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岁月·生活（全三册）——应征入伍遭拒绝

荣军院前面的大广场上挤满了人；一队队的意大利人、波兰人、希腊人、西班牙人、罗马尼亚人举着旗帜和标语牌；还有许多俄国人——有的拿着三色旗，有的拿着红旗。第一支军队组成了；如果思索一下志愿兵的命运，可以说，这是一支送死队；但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唱着歌，激昂慷慨地高呼：“打到柏林去!”那几天炎热异常；人们喝着柠檬水，擦擦汗涔涔的脸，重又唱了起来。 我站在报名者行列的末尾，直到傍晚时分才走到一张桌子跟前，桌旁坐着一位大胡子陆军少校。这位军医阴森森地瞧了我一眼，用听筒听了听我的心脏，便叫道：“下一个!”我以为我马上就可以领到一条红色军裤了，但一位中士却骂了我一句：“你怎么啦……不懂法语吗?”原来我已被当成废品了。我不知道军医在我身上到底发现了什么缺陷；可能我在他看来是过于虚弱了——一连三四年用诗歌代替牛肉，那是不可能不受惩罚的。我确信，如果我迟几个月去检查，一定会被认为完全合格：任何商品，包括炮灰在内，一旦供不应求，人们就不再对它吹毛求疵了。 我在人丛中看到许多熟人——有在郭伯廉图书馆碰到过的俄国侨民，也有“洛东达”的老主顾。当时我还不认识维·格·芬克，而他当时准是和我站在同一个队里。 戎装的基斯林晚上到“洛东达”来了。利比昂拥抱了他，并用香槟酒款待大家；我们为胜利干了杯。 吉洪告诉我，他被调往布卢瓦——志愿兵将在那里受训。我很羡慕他：在这样的日子里袖手旁观是再糟不过的事了。我们送别志愿兵，唱着《马赛曲》，“英勇前进，同志们”，还唱一些伤感的小调。 当时无论是在车站、街道还是在咖啡馆，到处一片歌声。战争显然有自己的规律：在最初的几个星期，大家都唱歌、喝酒、啼哭、诅咒，还有搜捕间谍。由于我的姓氏，我曾被警察局数次传讯；每一次都得设法证明，虽然我的确是爱伦堡，但绝不是德国人。流传着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有的说，有一名穿了一件女人连衣裙的德国暗探在把一份秘密计划带出国境时被抓住了；有的说在爱丽舍宫里发现了一名携带照相机的间谍。触目皆是这样的标语：“别乱说!要当心!敌人的耳朵在偷听。” 乳白色的“海市蜃楼”已经幻灭。卡洛尔伯爵被捕了，虽然他反对哈布斯堡王朝。许多人染上了疟疾。人人渴望胜利，并互相保证说，再过几天就能拿下斯特拉斯堡。 城里突然传播开一个不祥的谣言：打败仗了，军队正在溃退，德国人正向巴黎挺进。 傍晚飞来了一架德国飞机——与其说是来进行轰炸，不如说是来吓人的。德国人把它叫做“Taube”——“鸽子”；这个名称比什么都使我感到奇怪——须知和平鸽并不是毕加索想出来的，这是一个极为古老的故事，它谈到大洪水，谈到一只小方舟，还谈到有一只鸽子衔着一枚橄榄枝带给陷入绝境的人们。巴黎人愉快地欢呼：“‘托布’在飞呢!”他们跑到街上，贪婪地仰望着天空——一切都很新鲜…… 富人们的住宅区正在作逃难的准备；一口口大箱子从屋子里抬了出来；女仆们和听差们匆匆忙忙地说：“去尼斯……”“去图卢兹……”“去波……”后来百叶窗关上了，又重归寂静。政府搬往波尔多去了。 “他们漂漂亮亮地把咱们出卖了!”——到处都能听见这句话。有的骂彭加勒，有的骂盖奥，有的骂将军们。战报宛如一首“尚待诠释的古诗”——只有获得了学位的人才能把它们译解出来；但是在战报之外，还有许多情报来源——运回来了伤员，出现了第一批逃兵；他们都说德国人的大炮比咱们多许多，人们张皇失措，阵容大乱。喜欢研究战略的人说，总参谋部干了蠢事——不知为什么把部队全都调往阿尔萨斯，于是左翼就空虚了……… 一个暮夏之夜，炎热而漆黑。我站在“丁香田庄”附近。所有的人都拥到街上来了：士兵们在行进——从南方开往北方，从奥尔良港开往东站。妇女们拥抱他们，哭着，喊着：“上帝保佑!……”刺刀上插着大丽花、翠菊。歌声，眼泪，小小的纸灯笼。我站了一整夜，一整夜都有士兵从我身边走过。不，人们不该惊慌不安，法国人还有许多后备队!……但他们为什么撤退呢?一切都不可理解——无论是战报，歌声，还是眼泪…… 出租汽车不见了——加利耶尼将军把它们征集去，用以往马恩增派援兵；这也是一桩新奇的事儿——当时还没有一个人想到摩托化步兵。技术装备虽然不多，但并非空想：一切都被描绘得那么宏伟、神秘。 一天早晨，女房东的弟弟爱米尔来收拾房间。他虽然是阿尔萨斯人，但并不掩饰自己对法国皇帝的爱。他恨俄国人；他对我说，我什么也不会做，所有的俄国人都是如此，俄国的秩序需要整顿。我笑他年幼无知(他还不满15岁)。这次他差一点举起擦地板的刷子打我，并且幸灾乐祸地说：“德国人已到了莫城!他们明天就要进巴黎了……”我虽然不信他的话，但还是跑出去买了一份报；战报和往常一样暧昧不明，我到“洛东达”去了。利比昂阴沉地坐着，甚至没向我问好。一个熟识的波兰人跑了进来，气喘吁吁地低声说：“他们到了莫城……” 我还记得莫城，我曾同卡佳到那里去过一次，它距巴黎30公里……真见鬼，为什么军医要在我的心脏上挑剔呢?我既能走又能跑。 往后才知道：反攻开始了；诗人夏尔·贝玑在马恩河战役中阵亡；德国人退却了，筑起了防御工事。(后来我见到一个题有“陆军中尉夏尔·贝玑”字样的木十字架，旁边有一个小木桩，上面写着“34”——距巴黎34公里。) 巴黎圣母院常举行隆重的祈祷式。祈祷者呼喊道：“上帝万岁!霞飞万岁!”但在当时有谁会为此发笑呢?也许只有教堂屋顶上那些怪物的雕像，但它们都是石制的，因而只能像它们所应份地那样坐在那里沉思默想。 德国人退得并不远；报纸为打消危险的乐观情绪写道：“要记住，德国人还在努瓦荣。”努瓦荣距巴黎90公里。“德国人在努瓦荣”已成了谈话时的一句开场白，但它渐渐失去了力量——生活占了上风。 我同先前一样阅读着几十份报纸：也许，世界上还有什么人正在思想，因而他就存在着吧?我在寻找作家们的言论。吉卜林、霍普特曼和洛蒂之流的好战言论并不使我惊奇。我嘲笑邓南遮那些要求流血牺牲的矫揉造作的演说。但是连其他的一些人——维尔哈伦、安纳托尔·法朗士、米尔博、威尔斯、托马斯·曼——也都在重复彭加勒或冯·比洛的话。有些报纸开了天窗——被书报检察机关抽去了文章或消息(法国人不知为什么要用一个女人的名字——安娜斯塔霞来称呼书报检察机关)。这些天窗给了我一线希望——还有人知道真情实况，但不能把它说出来。 从那时以来过去了许多年，发生了许多事：法西斯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奥斯威辛，广岛；我在1914年秋的惊慌失措也许显得太幼稚了。但是对于一个直到那时尚未闻到火药味的人说来，第一个被杀死的人给予他的震动，比嗣后战场上的恐怖景象给予他的震动要强烈得多。勃洛克在1911年就写道： 对人生的极端厌恶， 对它的疯狂的爱， 对祖国的激情和憎恨…… 使静脉膨胀、 冲破一切国界的 地上的黑血， 向我们预示前所未闻的激变， 前所未见的动乱…… 我一连几个钟头守在一堆报纸跟前；一切都被谎言、残暴和愚蠢的迷雾蒙蔽起来了。 当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一个草稿。形形色色的政府竞相出版文件汇编——“白皮书”，“黄皮书”，“蓝皮书”——企图证明战争不是他们发动的。德国人一面破坏兰斯市大教堂、阿拉斯市政管理局和伊珀尔的中世纪市场，一面却断言他们不能对这种破坏文物的暴行负责。过了四分之一世纪，轰炸机对艺术史都不屑一顾了。德国人、法国人和俄国人都被虐待战俘的现象所激怒；然而准也想象不到，在下一次大战期间，法西斯分子竟会心安理得地把一切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全部杀害。德国人在美国的报纸上表示愤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军队强迫波兰的犹太人迁移。希姆莱当时只有14岁，他还在撵狗玩，还没有想到组织奥斯威辛或马伊达内克的集中营。1915年4月22日，德国人第一次使用窒息性瓦斯。这对于所有的人都是前所未闻的；而这也确系暴行。但是难道当时我们能够想象什么是原子弹吗?…… (不过，德国的沙文主义者当时即已表示，未来将更令人毛骨悚然。1950年，著名的丹麦细菌学家马德逊教授——当时他已80高龄——告诉了我一桩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值得注意的事。马德逊在丹麦红十字会工作，负责检查从德国寄给在俄国的德国战俘的食品包裹。他在一件包裹中发现了用来传染带角牲畜的杆菌。马德逊补充说，他确信德国最高统帅部和这一细菌战的尝试无关——根据他的意见，这个包裹是一种个人行动。) 我记得，《晨报》曾因报道俄国人距柏林只有五昼夜的行程而遭到人们的讪笑；但大家在这同一张报上读到“歌德的天才同窒息性瓦斯是亲戚”的字句时却不以为怪。一位同志从前线带来一份德文报纸，我在报上读到，俄国人都是“佩彻涅格人”(东南欧突厥系的古民族)；俄国的全部文化都是德国人创造的，它的基本居民只能从事笨重的体力劳动。 有人给了我一本法国男爵夫人米绍写的小册子。她发明了一个新名词“瑞特-波什”(“瑞特”是对犹太人的蔑称；“波什”是法国人对德国人的蔑称)；用她的话来说，主要的“瑞特-波什”就是法兰西的死敌，诗人海涅。男爵夫人还揭发了罗曼·罗兰和格奥尔·布兰代斯。以后不久，这位前线的战士又给我带来一期慕尼黑的报纸，一位记者在报上证明说，同情法国的亚尔马·布兰廷和布拉斯科·伊巴涅斯都是“半犹太人”(布兰廷,1860—1925，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创始人之一；伊巴涅斯，1867—1928，西班牙现实主义作家)。 我恍然大悟，尽管笛卡儿说出了一些十分聪明的思想，但是决定亿万人精神生活的却并不是这些思想。在19世纪的思想中长大的我，夸大了哲学家和诗人的作用；那种在我看来与社会血肉相连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件衣服罢了。弗伦奇式军上衣代替了西服上衣，嗜血成性代替了人道主义，自愿拒绝某种思维代替了笛卡儿的怀疑。 我的邻居，波兰的社会主义者帕维尔·柳德维戈维奇·拉宾斯基，有一次到我那里来，托我把意大利报上的一则简讯翻译出来。(意大利当时还保守中立，因而在意大利的报刊上可以找到许多在法国所不知道的事。)简讯中说，法国总参谋部根据洛林各矿主的请求，已禁止炮轰被德国人占领的矿井。帕维尔·柳德维戈维奇说：“他们不怜惜人，却爱护自己的财物……”他向我解释说，这个消息对于反对战争的俄国社会主义报纸《我们的言论》是有用的。后来他就按期给我送这份报；报上文章的调子使我联想起侨民的集会。帕维尔·柳德维戈维奇说，一切都是欺骗，而资本家是不能长期欺骗人民的。我有时同意他的话，有时也同他争论。战争在我看来是可憎的；矿主，彭加勒，向士兵们分赠香囊的敬神的太太们，后方的一切虚伪和怯懦，我都一概憎恶；但我同时也反复吟咏夏尔·贝玑的诗： 在一场大战中阵亡的人们无比幸福， 他们曾为捍卫故土的四隅而战斗……… 这个“四隅”不允许我始终同意帕维尔·柳德维戈维奇的意见。我很喜欢他；我们成了知己，常在夜间谈心。有时我在他那里遇见著名的孟什维克尤利·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他是一个颇有吸引力的、温柔的、极其正直的人。他的脱离现实和书呆子气使我惊讶。第二国际的瓦解使他一蹶不振，他不停地咳嗽，穿一件破大衣，经常挨冻，而且也和拉宾斯基一样，与其说想极力使我，不如说想使自己相信“报应是不可避免的”(他未必猜得到这将是什么样的报应)。我同弗·亚·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谈过几次；他很激动地说：“欺骗，舞弊，丑行，屠杀——这是他们避免不了的!”——于是摘下眼镜；他的一双近视眼非常和蔼可亲。常到《我们的言论》编辑部去的还有德·扎·马努伊尔斯基和所·阿·洛佐夫斯基。 我不了解所发生的事件，也不了解别的人，甚至连自己也不了解。 让-里沙尔·布洛克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最纯洁的人之一；我同他结识的时间较迟——在20年代——我在后面还要叙述同他的几次会见；现在我只想援引他的话作证。不久前发表了他和罗曼·罗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通信。让-里沙尔在1914年是30岁，他立刻被征入伍，三次负伤。罗曼·罗兰比他大18岁，当时正在日内瓦写论文《超越混战之上》。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个月里，罗曼·罗兰写信给自己这个年轻的朋友说，他不愿不分青红皂白地骂所有的德国人，他珍视欧洲在精神上的统一，如果战争以不分胜负告终，那是再好也没有了。让-里沙尔在自己的信中谈到德国人的兽行，谈到他们的野蛮，坚信这是最后一场战争——一旦战胜了德意志帝国，和平、自由和幸福便将高奏凯歌。大概罗曼·罗兰对所发生的事看得清楚得多，因为他如果不是站在山巅，也是站在大动乱的一边；但是让-里沙尔·布洛克的慌乱不安对我说来却更容易理解。有次我弄到了一份《日内瓦日报》，上面有罗曼·罗兰的一篇文章，我读了以后便高兴起来——好极啦，某地还保存了一位优秀的聪明人，他能把他所想的一切都说出来!但是我也感到，如果巴黎距努瓦荣果真只有90公里，那么中立的瑞士就在另一个行星上了。 (巴比塞在战争开始时所想的和所经历的事件，一如让-里沙尔·布洛克。罗曼·罗兰的作品遭到沙文主义者的攻讦，引起了没有张皇失措的人的同情，但是却没有使任何人动摇。指使巴比塞写作《炮火》的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的沉思默想，而是人们的不幸，他们的愤怒——这种愤怒是在血泊中，在战壕的污秽中产生的；因此这本书对于唤醒千百万人起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