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拜倒在巴尔蒙特足下的福气。在我开始写诗的时候,他的作品对于我是一种启示;我曾希望见到那个写下了“我来到这个世上,为了看看太阳”的人。两年以后,我认识了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那时候我已经觉得他的诗里有许多东西是可笑的了——我非常崇拜勃洛克,读安年斯基、索洛古勃、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的作品。巴尔蒙特准时看见了太阳,而我看到巴尔蒙特的时间却迟了。 1905年巴尔蒙特画像,费·谢廖夫画。 我是在1911年认识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的;当时他44岁。我知道他住在巴黎,不用说,我把我的第一部作品给他寄去了。巴尔蒙特是一个富有感情的人,他的一生充满了许多偶然的事件,有时候是戏剧性的事件。譬如,他曾两次沦为侨民;如果采用一般的称呼,第一次他是红色侨民,第二次则是白色侨民。在1905年的革命失败后,巴尔蒙特被血腥的镇压、马鞭的呼啸和绞刑架激怒了;他在国外出版了《复仇者的歌》——这是一本拥有极为高尚的感情和非常拙劣的诗句的书。他把尼古拉二世称为“血腥的刽子手”。尽管作品非常拙劣,沙皇依然动了圣怒,于是巴尔蒙特就不得不侨居国外了。直到1913年,康斯坦丁公爵(一个署名KP的平庸的诗人)才呈请尼古拉特赦巴尔蒙特。 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住在帕西街(后来这个地区成了白俄的定居处)。他的住处常有客人来访——其中有定居巴黎的俄国人,有从俄国来的人,有法国人。他邀我前去。那天晚上我是唯一的客人。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的妻子是一个身材修长的漂亮女人,她热情地招待我,使我顿时摆脱了拘束,忘掉了我面前是一个出名的诗人。我向来不到别人家里去作客,经常呆在咖啡馆里或画家们没有炉火的、肮脏的工作室里,而现在我却置身在一个温暖而明亮的俄国人的家里了;主人请我喝茶;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的小女儿尼宁卡在淘气。一切都那么奇妙而家常。只有主人的外貌例外:巴尔蒙特是很特别的。 要叫巴黎人感到惊奇是不大容易的,但是我却不止一次看见,当巴尔蒙特走过圣日耳曼林荫道的时候,行人却频频向他注目。1918年在莫斯科,人们提着小篮子愁眉苦脸地在街上奔走,有些人拉着雪橇;又冷又饿,但是行人依然感到惊讶:在马路中央有一个火红色头发的怪人正在昂首阔步地行走,向灰蒙蒙的天空仰起他的头颅。 巴尔蒙特在年轻的时候曾想自杀——他从窗口跳了下去;他摔伤了一条腿,于是一辈子都有点儿瘸;他走得很快,就像一只习惯了飞翔而不习惯行走的鸟儿在跳跃。 他的脸色有时非常苍白,有时又作青铜色,绿色的眼睛,火红色的胡须,火红色的头发,一绺绺的发卷披散在背上。在我经常接待的那些前来巴黎观光的人们之中有一位神甫:他一发现有人在看到他的时候发笑,就害臊地把自己的头发用发簪别住,藏在帽子里。而巴尔蒙特却以他的发卷自豪。他宛如一只偶然飞到异域的热带的鸟儿。 他客客气气地请我朗读我的诗作,不住地说“很好……很好……”——大概是想鼓励一个年轻的作者。后来他站了起来,开始读自己的作品。他的诗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他的诗才已开始衰退——但是那有鼓舞力的、高傲的声音却使我颇为惊奇:他读诗的时候就像一个萨满教的巫师,这种巫师知道,他的话如果在恶魔身上不发生效力,在可怜的游牧人身上也总会发挥效力的。他会说许多种语言,但说任何一种语言都带一种口音——不是俄罗斯口音,而是巴尔蒙特的口音;“H”这个音他发得特别独特——不知道是法语还是波兰语。在他的诗里有许多带有长“H”的韵脚——“神圣的”,“鼓舞人心的”,“卑鄙的”——他在读到这些字的时候声音拖得很长,显然颇为得意。 他有时叫我上他那里去;我在他家里见到过莫斯科一些以学术和文艺的庇护者自居的财主、法国的翻译家、他的狂热崇拜者。 青年诗人马克·塔洛夫从敖德萨来到了巴黎,他说他是被迫离开祖国的,他在那里有一个未婚妻;他过着穷苦的生活;他朗读了自己的诗作: 我在此尝到了孤独的全部苦楚, 我的苦难在这儿开始。 我既无名字,又无祖国, 既无故乡,又无幸福和家庭。 每当他一再地对我们说,未婚妻等着他回去的时候,我们就暗自发笑。(他在十年后回到敖德萨,未婚妻果真等着他。)塔洛夫渴望向巴尔蒙特朗读自己的诗作;我把他带去了,但是他窘得不知所措,竟把一只通红的炉子当成椅子坐了下去。大家哄堂大笑,而巴尔蒙特却已经夸奖起他还没有听到的诗作来了。 巴尔蒙特时而沉默不语、心不在焉地东张西望,时而兴致勃勃地大谈埃及、墨西哥、西班牙。所有的国家都被他描述得十分神奇;他仿佛走遍了全世界,但是他所看到的却只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是地图上所没有的,我把它称作巴尔蒙特王国。
人·岁月·生活(全三册)——结识诗人巴尔蒙特
书名: 人·岁月·生活(全三册)
作者: [俄] 伊利亚·爱伦堡
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
副标题: 爱伦堡回忆录
译者: 冯江南 | 秦顺新
出版年: 1999-10
页数: 411;496;50
定价: 88.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8064557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