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岁月·生活（全三册）——战争爆发了

1914年的夏天对我说来开始得很好。我写了一些模仿痕迹要比早先少一点的诗(后来我把它们收进《前夜集》)。 这是一个异常晴朗、炎热、暴雨稀少的夏季。万物欣欣向荣。我意外地收到从两个编辑部寄来的钱，并决定到荷兰去——因为用不着考虑冬大衣!无论是伦勃朗的绘画，或是关于那里独特的风土人情的描写，还是戴白色包发帽的和蔼可亲的荷兰女人(“旅行社”里挂有她们的照片)，都在引诱着我。 (现在我想象当时的情况不禁感到惊奇，不填调查表，不用一连几个星期地苦等当局是否准许入境，竟可以到另一个国家去；而“签证”这个字眼我是在战争期间才第一次听见的；早先连护照也不检查——列车驶抵国境时，只有海关职员到车厢里来。) 荷兰是一个宁静的景色如画的国家。女人的包发帽果真都是白的；果真有许多风车的巨翼在旋转；庄稼汉慢条斯理地吸着长长的陶制烟斗；精心照料的乳牛忧郁地嚼着柔嫩的青草，每顿早餐都备有干酪。总而言之，我在巴黎弄到的那本旅行指南没有骗我。 博物馆触目皆是，一天早晨，我多吃了一些夹干酪的面包片，以便不用再吃午饭，然后就动身到一座博物馆去。荷兰的绘画通常被认为是特别现实主义的，据说它们多从日常生活中挑选素材。图画的题材似乎证实了这种见解：肖像画，风俗画的场景，描绘平坦的土地、水和天三者在这个国家里的必然结合的风景画以及静物画。 但是在意大利，博物馆是和它所在的街道分不开的，在那里，艺术已和周围的生活融为一体。而在荷兰，往日的艺术和现实之间的不协调却使我惊异。农民都是道地的实干家；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像一所国立专科学校，平日大家都阅读交易所公报，礼拜天又都去做祷告；海牙附近的海滨浴场挤满了肥胖的太太。博物馆的大厦就矗立在所有这一切之中，伦勃朗的油画挂在那里，一如挂在罗浮宫和埃尔米塔日博物馆里。 我自问这种不协调的原因何在。看来，荷兰的画家们早在三个世纪以前即生活在远比意大利的画家与世隔绝的状态中；为了履行订货合同，为了给所有的人描绘浅易的风俗画，他们便乞灵于绘画技巧。在1914年，“形式主义”一词只适用于“套中人”；但是，按照现在的说法，我却要说，老一辈的荷兰人依我看来就是形式主义者。我钦佩他们，但在离开博物馆的时候，我想的却是自己的事。 所有这一切都与伦勃朗无关：我离不开他，他的不安感染了我。看来他并不和人们隔绝；他的热情使同时代的人感到不安，有时也会把他们惹恼。其他一些17世纪的画家未必喜欢巨商和主教；但是财运亨通的硕腹巨贾却很喜欢画家们的油画，高价收购绘画，用它们来点缀家宅。现在无论是街道、旅馆还是雪茄烟的商标，都竞以伦勃朗的名字命名。而在他生前却并非如此——画家的财产曾被查封，被拍卖，曾有好些年没有一个人用小槌去敲他家的大门。 我沿着运河，在整齐的房舍旁边徘徊，思索着画家的命运，毫不注意来往行人。也许这是由于荷兰的气候所致?不久以前，我读了笛卡儿(1596—1650，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给盖兹·德·巴尔扎克的信。笛卡儿描述了他在荷兰如何打发时光(他在这个国家住了20年)：“我每天都在人丛中徘徊，我所感到的那种自由和享受到的那种休息，和您漫步在您的林荫道上的时候所感到和享受到的一样，而我所遇到的人们对于我也正像您在您的树林里见到的树木一样……”我之所以想到笛卡儿，是因为当时我刚开始读他的作品，思索着怀疑的本质：“我思，故我在。” 这是酷热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在阿姆斯特丹的街道上走着，连行人的面孔也不看一眼；突然发生了一件使我不知所措的事；所有的人都在激动地读着报纸，嗓门比平时要高，在张贴最新消息的烟草铺旁边，聚集了许多人。出了什么事啦?我想知道报上的消息；到处都在反复地说一个字“oorlog”——它既不像德语，又不像法语。起初我决定回旅馆去读笛卡儿，但是我已被一种不安的感觉所支配。我买了一份法文报纸，一看便愣住了；我久未看报，不知世界大事。《晨报》报道，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了，法国和俄国准备在今天宣布全国总动员。英国保持沉默。我感到万物都在崩溃——白色的舒适的小房子，风车，交易所…… 我想兑换一些俄国货币——我有20个卢布；但银行的职员回答我说，从昨天开始只兑换金币了。住旅馆的钱不够用了，我把行李留在那里便向车站跑去。 8月2日的夜里，我抵达最后的一个比利时车站——前面是法国，列车不再前进了。比利时人说，他们的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恪守中立(德国人翌日侵入了比利时)。只得徒步越过边境。天亮了。我们在金黄色的沉甸甸的麦穗间走着，后来进入一片绿色的草原；云雀在歌唱。我的旅伴们都沉默不语。在空荡荡的道路上走过了牛群，乳牛颈上系的小铃铛叮叮当当地响着。最后，远处出现了一个人——这是一名法国哨兵；他不知何故向空中开了一枪，在乡间清晨的宁静中响起的这一枪把我吓了一跳：我恍然大悟，我的一生已裂成了两半。几个士兵不合调地唱着《马赛曲》。迎面走来一群德国的男男女女，带着孩子和沉重的包袱——他们是偷偷溜回德国去的。哨兵有点含糊其辞地——既不是责难，又不是表示冷淡——对我说：“这就是战争!……” 我向身后投去最后的一瞥——看看那一条泛白的空荡荡的路，那一群牛，那个比利时的小村落。我不知道，村子在几天之后将被焚毁，德国的师团将通过这条道路向南方开去，我不知道，这场战争竟会拖得这么长久(大家都说“一个月，或两个月”)，但是我却已有一种天翻地覆之感了。现在我才知道：正如钟声意味着新的一年的开始，埃尔克林附近的一名哨兵漫无目标的一枪意味着一个新的世纪的开始。 我永远记得这个夏日。人们常常谈到初恋在一个人一生中的意义。但这却是第一场真正的战争——无论对于我还是我周围的人们，都是如此。44年——这不是一个短时期；普法战争的参加者当时不是死了，就是老了；年轻人对他们讲的故事付之一笑。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见识过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酝酿了很久，人们对它的难以避免已有了精神准备；法国人在慕尼黑协定的前夜曾看到一次总演习：送别后备队，灯火管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却爆发得很突然——脚下的大地在战栗。过了许多星期，我才回想起《巴黎回声报》曾呼吁归还阿尔萨斯和洛林，回想起当我还在俄国的时候，就曾在许多次集会上痛斥法国和沙皇的联盟——“沙皇预支了炮灰”，回想起一个面包铺的老板曾多次对我说：“我们需要一场漂亮的、真正的战争，那时一切就会井然有序了。”而当我经过德国的时候，我看到了傲慢的德国军官。一切都早有准备，只不过是在一旁准备的，而爆发得却很突然。 一群法国殖民地部队中的士兵把我叫到他们那节加温车里去。(首先我看见一些车厢上写着这样的字：在俄国——“40人，8匹马”，在法国——“36人”，我从来没有去想这指的是什么样的“人”。)车厢里又挤又热。列车走得很慢，常常在会让站停下，等候迎面开来的军用列车。妇女们在车站上送别被征入伍的士兵；许多人在啼哭。有人往车厢里给我们塞进来一些装着一公升红葡萄酒的酒瓶。士兵们抱着瓶子喝，也让我喝。一切都在旋转、打圈圈。士兵们气概轩昂。许多节车厢上都用粉笔写着：“柏林观光团”。 左：法国士兵，爱伦堡1912年的水彩画。 右：1914年在俄罗斯等待火车的伤兵。 法国士兵都穿着可笑的旧军装：蓝制服，鲜红的军裤。战争在人们看来仍像从前战争画画家所描绘的那样：前足高举的战马，山冈上的旗手，一位将军挥动着一只戴白手套的手。人们叙述着大量的故事——有的夸张，有的滑稽。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周产生的流言飞语之多，真是前所未有；当时我不理解这一点，对什么都深信不疑。有的说，法国人占领了梅斯，杀死了1000名德国人，俄国的哥萨克正向柏林疾驰；另一些人断言，似乎德国人侵入了法国，逼近南锡，英国宣布中立，一艘法国巡洋舰被击沉了；沙皇在最后关头同威廉达成了协议。谁都一无所知。法国殖民地部队中的士兵高声谈笑、唱歌，他们有时心慈面善，有时又惹是生非。 巴黎北站像一个屯宿地。人们在月台上吃东西、睡觉、啼哭。 我去找俄国朋友。所有的人都在叫嚷，谁也不听谁的。有一个人反复地说：“法兰西——这是自由，我要为自由而战斗……”另一个沮丧地嘟囔着说：“问题不在沙皇，而在俄国……如果允许——我就去，如果不允许——我就在这里参加志愿军……” 那些日子里发生的事是难以描述的。看来，所有的人都张皇失措。商店关了门。人们在马路上边走边叫：“打到柏林去!打到柏林去!”他们并不是一群小伙子，也不是一帮民族主义者，都不是，而是所有的人——老太婆，大学生，工人，有产者，他们举着旗帜和花束，声嘶力竭地高唱着《马赛曲》。巴黎全城的居民都走出了家门，在街上乱转；有的送行，有的话别，有的尖叫，有的高喊。仿佛人类的大河冲破了堤岸，淹没了世界。当我晚上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以后，同样的叫声仍不停地从窗口传来：“打到柏林去!打到柏林去!” 我手不释卷地守着一堆报纸；我什么消息都看，尽管所有的报道都是千篇一律的：政治色彩消失了。饶勒斯被暗杀了，但他的同志们却写道，必须为反对德国军国主义而战。儒勒·盖得号召战至最后胜利。《社会战争报》号召士兵不从将令，它写道：“这是正义的战争，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粒子弹。”这家报纸的老板艾尔维因此出了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投票拥护军事拨款。贝特曼-霍尔韦格(1856—1921，当时任德意志首相兼普鲁士首相)把比利时恪守中立的协议称作“一张废纸”。比利时国王号召保卫祖国；他有一张和蔼可亲的脸，于是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他的照片。列日市英勇御敌。安纳托尔·法朗士要求上前线——他已70高龄；当然，他留在后方了，但给了他一件士兵的军大衣。托马斯·曼颂扬德军的战绩，他回忆腓特烈大帝：“这是一场全德国的战争。”报纸报道，彼得堡群情激昂。一群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号召侨民报名参加法军当志愿兵：“我们要重现加里波第的雄姿……如果威廉倒台，我们所憎恶的专制制度便将在俄国崩溃……” 我翻阅着《祖国报》，急不可耐地寻找答复。但周围一片喊声、哭声、歌唱声：“前进，祖国的儿子们!……” 我住在蒙帕纳斯林荫道上一所名叫“尼斯”的便宜的小旅馆里。在战争爆发前不久，旅馆老板娶了一个温柔的阿尔萨斯女人；她几乎还是个小姑娘。他在婚后第四天或第五天就被征入伍。他把老房客都找了来(都是俄国侨民)：拉宾斯基、尤·奥·马尔托夫和我——恳求我们帮助他年轻的妻子，如果有人因为她过去曾是德国臣民而侮辱她(尤其使他不安的是他的一个小舅子前来探望他的妻子，他是一个15岁左右的孩子，不懂法语，当时困在巴黎)；老板吩咐，在战争结束以前不收我们的房钱。 我遇见画家莱热，他说他已被征入伍，派到一个工兵团里，明天就动身。我无心地问了他一句，画展的情况如何。他笑了一下，摆了摆手。 我的朋友吉洪·伊万诺维奇·索罗金给我带来了最新的消息：明天在荣军院开始登记外国志愿兵。他天一亮就要去。 坐在那里目送朋友们一个个走掉，是最令人难过的了。我对吉洪说：“我也要去…”他向我谈了很久这场战争对俄国的意义。谈的话我记不得了；只记得他在临走时说了一句：“老弟，你简直是疯了……” 我不会思想，因此，如果笛卡儿的话是对的，我就已经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