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位批评家写道,在我的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里有很多人物,但是没有主人公;我认为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就是巴黎。这本书是我50岁的时候写成的;我已经不再是一个指责者,也不再是一个说教者了;我在给瓦·雅·勃留索夫的信中谈到过的那种狭隘已随岁月逐渐消失——一个50岁的人的评价犹如一双已经穿得合脚的鞋子。 但在我成长的年代,我却难以评价巴黎;我既热烈地爱它,又同样热烈地恨它: 巴黎啊,我夜夜等着你, 你却像妓女的情夫一般光临…… 我不再去听报告:巴黎就是一所学校,一所优秀然而严厉的学校;我常诅咒它——不是因为我的生活很苦,而是因为巴黎迫使我懂得了人生的一切艰辛。 在经历了平静的革命前的莫斯科、它那木制的小房子、马车夫、茶炊以及商人贪婪的梦想之后,巴黎似乎就应该以其现代化、粗鲁和新发明而使我惊愕。当然,那里有许多汽车,它们吃力地驶过一条条狭窄的中世纪街道。报刊常把巴黎称作“不夜城”。宽阔的林荫道在夜间的确要比特维尔大街或铁匠桥明亮得多;但在屋子里还不常看到电灯,也许电灯还不如莫斯科多。我觉得“地带”(从前的城防工事旁边的长形地区)上的茅舍简直不像是真的。夜间我常在穆弗塔尔街上徘徊,又肥又大的耗子就在路面上跑来跑去。艾菲尔铁塔还在引起争论——那些认为它丑化了城市的莫泊桑的同时代人和志同道合者还在人世。年轻的艺术家却喜欢它。铁塔本身已到了待嫁少女的年龄;谁也没有料到它会有利于无线电和电视。电话机还很少,但气压传送装置却很发达。先前我从来也没见过这么多布满皱纹和斑点的浅灰色的古老房子!我还不知道,在巴黎,一座房子只要能保持三十到四十年的寿命,它就会获得古迹的外貌:我觉得所有的房子都是古色古香的,在我眼前展现的古代风貌很像一个新奇而陌生的世界。 我每走进一条黑的街道,就像走进了一座热带丛林。在莫斯科的时候,我望着克里姆林宫的大教堂,从来没有注意过它的美:它们处于我的生活之外,无论是和“秘密接头处”还是和高尔基的海燕的翅膀都毫不相干。我在中学里曾勉强地死背过许多有封邑的公爵的名字,我以为这是一些和定理或拉丁文课程一样的抽象概念:“许多名字的结尾都是is—masculini generis(拉丁文,意为“阳性”)。”但到了巴黎以后,以往就像是现在;甚至街道的名称都是神秘莫测的——“布兰什女王街”,“捕鱼猫街”,“德贝街”;卡佳住在“木剑街”。我常去马拉(1743—1793,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之一)藏过身的一所房子。一群山羊挤进了汽车群中,牧羊人就在那里给一只倔强的山羊挤奶。 我常在塞纳河岸的街道上徜徉,在装着古书的箱子里翻寻。旧书商似乎比那些用皮革或羊皮纸做封面的多卷集还要古老。我有时在那里遇见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就像一个旧书商;他拿起一本书犹如一个园艺家拿起一只梨——既贪婪又很内行;这是安纳托尔·法朗士。(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在1924年参加了他的葬仪,为这位年老的伊壁鸠鲁主义者和共产党员送殡的既有参议员也有工人,既有院士也有少年。1946年,安纳托尔·法朗士的孙子曾引导我参观了位于图尔附近利亚·巴舍里耶尔街的作家故居——我发现这位伊壁鸠鲁主义者既不是一个藏书家,也不是一个唯美主义者,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堆满在屋子里的不是收藏品,而是人生的岁月、游历、热情、会见所留下来的残迹。书架上大概也摆着安纳托尔·法朗士在塞纳河岸的街道上当着我的面购买的那些书。) 有一次,我在一堆古代的赞美诗集和田园诗意作品中间发现了一部巴拉滕斯基的《埃达》。内封上写着“赠给我们伟大的普希金的翻译者普罗斯珀·梅里美。叶夫根尼·巴拉滕斯基”。我花了六个苏把书买下,就立刻开始阅读。塞纳河忧郁地泛着微波;一只喂得肥肥的猫儿睡在一艘驳船上。对面是一所停尸室,每天早晨都有一些酒足饭饱的巴黎人前去辨认自杀者的尸体。笼罩在紫青色晨雾中的巴黎圣母院宛如一座石头的小树林。巴拉滕斯基写道: 一个外地人满腹狐疑: 躺在他面前的莫不是 古代世界阴森森的废墟? 顺便说说,废墟有时候寿命很长:雅典的卫城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物质上也比25个世纪以来拼命破坏过它的各种人的住宅寿命更长。 在巴黎,往昔和现在是融为一体的。这是一座奇妙的城市——它不是按照计划兴建起来的,而是像树林那样生长起来的。一所供不幸者栖身的应急房子的一面墙壁,尽管已被淫秽下流的题词、爱情的自白和竞选时的咒骂弄得肮脏不堪,但依然有充分权利享受过路人的尊敬和国家的庇护。 我很难分辨,何处是昨日,何处是明天:巴黎有自己的日历。饶勒斯在谈到社会革命的时候援引古代的神话,他高喊着,做着手势,就像扮演俄狄浦斯王的穆内-絮利。我常在教堂里看见大学生——医学院学生,物理系学生——他们用圣水湿湿前额,听到钟声便一齐跪下。诗人夏尔·贝玑写了一首关于贞德的诗便被认为是一个天主教徒。我喜欢他的诗:他能把一件事重复一百次,同时每一次都和前一次不同,他的节奏犹如一头猎犬的奔跑,这头猎犬也朝它主人奔赴的地点跑去,但总是绕着圈子跑。我曾在《半月丛刊》编辑部里和他谈过一次话。我以为他要谈宗教、柏格森、救世主降灵说,不料他却谈起俄国来了:“我对贵国的作家了解不多。俄国人也许会首先推翻金钱的权力……” 我读了索朗索瓦·维永的诗;他生活在十五世纪,当过小偷和强盗: 我即将渴死在溪畔。 我含泪微笑,游戏般劳动。 不论我走到哪里,到处都是我家。 异乡对于我就是我故乡。 我无所不知,我一无所知。 以此以前,我译过马拉梅的诗,他曾被认为是新诗歌的创始者之一。我明白,索朗索瓦·维永对于我要比《牧神的午休》的作者亲近得多。我曾一读再读《红与黑》;难以想象这部长篇小说已经80岁了。我周围的人都说,揭示现代生活的作家是安德烈·纪德;我很不容易才弄到了他的长篇小说《窄门》。我觉得这是一本在十八世纪写成的书,由于我想到它的作者还活着——我在“老鸽子”剧院见过他,就不禁笑了。
人·岁月·生活(全三册)——巴黎就是一所学校
书名: 人·岁月·生活(全三册)
作者: [俄] 伊利亚·爱伦堡
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
副标题: 爱伦堡回忆录
译者: 冯江南 | 秦顺新
出版年: 1999-10
页数: 411;496;50
定价: 88.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8064557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