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岁月·生活（全三册）——神秘可怕的萨温科夫

我回到了巴黎；起初我感到自己很幸福：在从前线回来以后，有着咖啡馆的凉台、绿色的法国梧桐和无忧无虑的姑娘们的蒙帕纳斯大街宛如一座天堂。我在咖啡馆的桌旁坐下——那里有许多画家、诗人；他们在谈佳吉列夫订购毕加索画的布景，谈保罗·克洛代尔的新作，还谈别的什么事。于是我突然感到烦恼起来：这不是生活，而是低劣的仿制品。真正的生活留在我从那里前来的那个地方了——它在躲避排炮的射击，在该死的铁丝网间溜达，隐藏在地下，但这毕竟是生活…… 我试图研究自己的感情，了解自己——莫非我喝了一口曾使许多人晕头转向的那种酒精吗?好像不是……我觉得战争是一种罪行；同时我的全副精神又贯注在战争上。这一切都是千头万绪、难以理解的；我不去想它了。我陷入绝望之中。我突然开始想到上帝——不是宗教的上帝，而是我自己的上帝，他时而凶残，时而疯癫。我写了一些诗，在给勃留索夫的一封信中，我称这些诗描写的是“卑鄙行为”。现在，每当我想到我的以往，我总觉得从1914年到1919年的那几年是最艰苦的：我想获得契诃夫所写的那种“总的思想”，而我连对明天该怎么过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后来我终于摆脱了迷惘，即使不是走上了大路，也是走到了树林的边缘；而且我也不像过去那样过于敏感了——一个人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长上一层厚甲；许多人在青年时代写诗、打算自杀，这并不是偶然的。 女画家尚塔尔企图帮助我。她是一个工人的女儿，在一所师范专科学校读过书，醉心于绘画。她也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但是她牢牢地站在地面上。她看见我那副灰心绝望的样子，便谈起黑豆幼芽的芳香，谈起绷在木框上的画布，谈起外面已是春天，而我们俩都很年轻。我回答说“是啊”；然后我就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去写那些关于世界末日的诗。 夏天卡佳邀我到法国南部的艾兹去休息，她同她的丈夫吉·伊·索罗金和我的女儿伊琳娜一同住在那里。吉洪·伊万诺维奇从前线回来成了一个残废人；他在读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作品，神情十分忧郁。即使在家务方面，我也竭力想做一个有用的人，我学会了煮通心粉。有一次卡佳到尼斯去了，她求我安排小姑娘躺下睡觉。伊琳娜当时只有五岁。当我开始解她的小连衣裙上纽扣的时候，她很严厉地说：“不是这样……你啥也不会。”这是实情：我真是啥也不会干——既不会工作，又不会写诗，甚至连休息也不会。我回到巴黎后更加心灰意懒了。 马克斯·沃洛申介绍我认识了鲍·维·萨温科夫。我直到那时为止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像他那样神秘可怕的人。他脸上那一对蒙古人的颧骨和时而忧郁、时而又非常严厉的眼睛令人吃惊，他常常闭上两眼，眼皮沉重地耷拉着。他开始光顾“洛东达”；喝一种名叫“马尔”的葡萄烧酒；和其他的“洛东达人”不同，他穿得很端正，看上去像一个法国的中产阶级；他从不摘下头上那顶圆顶礼帽。我还记得他常常喜欢吟诵的诗句： 一个灰溜溜的人戴着圆顶礼帽 一个小狗崽子蹲在拐角…… 鲍里斯·维克托罗维奇是一个出色的讲故事能手；在第一次听他说话的时候，可能会认为他依然是一个进行恐怖活动的战斗队员，明天他就要化妆成一个马车夫去跟踪一个沙皇大臣。实际上萨温科夫已万念俱灰。有一次他对我说，阿泽夫案件把他毁了。直到最后一刻他还把一名奸细误认作英雄。社会革命党人被布尔采夫的揭发所震惊，他们坚决要求进行审查。萨温科夫被激怒了：他不允许诽谤一个无比高尚的人!最后终于举行了会议。阿泽夫眼看自己的事不妙，便说他的家里有足以驳斥诽谤的文件，只需一个钟头他就能把文件拿来。大家一致抗议：不能把他放走；但是萨温科夫坚持说，对于战斗组织最老的成员之一，应该给他一个证实自己清白的机会。阿泽夫走了，不用说，他是一去不回了。 鲍里斯·萨温科夫在1910年侦察事件中的照片。 萨温科夫对一切都不再抱什么希望，他开始写一些平庸的长篇小说，这些作品表明了一个对自己事业已丧失信心的恐怖分子心灵的空虚。鲍里斯·维克托罗维奇认为自己首先是一名战斗队员，即恐怖分子，其次才是一个革命者，这一点始终使我震惊。在战争时期他担任《白日报》的战地记者，撰文论述防御的必要性，赞扬居斯塔夫·爱尔威。但他本人对这一切却感到索然寡味：他依然是一个失业的恐怖分子。 (我曾和一位左翼社会革命党人，暗杀了米尔巴赫伯爵的恐怖分子布柳姆金作过一次奇怪的谈话。他在1921年年初开始拥护苏维埃政权。萨温科夫当时呆在巴黎，支持对苏联的武装干涉。布柳姆金在获悉我要去巴黎之后，便问我是否会见到萨温科夫。我给了他一个否定的回答——我们已分道扬镳了。布柳姆金对我说：“也许您终究会偶然碰到他的，请您问问他，他是怎么看待退出行动的……”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布柳姆金解释说：他对这样一个问题感兴趣，即一个曾暗杀了他的政敌的恐怖分子是应该躲藏起来呢，抑或最好是为这个暗杀行动付出自己的鲜血?毫无疑问，要是他碰到了萨温科夫，他会把他当作一个敌人干掉；同时他又把他看作一个老资格的恐怖分子而尊敬他。对于这种人说来，恐怖手段并不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武器，而是他生活在其中的世界。) 萨温科夫曾叙述他在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等待处死时的情形。往事被失望心情的一线幽光照亮了：他说，死和生一样，也是索然寡味而又平淡无奇的。一名哨兵，后备军士官生西尔伯贝格救了他。 西尔伯贝格被绞死了。鲍里斯·维克托罗维奇娶了他的妹妹。他很喜欢他的小儿子廖瓦，一谈到他，他就会在片刻之间显出一点勃勃的生气。在回忆起很久很久以前的往事——童年、俄罗斯的大自然、他在年纪很轻时曾同卢那察尔斯基和作家阿·马·列米佐夫一起呆过的那个流放地——的时候，他也显得比较开朗。 (我在西班牙内战时期认识了萨温科夫的儿子廖瓦。他在法国当载重汽车的司机，用俄文写一些诗，用法文写一些以工人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阿拉贡曾在《公社》杂志上发表过他的一个短篇小说。廖瓦为参加国际纵队来到西班牙。人们知道他就是“那个萨温科夫”的儿子，并且坚信苹果不会掉在离苹果树很远的地方，便常常派他去佛朗哥军队的后方。廖瓦和他的父亲不同，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他执行战斗任务十分勇敢，受了重伤并得了结核病。他回到法国后一贫如洗 。战争开始后，他参加了游击队，和那些从集中营逃出来的俄国人一同工作。1946年我在巴黎遇见过他；他希望到苏联去。他以后的遭遇我就不得而知了。) 鲍里斯·维克托罗维奇写的那些关于索姆河战役或凡尔登战役的文章，也和他的长篇小说一样，署的是笔名“弗·罗普申”。在长篇小说中他曾说过，他不再相信自我牺牲了；在战地通讯里却正好相反，他谈到士兵们的赫赫战功，谈到战争使人复活。有一次我问他是否相信他所写的，他微微一笑，说我还太年轻。我生气了，说：“那么就应当像狗那样号叫……”他垂下了他那双生铁般的眼皮：“不对，不必号叫。可以再写一篇文章，这您已经学会了。可以喝一杯或两杯马尔酒，只是不要多喝……” 萨温科夫常到马列夫娜(大家都这么称呼女画家沃罗比约娃-斯捷别利斯卡娅)所坐的那张小桌子旁边去坐。她生在高加索，到“洛东达”来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姑娘；她的模样有点异国情调，但是她很天真、追求真理、正直、诚实。萨温科夫喜欢她，但马列夫娜对他却很严厉，叫他“老不要脸的”。 鲍里斯·维克托罗维奇在我看来是战地风景画的一部分，他就像一条狭长的“中间地带”，上面连一根小草也没有，而在铁丝网中间隐约可见一些折断了的步枪、钢盔和没能爬到敌人战壕跟前就阵亡了的士兵的尸体。 我把报纸扔开了：既然全是谎话，还有什么可看的呢?“洛东达”里正在讨论最新消息。杜布瓦截除了一条腿，马尔戈正在集资为他装一条假腿。卢西发疯了；人们在夜里发现她一丝不挂地站在火车头上。生活在继续。 莫迪利亚尼终于来了!他马上要说，所有这一切老早以前就写在诺斯特拉达穆斯的书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