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岁月·生活（全三册）——初次当记者的遭遇

我曾谈过我是怎样成为诗人的——那是出于必然。但我成为一个记者却出于偶然——只不过因为我发了一次火。 战争期间，寄到巴黎来的俄国报刊总是迟到，一下子来十份。别人给我寄来一份《俄国晨报》。有一次我收到一束报纸；我先读完俄国的消息；然后我看到一篇出自一位“本报记者”之手的关于巴黎的文章。读了这篇文章我大为生气。这篇文章的一般化并不使我惊奇：我已经知道，真实情况是必须隐瞒的军事机密，而诸如“直到最后胜利”、“神圣的同盟”、“再也没有贫富之分”、“后方靠前线为生”之类的字句也早已司空见惯，不再会引起注意了。使我生气的是另一点：文章的作者不知道，现在军装的式样已经变了；克列孟梭并没有在《埃弗尔》报上发表文章；被这位记者描写得活灵活现的一家咖啡馆也早已关门。为什么他们要说“本报记者”呢?须知这篇文章是在莫斯科写的!(我很天真，还不知道一份报纸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我到“洛东达”去要了几张纸，便动手描写巴黎的生活。我一连写了几天，牺牲了睡眠时间。(我夜里仍继续在货运站推手推车。)写一篇文章原来并不那么简单；我常常误入歧途；文章写得冗长、伤感，还有点傻气。我动手删改，又变成干巴巴的了。我又重新写过。我好像匆匆忙忙地写了一个星期。最后我终于认为我的特写并不比刊登在报上的那些逊色，于是我就附了一封客客气气的信把它寄到《俄国晨报》去了。没有回音。我断定那位“本报记者”是编者的一个朋友。我自幼就很固执；我并不幻想记者的职业，我只想向《俄国晨报》的编者证明，他的“本报记者”不在法国，我的写作能力也并不亚于这家报纸的撰稿者。看来需要把文章寄往另一家报馆。第一篇特写的主题我觉得已经过时；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另写了一篇，我把它拿去给马克斯·沃洛申看了；他劝我把它寄给《交易所公报》的晚刊，因为那上面的文章写得即使不是比较自由，至少也比较活泼。这份报的名称在我心目中是不光彩的：一个诗人——突然又是《交易所公报》!马克斯开导我说，这并没有什么不体面。有一份最出色的文学刊物叫《法兰西水星》。而水星却是爱嚼舌的人、商人、招摇撞骗者和小偷们的神灵(在法文和欧洲其他文字中，“水星”和罗马神话中的商人的庇护神“墨丘利”是同一个词)。不管他怎么苦口婆心地解释，“交易所”这个词始终使我感到恶心；但我还是把文章寄去了。同时马克斯也给《交易所公报》的编者写了一封介绍信。 不久我便收到一份很长的电报：编辑部通知我说，我的特写刊出了，要我再寄去一些别的，如果可能的话，就以特派记者的身份到前线去一趟；稿费也汇来了。 我邀请了马克斯、里维拉、马列夫娜、尚塔尔；我们在巴吉餐厅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就去找瓦西里耶娃。 我写了一些新的特写，我觉得它们比最初写的一些要好。登着我的文章的那份报纸寄来了。我很恼火，气得马上把它撕了：文章被“修改”了——删去了一些，补充了一些；讽刺的意味消失了，只剩下一堆蜜糖。不论什么样的欺侮，只要是初次经受，它给一个人的影响总是非常奇怪的!后来对它习惯了。他对一切的一切也都习惯了：贫困，监狱，战争。但是在第 一次，即使一个微不足道的侮辱在他看来也是前所未闻的。我一面走一面不停地想：彼得格勒的诗人们大概要瞧不起我了——因为我写了一些关于前夜的诗并在《交易所公报》上发表了一些甜甜蜜蜜的故事……马克斯企图安慰我：报纸又不是一本诗选，而军事书报检察官也根本不必去研究浪漫的讽刺。 我的模样十分难看：夜间的工作，“洛东达”，阅读报纸、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布鲁阿的长篇小说，诗歌，使我成了神经衰弱症患者。不料这时又发生了一桩糊涂透顶的事。 我得了感冒：打喷嚏，出汗；利比昂劝我喝两三杯潘趣酒，对罗木酒他也毫不吝惜。我跑回家去取手帕。一打开柜子，我愣住了——里面都是别人的东西!我细看了一下——也许我跑到别人的房间里去了吧?不是的，桌上放着我的水彩画(我醉心于绘画，在空闲的时候常描绘维永的生活、绞架、士兵、龙、“洛东达”)。我依然决定要取一方手帕，不料手帕里却掉出来一块不熟的煎肉排。一条毛皮围脖也掉到我身上来了。我直奔女主人而去，对她喊道，我疯了：我发生了幻觉。女主人却毫不奇怪，对她的弟弟说(他当时已经学会用法语说话)：“爱米尔，你到警察局去一趟!叫他们马上就来……” 我没有质问女主人为什么要去叫警察，却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去，我也不点灯，开始等待这件事了结。我觉得浑身发冷，脑子里乱成一团。我知道，他们马上就要来捉我并把我送进疯人院去了。 警察开始登记柜子里的东西；我试着问他们，这一切是怎么一回事，但他们只冷冷一笑。在我的一堆破衬衫中出现了一件带花边的女人内衣，一双跳舞用的便鞋，几条领带，几瓶香水，一瓶白兰地和各种各样的小东西。他们登记了很久，讨论着这是什么花边，那是什么毛皮……然后叫我在记录上签字，并说翌日早晨我得到警察局去。我跑去找女主人，但已迟了——她已就寝。我明白，明天我要被捕了——但并不是送进疯人院，而是送去坐牢。要是你在被人搜出了秘密的政治传单之后被送去坐牢，那倒也不坏!但是在我这里搜到的却是不干不净的肉排……我大概毕竟还是疯了——莫迪有一次用印度大麻酚款待我，这大概就是结果!我糊里糊涂地躺着；体温准已猛烈上升。房间里有一股尸臭味。我点上了灯——并没有尸体。臭气更加厉害了。我已决定坐在楼梯上度过这个残夜，不料突然看见一整块圆形的卡梅贝尔干酪——它没有被警察发现，从柜子里掉了出来，滚到床下去了。虽然天气很冷，我还是把窗子敞开了。这就是说，明天就是结局：因偷窃而坐牢。但这或许也还是一个幻觉?…… 女主人一大早就来找我，她一进门就说：“我嘱咐您多少次，叫您别把钥匙留在门上……”在我所住的那一层楼上住着一个俄国人，似乎是个提琴手；他有个女朋友，是个年轻的法国女人，正当她在一家百货商店里把商品塞进自己的手提包的时候，被当场擒获。她把这事通知了她的情人。提琴手想尽快转移先前偷来的赃物，他知道我的房门总是洞开着的，便把一切都塞到我的柜子里去了…… 我在警察局里受了很久的审问和侮辱，他们说，我至少也是一名同谋犯。旅馆女主人救了我——她说她曾看见提琴手走出我的房间。他们把我放了，我就到“洛东达”去把这件事告诉了莫迪利亚尼。他微笑着说：“不久就会把你送到桑特去坐牢的——你想炸毁法国，这是人人皆知的……” 一个星期后我接到警察局的传唤。我开始申诉说，无论是围脖还是肉排，都和我毫无关系。那位官员打断了我的话，他说，他可不喜欢被人愚弄；他对肉排不感兴趣；但是，我和几个支持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先生有往来。有趣的是，一家俄国大报的记者为什么穿着一件破烂的西装，而且还在货运站上工作?顺便问问，阿尔弗列德·克兰茨现在何处?……我不认识什么克兰茨，便问道：“他是画家吗?”官员冷冷一笑：“你们所有的人都是画家……”我明白了，我的事不妙。也许诺斯特拉达穆斯并没有预卜到空军的产生，但是莫迪却是一个真正的诺斯特拉达穆斯，因为他说过，我不久就会因破坏活动而被捕…… 审讯拖了整整一个上午，而结束得却很突然：官员突然看了看表说，到吃午饭的时候啦；最近几天我还要被传讯。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警察局传讯我的原因。在《交易所公报》上刊登了我的一篇描写乐善好施的太太们的特写：我叙述她们在马德伦教堂为一个塞内加尔士兵举行洗礼的情形，那个士兵害怕地问教母：“这不痛吧?……”军事当局生气了，认为文中含有对法国陆军的侮辱。无论《交易所公报》把我的文章修饰得多么委婉，但仍然可以感觉出来，我是憎恨战争的。已决定将我从法国驱逐出去。虽然我是一个侨民，他们还是把这件事通知了俄国大使馆。大使馆参赞谢瓦斯托普洛把这件事告诉了武官。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伊格纳季耶夫被激怒了；他对我一无所知，但是在法国当局的这一举动中看到了对俄国威望的轻视：因为文章是经俄国的战时书报检察机关检查通过并在彼得格勒发表的。出版方面的问题不在伊格纳季耶夫职责范围之内；他正在就协调军事行动和俄国的军火供应等问题同彭加勒、基奇纳谈判；经过他的力争，法国当局终于撤销了驱逐出境的决定。 一两个月以后，当我决定参加外国报刊协会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件事；关于法国当局打算把我驱逐出境的事，是《语言》的记者德米特里耶夫和《新时代》的记者帕夫洛夫斯基(就是那个见过契诃夫并和他通过信的人)告诉我的。 我和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伊格纳季耶夫是在十二年以后的一个文学晚会上认识的：前沙皇政府的外交官伊格纳季耶夫伯爵已成为驻巴黎的商务代表处的一名谦逊的职员——他爱人民，而且相信他们。分派给他的工作并不是他的专长——他协助布置展览馆里的陈列台；他常常被那些比他外行得多的人吆喝。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也是一个出色的讲故事的能手；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每次听他讲故事都对他的才能感到惊讶。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为了招待客人，便束上厨师的围裙，用各种各样的小锅烧制美妙的法国小块焖肉。他和从前的女演员娜塔莎·特鲁哈诺娃心心相印地在一起生活了几乎半个世纪(在沙皇时代，这个婚姻被认为是有失身份的，伯爵为了此事曾受到不少责难)。纳塔利娅·弗拉基米罗夫娜比他多活了几年。尽管是贵族出身，尽管他是在先前的俄国长大成人的，伊格纳季耶夫却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他之接受革命并不是因为它预示了一个强大的俄国的诞生，而是因为它消除了阶层的和阶级的隔阂。 在1945年到1946年间，年轻的军官们常常请求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给他们讲讲沙皇俄国的军官是怎样消遣的：有些人认为，可以仿效的不仅是肩章……伊格纳季耶夫为答复他们的请求，便描述了森严的等级、对士兵的鞭笞、粗鲁无礼和酗酒滋事等等。我记得有一位陆军大尉曾扫兴地说：“他的话像是鼓动员的报告……”而伊格纳季耶夫谈的却是1916年和1946年曾使他激动的那些事。 幸好，他写出了一本回忆录：在历史的长途上布满了峡谷和深渊，因而人们需要那能把一个时代同另一个时代衔接起来的桥梁，即使是一些脆弱的小桥也好。 警察局没有再传讯我。德米特里耶夫把我派到新闻大厦去了；战时书刊检察机关就设在那里；那里还向外国记者供应文件，并组织去前线旅行。在新闻大厦里有一位工作人员，他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就是奥·米洛什。他有一张北方人的脸，说话略带一点外国口音；他生在立陶宛，却用法文写诗。马克斯·雅科布曾对我谈起过他。奥·米洛什是在他去世以后才出名的——他死于1939年，过了不几年，他的全部著作就首次出版了。有时我和米洛什不谈报刊方面的事务，而是谈诗歌，谈未来。他用一双苍白的、仿佛褪了色的眼睛瞧着我，轻声地、平静地说，大概很快就会发明写诗的机器，那时候，会有一个穿着小小短裤的天才男孩子，由于意识到自己永远不能用文字打动任何人，便用他父亲的一条领带上吊了。听到一个有资格教导我的人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感到很奇怪：奥·米洛什可以安安稳稳地从新闻大厦搬到“洛东达”去。 经过三番五次的申请，法国人才让我和一群记者上前线去。特地为我们挑选了一个最安全的地段，引导我们匆匆地穿过战壕，让我们参观大炮；后来我们来到了指挥所，古罗将军在这里招待我们进午餐。所有这一切像是一次游览。(后来我不止一次到前线去，但那些旅行却和第一次不一样。) 索姆河上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那里驻着英国军队。我开始张罗通行证。英国人迟迟不作答复。后来他们终于把我叫到英国军事代表团去，并让我在一份很长的申请书上签字，申请书上说，我答应如不预先送交英国书刊检察机关审查，决不发表任何作品，如果我牺牲了，我的继承人不得向英王陛下政府提出任何要求，我得遵守英国的法律，如有违犯，由英国法院裁决。他们给了我一套英国军装，就把我带到亚眠的郊区去了；在距大本营不远的一所舒适的房子里，住着一群战地记者——有英国人、法国人，还有一位被认为是大记者的意大利人巴尔辛尼。大家每天晚上都喝威士忌；英国人不是说一些幼稚的笑话就是变戏法。没有任何人来打搅我们：我们可以乘顺路的汽车去前沿阵地。我看见了战争。 蹲在巴黎看报，我毕竟想象不出前线的景象——这是一台巨大的机器，正在有计划地杀人。功勋、美德、痛苦，都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死亡是机械式的。 我在加来目睹这种死亡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多么认真。两千三百种汽车零件。数字，到处都是数字。“重型坦克617号零件”，“摩托车1301号驾驶盘”……从澳大利亚运来了公羊，从加拿大运来了面粉，从锡兰运来了茶叶。同样也运来了一队士兵；他们茫然四顾。一座巨大的面包房一昼夜烤20万个面包。士兵们嚼着面包。战争在狼吞虎咽地吃着士兵。 前沿阵地上一无所有——既没有瓦砾堆，也没有树木，即使是被折断了的也没有。光秃秃的褐色土地，一排排整整齐齐的铁丝网；人们在战壕里蠕动着。 在接近前线的公路上，行驶着一些巨型的载重汽车；我第一次看到它们；它们用来往战壕里运送士兵、炮弹、整块的肉，在往回开来的载重汽车上躺着伤兵。调度员挥动着小旗。我之所以要描写这些景象，是因为现在有许多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充满浪漫色彩的…… 我曾这样描述我在1916年看到的第一辆坦克：“在它的身上有一种雄伟而又令人极端厌恶的东西。从前可能存在过一种巨型甲虫，坦克和它们很相像。为了伪装，它被涂得花花绿绿的，它的两侧宛如未来派画家的图画。它像一条毛毛虫那样慢慢地爬着；无论战壕、灌木丛还是铁丝网，都拦它不住。它微微晃动着触须：那是炮和机枪。在它的身上融汇着一种古老的东西和最美国化的东西，一种诺亚方舟和21世纪汽车的结合。里面有人，是12个侏儒，他们天真地认为他们是坦克的主人……”从那时以来，过了不到半个世纪，而我觉得坦克差不多是和火药同时发明的了。现在有一些外交家在谈论裁军的时候常使用“传统武器”这个名词，以区别于核武器，毫无疑问，坦克已变成传统武器了。 战争看来比我想象的要可怕得多：一切都是经过安排和计算的。当然，人蹲在战壕里，他们冲锋陷阵，在战斗中死亡，在战地医院的病床上痉挛，在铁丝网前作临死前的挣扎；这些人大部分是好人，真诚地相信他们正在保卫祖国、自由、人类的尊严；然而他们却不过是一台巨型机器上极小的零件罢了。人们不久就学会了拦阻坦克的方法；而战争仍在慢吞吞地前进，蠕动着耳朵——大炮、机枪——谁都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它拦住。 我明白了，我不仅诞生在19世纪，而且在1916年也还像一个远古的人似的生活着、思考着、感觉着。我也明白了，一个新的世纪正在走来，它是不会闹着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