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岁月·生活（全三册）——1916年记事

我给《交易所公报》寄去了几封充满愤怒的信：为什么我的战地通讯发表时被改得面目全非?信是无济于事的。我继续撰写通讯报道，而对别人把我的文章的棱角磨光、甚至有时填进去一些同我格格不入的思想也逐渐习以为常了。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大家对一切都习惯了；这是最可怕的。 在皮卡尔迪一个名叫阿尔贝的小城里，有一所被破坏了一半的房子，里面住着一个酒馆的老板娘和她的四个孩子。她对炮弹已不再注意，而对葡萄酒涨价却抱怨不已——100公升要卖160法郎。她很会做买卖——涨了价的葡萄酒士兵们也要喝。她的孩子们还以为，人们从来就是在枪林弹雨下生活的。 在英国炮兵连旁边有一座磨房；当然，它已停工了，但是磨房的主人——一个老头子却还留在他的小房子里。德国人时常射击炮兵连，但老头子却只惦记着一件事：他担心士兵们会把面粉袋偷光或把它们弄脏。 在兰斯市的地下室里，日常的生活还在进行：在一个地下室里印行着《东方信使报》，在另一个地下室里有一所学校，在第三个地下室里有一家理发馆。 战前在法国的小城里必定都有一个公告员——市政管理局的一个职员，他敲着鼓跑遍全城街道，吆喝着：谁家走失了一条狗，某人丢失了一只皮包。当时还没有无线电收音机，关于总动员的消息法国人就是从这些“传令官”口中听到的。我曾在贡比涅看到一个敲鼓的老头子；尽管城里落下了炮弹，他依然嘶声哑气地喊着说，一位太太丢了一枚胸针，拾得者定有酬谢。 战壕里的生活尽管恶劣已极，但依然是生活：等待信件、捉虱子、骂军官、说些猥亵下流的笑话；然后就是死。 英国士兵每天必得刮脸：死归死，不刮脸可不成。 有一次我在兰斯附近向一名正在一幢奇迹般被保存下来的小房子旁边从容不迫地干活的法国士兵打听，能不能继续往前走——德国人会不会射击路上的行人。他回答说他不知道——他又不是在前线上，他是来这里同他的妻子在这幢房子里度6天假期的。 一群殖民地部队的士兵在一个村子里找到了一个远远超过了四十岁的女人；他们非常兴奋地喊叫着；小屋子旁边排上了一条长长的队。司令部为士兵们开办妓院。在马利亚的军营里有所谓“法兰西日”，“比利时日”。 这个冬天空前寒冷，塞纳河冰封了。没有煤。人们都冻坏了。政府强调节约；决定一个星期有两天禁止吃甜点心；先前在高价餐厅里可以吃到冷盘、白菜汤、鱼，但在这以后就只有一盘肉食了——或者是煎牛排，或者是鸭块——有什么办法，这是战争的第三个年头啊!……专做妇女时装的裁缝仍同往常一样操纵着新的时装样式：短裙子，像士兵帽似的小帽，浅蓝的保护色的衣服。报纸上登着香水、安眠药和为残废者装配假肢义眼的广告。报上说，禁欲主义对法国人是不适用的，它是软弱的象征，但法兰西坚信能够胜利。影院场场客满；每周都要放映一套新的《纽约时代》。 一天我同迪埃戈·里维拉在一家小影院的银幕上看见一个我不熟悉的男演员。他摔盘打碗，还把油漆往漂亮女人身上乱涂。我们和别人一同大笑不止；但当我们走出影院大厅以后，我却对迪埃戈说，我感到可怕：这个戴着圆顶礼帽的逗人发笑的小人物把生活中的一切荒谬怪诞都暴露无遗了。迪埃戈回答说：“是啊，这是个悲剧演员……”我们叫毕加索务必去看看沙尔洛(这是人们对当时还没有出名的查尔斯·卓别林的称呼)的影片。 画家们还在“洛东达”里继续议论立体主义。在陆军参谋部里一个忧郁的大尉坐在一堆照片前面。我第一次看见从空中拍摄的地面照片：这太像麦尚杰或格雷兹的画了。(1948年，毕加索飞到弗罗茨瓦夫来，他笑着对我说：“从上面看，世界就像我的某些油画……”) 在英军前线“基督教青年会”的营房里可以领到夹肉面包；那里每个星期天早晨都要做礼拜，晚上放电影。墙上挂着有教训意义的标语：叫人们热爱上帝，宣传戒酒的好处，提醒人们别染上花柳病。 人人都变得迷信起来；很少有人敢用一根火柴给三个人点烟。慈悲为怀的太太们决不错失良机：他们把绣有卢尔德圣母像的护身香囊塞给即将开赴前沿阵地的士兵们。士兵们乐意地收下了，但有谁知道它们灵不灵呢?……(一个塞内加尔人送给我一个护身符，并说它比任何护身香囊都好；这是几颗牙齿——我不知道它们是一个德国人的还是一个法国人的。) 下级军官惩治塞内加尔人是为了吓唬他们。黑人被派去送死。塞内加尔人咳嗽、生病，他们不知道自己将在哪里和为什么被人杀死。印度支那的居民，那些被运到战争工厂里来的神秘而矮小的人们，忧郁地沉默着。在那些年代里，一纸早已要求支付的账单是用鲜血来偿还的。 1916年似乎是流血最多的一年：索姆，凡尔登。巴黎城内每走一步都能看到满面泪痕的女人。士兵们死守阵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我曾读过彭加勒的日记。下面就是有关凡尔登保卫战期间的一段记载：“克列孟梭认为今后发生内阁危机的可能性大概已经很小了，便向我展开猛烈攻击……资产阶级发现白里安过于屈从反对霞飞的势力……努兰斯野心勃勃，为反对托马的极端派造成了有利的局面……白里安一句话就宽容了克列孟梭……” 外国记者渴望得到能轰动一时的新闻，他们千方百计地设法结识加利耶尼的勤务兵、霞飞的汽车司机、白里安的女仆；在空闲的时候，他们追法国女人，企图用美国糖果赢得她们的欢心。大家都骂书刊检察机关。巴尔吉尼喜气洋洋：他观看了一个间谍被处死的情形；他激动而又赞赏地说：“这个恶棍镇静极了!”在巴黎的时候我常去新闻大厦。米洛什漫不经心地向我解释说，进攻由于气候恶劣而暂时停止了；他大概在想，人是注定要死的。 我就在这个新闻大厦里领取公报；公报上老是谈论着“正在增长的物资”。人在逐渐减少，大炮和飞机却愈来愈多。坦克的密集冲锋开始了。社会党议员布拉克告诉我说，议会委员会正在审理一桩同军火供应有瓜葛的丢脸的案件。人们从来没有像在那些日子里那样快的暴富起来。战争是一个巨大的企业。当时我就开始构思《胡利奥·胡列尼托》——要是能写一部描写一家规模巨大、专司杀人的企业的小说，那倒不坏。在长篇小说里，我把它称为“库利先生的企业”。 (在我的这本书里，胡利奥·胡列尼托发明了一种能成批杀人的工具。对于这个发明本身，我写得很不清楚，我承认，“由于我天生对物理和数学脑筋迟钝，因而一窍不通。”胡列尼托建议库利先生采用大规模杀人武器，但是库利先生回答说：“我请求您，亲爱的朋友，暂时不要对任何人谈起您的发明。要知道，如果能够这么轻而易举地把人杀死，战争再过两个星期就会结束，而我整个复杂的企业也就要毁灭了。但我的祖国才刚开始准备打仗呢。” 接下去我写道，库利先生向我解释说：“用法国人的刺刀就能彻底击溃德国人，胡列尼托的把戏最好是留下来对付日本人。”日本人常常问我，为什么在1921年，当日本还是美国的盟国时，我就写道美国人将在日本人身上试验新式杀人武器。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为什么在1919年，当时距卢瑟福、约里奥-居里和费密的发现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而安德烈·别雷就已写道： 世界在居里的试验中爆炸 一枚原子弹破裂为 一束束电子 一场无形的大屠杀…… 也许这种失言和作家的天性有关?) 我曾说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草稿；但是任何人都不会把这个草稿称为孩子的咿呀学语。毒瓦斯的袭击正在进行(莱热就是它的牺牲者之一)。面部被火焰喷射器烧灼得丑陋不堪的残废者被禁止走出医院：他们太叫人害怕了。下面是我写的一段关于1916年的记事： “德国人在皮卡尔迪后退了40至50公里。到处都是一种景象——被焚毁的城市、乡村以及孤零零的房舍。这不是士兵们的暴行；原来曾下过一道命令，于是工兵们便骑着自行车走遍了撤出的地区。这是一片荒漠。巴波姆、绍尼、讷尔和阿姆四个城市被焚毁了。据说德军司令部曾决定长期毁灭法国。皮卡尔迪以产梨和李子出名。所有的果园都被砍伐一空。我在绍恩镇最初还很高兴：种在道路两旁的梨树未被砍倒。但当我走到树木跟前，我才看见，它们的根部都已被锯断，总数在200株以上。法国士兵骂不绝口，有一个眼里还噙着眼泪。” 只有一个细节表现了这个时代的特征：骑自行车的工兵…… 1943年秋天，在处于被我军解放前夕的格卢霍夫市附近，我看见一座果园，园里尽是根部被整整齐齐锯断的苹果树；枝叶犹绿，硕果盈枝。我国士兵也像法国人在绍恩时那样骂不绝口。 这不是作家的一篇小说，也不是一篇关于德国军国主义本性的文章，它只不过是一生中的两天而已。 在战争初期，德国士兵焚毁了他们短期占领的小城热尔别维列(在南锡市附近)。我来到该城的时候，居民们都在地窖、窑洞里栖身。据他们说：500所房子剩下了20所；100人被枪决。为什么?这谁也不清楚。为什么在显利斯或亚眠，士兵们一进城就动手屠杀居民?1916年我曾看到一张德国人处决人质的告示；过了四分之一世纪，这种告示重又出现在法国城市里的墙壁上…… 据说希特勒有许多新发明；不对，他只不过学会了许多东西，大规模加以运用。我曾在一篇特写里援引了圣昆廷区奥林镇德军卫戍司令部的一纸命令的全文：为了收割庄稼，郊区15个村子的全体居民(包括15岁以上的儿童)必须从清晨四点钟一直工作到晚八点。卫戍司令部预先警告说，“不出工的男女老幼一律打20棍以示惩罚”。 1910年我从静静的布吕赫城来到静静的伊珀尔城；那里有一个由一些精美的塑像装饰起来的中世纪市场，它是硕果仅存的少数世俗的哥特式建筑之一。1916年我又来到了这个城市；它遭受了德国人的炮击。在市场的旧址我看见了一片瓦砾；只有一个偶然保全下来的石头女人还在微笑。居民早已撤退，而士兵们则住在地窖里或窑洞里。在市场的废墟前我看见两名英国兵；他们谈论着哥特式建筑，其中一个在小本子上写着什么。 出现了一个叫做“伊珀里特”的新名词——这是人们给德国人在伊珀尔保卫战中首次使用的糜烂性毒气取的外号。 1921年我重又看到了伊珀尔的废墟。窑洞里住着回到城里来的居民。精明能干的人营造了一些简单的木房，上面挂着这样一些招牌：“胜利旅馆”，“同盟者咖啡馆”，“和平餐厅”。成千上万的旅客前来参观废墟。没有腿的、瞎了眼的残废者兜售着印有这座被摧毁的城市的外观的明信片。 后来伊珀尔城又重建了，然而一次新的大战却开始了。 法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的阿拉斯一连被炮火轰击了两年。市政管理局的塔楼上有一头金狮，它是自由的捍卫者。塔楼倒塌了；士兵们拾起金狮，把它送到巴黎。阿拉斯后来又重建了；但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颗炸弹就落到城中。这很像白色小公牛的故事或地狱里的西绪福斯的神话(西绪福斯是希腊神话中科林斯城的国王，因生前犯罪，死后受到惩罚。在地狱里，他被迫把一块巨石推上山，刚到山顶，巨石就坠下来，坠而复推，推而复坠，永无止息)。 少尉让-里沙尔·布洛克写信对他的妻子说，这次战争该是最后的一次了。他在信中不断向妻子探询孩子们的情况，他的幼女弗朗索瓦莎当时只有三岁。1945年德国人在汉堡杀害了弗朗索瓦莎(“弗朗斯”)。 在我现在所叙述的1916年，没有一个士兵能够想象下一天该怎么过；而且所有的人都认为战争是永恒的。在意大利前线的战壕里蹲着年轻的海明威；我们可以从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中知道他当时的思想。在对面奥匈帝国的战壕里蹲着马特·扎尔卡。海明威和卢卡奇将军(西班牙人对马特·扎尔卡的称呼)于1937年在马德里附近第十二国际纵队的指挥所里相见了。“战争永远是一桩无比龌龊的勾当。”卢卡奇将军看着地图温厚地说；海明威仔细向他探问帕拉西奥·伊巴拉的战斗情况。 旅馆老板回来休假了；我们热烈地接吻。他说，士兵们已精疲力竭，痛恨政治家和投机商人，不相信报纸。“但这有什么办法呢?”他一再地说，“我们距德国佬只有200公尺。当然，他们的士兵过得也很糟，但是将军在发号施令。我看见他们把皮隆那毁了……” 我读着拉宾斯基给我拿来的报纸；报上说，战争仅仅对资本家们有利。这一点就是没有报纸我也知道：周围的谎言、虚伪和暴行实在太多了。我记得在内容纯正的《画报》杂志上刊登过一幅漫画——一个戴着圆顶礼帽的胖子在听到“和平”这个字眼的时候哭哭啼啼地说：“我一天提供四千颗炮弹，你们想叫我破产……”是的，在1916年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是背后不仅有戴圆顶礼帽的胖子，而且还有法兰西，还有那拥有爬满了淡紫色紫藤的墙壁的宁静城市。而德国人却在努瓦荣……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每年都在死去；连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未曾见过的一代人正在踏入人生。我们正在结束自己的一生——我指的是年岁和我相同的人们；我们是什么都不会忘却的。近15年来，我为一件事几乎付出了我的全部精力和时间：保卫和平。我写这部书的时间总是在两次旅行之间，常常把尚未写完的一章搁置下来。朋友们有时候说我干的是蠢事，说我本可以坐下来再写一部长篇小说。不过世界上的长篇小说已经很多了……我回忆起1916年——回忆起我们的软弱和绝望。我渴望能做一点有助于保卫和平的工作，哪怕这个工作是极其微不足道的!……我要把笛卡儿的话颠倒过来：对于生活的目的、对于生活的理解，可以作各种各样的思索，但是为了思索，就必须存在。我看见窗外有一个男孩子；他的脸异常严肃；他穿着一双硕大的毡靴；尽管雪已变成灰色的了，他却还在用这最后的四月的雪塑造着什么。这个笛卡儿不过只有八岁，但是他正在思索着什么。他想的大概是我们还不曾认真思索过的。只是不要让他被人杀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