 冯江南 | 秦顺新
出版年: 1999-10
页数: 411;496;50
定价: 88.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8064557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