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岁月·生活（全三册）——洛东达咖啡馆与末代名士

洛东达咖啡馆与末代名士 有一种人人皆知的象牙之塔的形象，凡是企图逃避现实的诗人和美术家都看中了这种塔。我从来不曾在这种塔里住过，也不知道它是否存在。我也不曾在诗人维·伊·伊万诺夫曾经住过、年轻的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也常光顾的那个“塔”(确切地说，是一个阁楼)里住过。我们总共有百把人，都是憎恨现存社会的诗人和美术家；其中有法国人、俄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大家都是囊空如洗、衣衫褴褛、饥肠辘辘，但对于自己要创造一种新颖的、真正的艺术的心愿却十分执著。我们住在一个沉闷的、幽暗的咖啡馆里，它和象牙之塔毫无相似之处。 马雅可夫斯基在1924年末曾写道： 紫色的 巴黎， 阿尼林中的巴黎， 在“洛东达”的窗外， 站起。 马雅可夫斯基看到了被旅行者视若名胜古迹的“洛东达”；这已不是那个乱糟糟、臭烘烘的咖啡馆了，而是一座业经修缮、扩建并重新粉刷过了的古迹。外国人前来倾听向导的解说：“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和毕加索经常坐在这张小桌旁边……莫迪利亚尼常在那个角落里给来咖啡馆的人画像，一幅画换一杯白兰地……” 现在连可以让旅行者参观的地方也没有了：在“洛东达”的旧址已盖起一座影院。仅仅在电影制片厂里有时重建一座“洛东达”的道具，以便摄制描绘“末代名士”那种狂热而神秘的生活的影片。影片的荒唐甚至不在于主人公们不像人物的原型，而在于导演们未能觅得足以启迪那些能使“洛东达”的参观者为之振奋的思想和感情的锁钥。 这个咖啡馆同其他成千上万的咖啡馆没有什么不同。马车夫、出租汽车司机和职员都在锌皮柜台旁边喝着咖啡或开胃酒。后面是一个黑黢黢的房间，一抽起烟来就烟气弥漫，永不消散，里面摆着10张到20张桌子。这个房间一到晚上就挤得满满的；一片喧嚷声：就绘画问题进行争论，朗诵诗歌，讨论在哪里能挣到5个法郎，互相争吵，又和好如初；有谁喝醉了，大家就把他拖出去。“洛东达”在深夜两点钟关门一小时；掌柜的有时对老主顾特别通融，只要他们安分守己，就允许他们在黑黢黢的空屋子里坐上个把钟头——这是违犯警规的；咖啡馆在三点钟开门，就可以继续不愉快的谈话了。 咖啡馆的老板利比昂从未想到他的大名竟能载入绘画史中。这是一个购置了一家不大的咖啡馆的忠厚的、发福的老板；“洛东达”偶然地变成了一群来自天南海北的怪杰们的大本营，或者如马克斯·沃洛申所说，一群“废物”诗人和画家(其中有些人日后成了名流)的大本营。利比昂是一个平庸的中等资产者，他起初很瞧不起这一帮稀奇古怪的顾客；看来他把我们当作无政府主义者了。后来他对我们习惯了，甚至对我们产生了好感。有人告诉他说，有些人靠绘画发了财：花很低的价钱从默默无闻的画家那里买来几幅画，20年后赚了一大笔钱。这种生意经对于利比昂并没有很大诱惑力；有一次他对我说，他不喜欢赌博，而收买绘画——这是抽彩：要是在1000个画家中将来有一个能出名，就算很好了。他情愿沽酒为生。当然，他有时也花10个法郎向莫迪利亚尼买一幅画——因为酒菜堆积如山，而穷光蛋却身无分文……利比昂有时还送给一个诗人或一个画家5法郎，生气地说：“拿去找一个女人吧，瞧你那对疯狂的眼睛……”他的下唇上无时无刻不叼着一小截熄灭了的香烟头。他外出的时候大都不穿上衣，只穿一件小坎肩。 一天，我正在“洛东达”里坐着，女画家米亚姆林娜求我替她抱抱她那个吃奶的孩子——她要到对面去买香烟。过了半个钟头，又过了一个钟头——米亚姆林娜还不回来。孩子嚷起来了。利比昂走了过来，他听了我的话显然不相信：“我可知道你们这些人——养了娃娃，可后来又竭力想摆脱他们。好吧，把他送到我那里去吧——我有一个老太太，她会帮你的忙的。真是一位好爸爸!……”利比昂住在“洛东达”的旁边；那是一所小市民的住宅：红色的厚窗帘，墙壁上挂着一幅美丽的风景画。上帝保佑!他从来不把莫迪利亚尼或苏京的作品挂在自己家里。他眷恋自己的主顾，但不眷恋他们的作品…… 二月革命以后，被沙皇政府调往西线的一个旅的士兵来到了“洛东达”：他们听说能在这里找到俄国的侨民。士兵们要求把他们遣返俄国。警察开始找利比昂的麻烦：他们说什么“洛东达”是革命者的总部；他们禁止军人到这个咖啡馆里来；利比昂亏了大本；他什么都怕：这是一个凶险的年头，克列孟梭决定对国内进行更加严密的控制，警吏恣意横行。利比昂叹叹气、发发牢骚，然后就把“洛东达”卖给了另一个老板，而自己则在一个离艺术家们较远的安静的地方买了一家不大的咖啡馆。但是当时他明白了，他对一般的顾客是不感兴趣的。他有时到“洛东达”来，坐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叫一杯啤酒，忧郁地四下里打量。几年以后，他去世了；画家们和诗人们(其中有一些当时业已出名)参加了他的葬礼，于是利比昂也和他的许多主顾一样，享受了身后的哀荣。 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清清楚楚地写道：“我像往常那样，坐在蒙帕纳斯林荫道上的一家咖啡馆里，面前放着一只空杯，等待着有人付给有耐性的堂倌六个苏，把我解放出来。”接着我叙述了被我看成是一个鬼怪的胡利奥·胡列尼托走进了咖啡馆；这当然是一种虚构。我在“洛东达”里遇到了一些曾在我的一生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们，但是我未曾把他们当中任何一个看成鬼怪——当时我们大家都是鬼怪，也都是被鬼怪放在小锅里煎熬的受难者。我们很少去看戏，这不仅因为我们腰无分文，还因为我们自己也得在一出冗长而又杂乱的戏里扮演角色；我不知道这出戏的名称该是什么——滑稽戏呢，悲剧呢，还是马戏团的活报剧；也许最恰当的名称还是马雅可夫斯基想出来的“宗教滑稽剧”。 当然，“洛东达”的外观是够美的了：有种族的大混合，有饥饿，有争吵，再就是毫无社会地位(同时代人的承认一向来得很迟)。吸引电影导演的正是这种光怪陆离的景象。当一个偶然的来客、汽车司机或银行职员在咖啡馆的柜台旁边喝了一杯之后，瞧瞧这个阴暗的房间，他就会愕然一笑或愤然离去：即使在对一切都习以为常的巴黎人眼里，这一帮人也是那么怪诞不经。 令人惊异的首先是五花八门的人物和语言——不知是国际博览会的陈列馆呢，还是未来的和平代表大会的预演。有很多人的名字已被我忘了，但还记得一些；其中有的已显身扬名，还有一些则已黯然失色。下面是一份极不完备的名单。法国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马克斯·雅科布、柏列兹·桑德拉、科克托、萨尔孟，画家莱热、弗拉明克、安德烈·洛特、麦尚杰、格雷兹、卡诺、拉迈、尚塔尔，批评家埃利·福尔；西班牙人毕加索、胡安·格里斯、玛丽亚·布兰沙尔，新闻记者考尔普斯·巴尔加；意大利人莫迪利亚尼、赛弗里尼；墨西哥人迪埃戈·里维拉、萨拉加；俄国画家沙加尔、苏京、拉里奥诺夫、贡恰罗娃、什捷连别尔格、克列缅、费得尔、福京斯基、马列夫娜、伊兹德布斯基、吉列夫斯基，雕塑家阿尔希片科、察特金、梅夏尼诺夫、因德利包姆、奥尔洛娃；波兰人基斯林、马尔库西、戈特利布、扎克，雕塑家杜尼科夫斯基、利普希茨；日本人藤田和川岛；挪威画家佩尔·克罗格；丹麦雕塑家雅各布森和费希尔；保加利亚人帕斯金。不容易想起来了——大概我漏掉了许多人的名字。 这一伙客人的外表也同样能使不熟悉情况的人惊异不止。例如，谁也不能对莫迪利亚尼的衣着作一番确切的描述；景况好的时候他穿一件浅色丝绒的短外套，系一方红色绸围巾；而在他长期酗酒、手头拮据、或有病在身的时候，他就缠上一身花花绿绿的破布。日本画家藤田穿一件家常的长衫四处溜达。迪埃戈·里维拉挥舞着一条雕花的墨西哥手杖。他的女友，画家马列夫娜(沃罗比约娃-斯捷别利斯卡娅)，喜欢穿得花花绿绿的，她的声音响亮、刺耳。诗人马克斯·雅科布住在巴黎的另一端——蒙马特；他白天来的时候总穿一件晚礼服，雪白的胸衣耀眼刺目；一只眼上总是戴着一个单眼镜。一个头上插着羽毛的印第安人向所有的人炫耀自己的粉画。女黑人艾莎仰起她那覆以蓝黑色的粗硬发卷的大脑袋，纵声狂笑，一口白牙在薄暮中闪闪发光。雕塑家察特金穿一件工作服，一条以脾气暴烈出名的丹麦种短毛的彪形猛犬陪伴着他。女模特儿玛尔戈照例一来就脱衣服；有一天她对我说，她的理想是当女王；我很惊奇，她解释说：“你这个小傻瓜!女王是每一个人都想强奸的呀!……”克列缅和苏京总是坐在最黑暗的角落里。苏京有一副心惊胆战而又委靡不振的样子；他仿佛刚被人唤醒，还没来得及洗漱、刮脸；他的两眼像是一头被捕获的野兽，也许这是出于饥饿。谁也不注意他。谁想象得到，这个出生于白俄罗斯的一个名叫斯米洛维奇的小地方的孱弱少年的作品，将成为全世界的博物馆梦寐以求的珍藏呢?…… 我还记得达维德·彼得罗维奇·什捷连别尔格把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带到“洛东达”来的情形。我和他们同坐在一张小桌旁。卢那察尔斯基称赞斯坦朗的绘画，他还说弗朗茨·施图克是一个颓废的、然而却很有趣的画家。我不同意，依我看来，斯坦朗是不足道的，而施图克是一个低劣而又缺乏审美感的 颓废派，但我同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在一起 却很惬意：我感到自己像是在莫斯科。他走后，利比昂对我说：“我没想到你还会有正经朋友。这位先生是你的同乡吗?他能帮助你翻身出头的……” 在描述“洛东达”的顾客们色彩缤纷的景象的时候，我应该承认，我也不亚于其他的人。早在“丁 香田庄”时期我就是奇形怪状的。托尔斯塔娅回忆说，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曾寄过一张明信片到咖啡馆来，明信片上未写我的姓名，而是写着：“Au monsieur mal coiffe”——“一位不梳头的先生”——而他们也就把明信片恰好给了我。在“洛东达”里我完全成了一个流浪汉。1916年沃洛申曾在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描写了“一个病态的、胡楂满腮的人，一头刚硬的长发，奇形怪状的发绺四下 披散，戴一顶向上撅着的、宛如中世纪的尖顶帽的宽边细毡帽，腰弯背曲，两肩和双足都向里拧着”。马克斯断言，每当我“在巴黎其他各区出现，就引起行人的骚动。只有古代雅典街道上的昔尼克派哲学家和亚历山大街道上的基督教苦行僧才能引起这种情绪”。 “洛东达”的常客在它那个圈子之外是默默无闻的。但毕加索却已经有了名气，报上有时候刊载关于他的文章；有人对利比昂说，“俄国的苏堪公爵”(休金)正在收购帕勃洛的绘画，他十分尊敬地向他问好：“日安，毕加索先生!” 帕勃洛住在蒙马特，后迁居蒙帕纳斯，在离“洛东达”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工作室。我从未见他醉过酒。他看上去像一个年轻小伙子；爱恶作剧。有一次他和迪埃戈同来，说他们在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窗下演奏了一支小夜曲：《Mère de Guillaume Apollinaire》。译为俄文意为《阿波利奈尔的母亲》，但用法语说起来却并不十分悦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