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岁月·生活（全三册）——与诗结缘

我出乎自己的意料开始写诗了：我仍旧去听政治性的学术报告，并在社会科学高等学校听课。 我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促进小组的一次会议上认识了丽莎。她是从彼得堡来的，在巴黎大学学医。丽莎酷爱诗歌；她常给我读巴尔蒙特、勃留索夫和勃洛克的诗。当娜佳·利沃娃说勃洛克是一位大诗人的时候，我奚落过她。对丽莎我却不敢反驳。从她那儿回家的路上，我低声吟咏着诗句：“快乐的风平息了，灰蒙蒙的夜降临大地……”为什么风是快乐的呢?我自己也不能解释，但我觉得风的确是快乐的。我开始到“屠格涅夫图书馆”去借阅当代诗人的诗集，我忽然懂得了，诗可以表达散文所不能表达的东西。而我正有千言万语必须告诉丽莎…… 我日以继夜地写第一首诗；原来这是一桩很困难的事。我知道我所掌握的法语词汇是很贫乏的；但我写的是俄文诗，却仍然时刻感到我的词汇是多么少啊!最后我终于决定把我的诗拿去给丽莎看；我怕受到严厉的判决，便说这是我一个朋友的作品，丽莎是一个严格的批评家，她说我的朋友不会写诗，写的诗都是模仿别人的，一首模仿巴尔蒙特，另一首模仿莱蒙托夫，第三首模仿纳德松；总而言之，我的朋友还得多加努力…… 我把写好的诗全部撕毁，决定此后再不写诗了——我要当一个革命家，也可能当一名新闻记者，或者选择另一个职业，诗歌同我无缘。下个决心倒很容易，但要履行这个决定我却办不到。我突然感到，诗已在我的身上生根，想撵也撵不走了，于是我又继续写诗。过了不到两个月，我又把我的诗拿去给丽莎看。她说：“你的朋友有进步……”我们谈起了别的事，不料她似乎无意中突然说道：“你要知道，你有一首诗我很喜欢……”原来她一下子就识破了伪装。 我住在动物园附近。海象夜夜嘶叫。我在黎明之前写拙劣的、模仿性的诗，但是我很幸福——我觉得我已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丽莎到彼得堡度假去了。她出乎我意外地给我拍来一份电报：《北方曙光》杂志发表了我的一首诗。我得意忘形了：这就是说，我真是一个诗人了! 我胆子大了起来，寄了几首诗给《阿波罗》杂志。不久就得到了该刊编辑、艺术批评家马科夫斯基的回信。他公正地把我的诗骂了一通，但在信的末尾已经不谈那些坏诗而是谈到人——他建议我选择另一种职业，譬如说，做生意。《阿波罗》对于我就是最高法庭。我有一个月只字未写：要是马科夫斯基劝我去当一个杂货铺的老板，那必定是有道理的——就是说，我是一个冒牌货。 丽莎给了我安慰和鼓励，于是我又写起诗来。 我一直没有抛开回俄国去献身地下工作的念头。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列宁最亲近的一位战友，他回答我说，他了解我的感情，但是，如果我能在巴黎学到一些知识的话，那倒更好——党也需要文学家(不知他是否读过我的歪诗，但他无疑曾听说我醉心于诗歌)。 最后有一位同志建议我去维也纳——日后需要把文件转送到俄国去的时候说不定用得着我。 在维也纳时，我住在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X的家里——我不提他的名字，是因为我担心幼稚的青年时代的那些浮光掠影的印象，可能会像日后被阐明的那些事件。我的工作并不复杂：我把党报粘进一个个硬板纸筒，裹以复制的艺术品，再把纸包寄往俄国。X和妻子住在一所很俭朴的小房子里。一天晚上，X的妻子说，不会有茶喝了：小厨房里的煤气向一个得往里扔硬币的自动装置让步了。我急忙跑去，朝怪物嘴里扔了一个克朗。X对我很亲切，他知道我在写诗，便每晚议论诗歌和艺术。这并不是什么有争论余地的意见，而是不容反驳的判决。过了四分之一世纪，我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某些发言中又听到了同样的判决。不过1934年时我已43岁，我已多少有了点见识，多少明白了一点道理；然而1909年时我才18岁，我既弄不清各种历史事件，也不会在被告席上坐得舒服一些，虽说我不得不正是在被告席上几乎度过一生。在X看来，我崇拜的那些诗人都是“颓废派”，都是“政治反动的产物”。他谈到艺术的时候犹如谈到什么次要的、附属的东西似的。 左：1910年丽莎·巴伦斯戈娅在巴黎。 中：20世纪初巴黎的明信片。 右：1909年维也纳明信片。 一天，我明白我该走了，我没有决心把这一点告诉X，便留下一张愚蠢幼稚的便条去巴黎了。 我和丽莎一同坐在街心花园的椅子上，我向她谈起维也纳之行，谈到我不知道第二天怎么过——我不再有目的了。 丽莎谈着别的事。这是一次十分痛苦的会见。丽莎送给我一本书，她在第一页上写道，心儿需要像一只小桶那样用铁箍箍起来。我想，我从哪里去弄这些箍子呢?我回家后把书打开：这是勃留索夫的诗。 我觉得一切幻想都甜蜜， 一切语言都珍贵， 我把诗献给一切上帝。 我心中的一切都在反抗这几句话：我还记得鞑靼公墓上的集会、狱中的黑夜、自白、誓言。幻想和幻想不同。而且，如果有很多上帝，一个人的上帝又能是什么样的呢?主要的是，当一个人不再相信任何东西的时候，该怎样活下去呢?…… 我写自己的绝望，写我先前曾经有过生活，而如今没有了，写没有喇叭的号手，写陌生而冷酷的巴黎，写爱情。这是拙劣的抒情诗。(现在我们所说的“抒情诗”一词也和许多别的词汇一样，有了新的意义：编辑、批评家、诗歌部门的领导者，总之不是做诗的，而是管诗的和吃诗的，他们都把爱情诗称为“抒情诗”，似乎“当喧嚣的一天为死者消逝……”或“别作声，去躲起来……”——这都不是抒情作品。) 一位读者给我寄来了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我早期的一些诗作。这些诗(它们非常平庸)帮助我回忆起遥远的往昔的痛苦。我“造反了”： 我离开了你们响亮果敢的歌曲， 离开了举向天空的叛旗， 因为我觉得营垒过于狭小…… 有时我尽情嘲笑自己的诗： 够啦!我知道高傲的姿态， 也知道这些纸糊的铠甲。 卧倒!卧倒!跟敌人战斗! 我又成了满身灰尘的军人。 你们要接受我站到红旗底下! 我配得上你们的铠甲…… 我感到我已误入歧途，在我一生的春天一再提到秋季： 满身灰尘的穷人们， 忧愁而可怜， 秋天的道路啊， 你们通向哪里? 我在私生活中也忽冷忽热。1909年末，我在侨民们的一次晚会上认识了卡佳，她是医学系一年级的大学生。我立刻坠入了情网，开始了漫长岁月的心理分析、爱情表白和嫉妒的爆发。 1910年夏我和卡佳到了布吕赫。这个城市使我吃惊——它真是一座死城。矗立着高大的教堂、市政管理局大厦、高塔、私邸，住在城里的都是修女和沦为乞丐的幻想家。布吕赫现已改观：它拥有一帮帮的游览者，宛如一所塞得满满的博物馆。而在我初次看到它的时候，却没有任何东西打搅沉睡的天鹅、运河中白杨的倒影、一伙伙的修女(如今连修女们也不安分守己了——她们强邀游览者参观寺院，出售自己编织的花边)。我第一次看见的绘画，就使我对画的题材不满：梅姆林(约1440—1494，尼德兰画家)的圣母像使我感到惊讶，她们个个都是苍白的面容、没有血色的嘴唇，给人一种圣洁和不问世事的感觉。我感到画家的世界是与世隔绝的，深沉并充满着人类的秘密。当时我既不知道古代诗歌，也不知道沙特尔的建筑；但我觉得遥远的过去是令人神往的；我在布吕赫写了五十多首诗，有的描写已消失的世界的美，有的描写骑士和美女，有的描写玛丽·斯图亚特(1542—1587，指苏格兰的玛丽女王)，有的描写奥兰的伊萨伯拉，有的描写梅姆林的圣母像，有的描写布吕赫的修女。一个曾经殷切地幻想着未来、现在则和他过去的生活完全隔绝的19岁的俄国青年，断言诗歌是一场化装舞会： 我身着高傲的领主服， 等候着登上舞台， 但由于导演的错误 我迟到了五百年。 我当时的确觉得，与其说我是为社会科学的高等学校而生，不如说是为十字军远征而生。诗写得很精致；我现在已不好意思重读它们，但我写它们的时候却很真诚。 有一位喜欢我的诗的朋友说：“在俄国它们不见得能够发表——那里的每一个编辑部都有自己的诗人，可你为什么不在巴黎出一本书呢?这花不了多少钱……”我到弗兰－布尔茹亚街的一家俄国印刷厂去了。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印刷厂的老板对书的内容毫不关心；虽然他是一个崩得(崩得是“立陶宛、波兰、俄罗斯犹太人总同盟”的简称，主张民族文化自治，在一切问题上支持孟什维克的立场)分子，但我那些关于罗马教皇英诺森六世的诗行并没有使他不安；他算了算诗的行数，就说印两百部要花150法郎。我赶紧反驳道：干吗要印两百部?我是一个初学写作的作者，印一百部就够了。印刷厂老板解释说，最贵的是排版，但他同意减去25法郎。 每月父母寄给我50卢布——合133法郎。诗集的出版计划不幸正碰上我生活中的一些重大事件。我只得彻底取消了午餐，并削减了在柜台旁吞咽的小面包的数目——我几乎每次去找卡佳都要带一小束鲜花。但我还是把钱储蓄起来以便付印刷费。《诗集》在1910年末问世了。我托一家俄国商店代售50部；我把其余的逐渐寄给俄国各种各样的诗人——邮资的开支很大。总之，支出浩大，收入菲薄——总共只卖掉十六部。 1911年3月25日，我的女儿伊琳娜在尼斯出生。 我在1911年夏收到第一笔稿酬——一份彼得堡的杂志发表了我的两首诗，稿酬是六卢布。这是空前的成功，我和卡佳美美地吃了一顿午餐。 我等待着俄国诗人对我的作品的评论。母亲为我十分激动：我没学习过，也没给自己选择任何一种正经的职业，可突然写起诗来了。而且这些诗也很奇怪：为什么她的儿子要写圣母、写十字军远征、写古代的大教堂呢?但是不消说，她希望有人把我夸奖一番。她在读了《俄罗斯新闻》上的勃留索夫的文章以后，立刻打电报把这事告诉了我。勃留索夫在分析初学写作的诗人们的诗集的时候，特别注意马林娜·茨韦塔耶娃的《黄昏纪念册》和我的诗集，他写道：“伊·爱伦堡有希望成为一个优秀诗人。”我很高兴，同时又感到苦恼——我已不再喜爱诗集中所收的那些诗了。 不久，我在回忆起自己第一部书的时候已不能不发出轻蔑的一笑了。我想成为一个冷静的、明白事理的人，于是开始模仿勃留索夫。但是这些诗使我自己感到苦恼，我开始幻想抒情的情调，缅怀自己不久前的过去。 谁也不会在课堂上叫我“听着”， 谁也不会在进餐时叫我“吃吧”， 谁也不会叫我伊柳沙， 谁也不会疼爱我， 像母亲疼爱孩子那样。 或者： 独自一人多无聊， 漫长的晚上， 又无书可读。 但我是个男子汉 我已十七岁了。 书名叫《蒲公英》。它一落到我的莫斯科朋友们的手中，我就恍然大悟，我模仿别人风格的毛病并没有治好，我只不过是在剧院的服装部租了一件中学生制服来代替过去租的那一副纸糊的铠甲罢了。 我初次看到魏尔兰(1844—1896，法国象征派诗人)的一本小书；他那歌手的才能，他那悲惨而荒唐的遭遇使我深受感动。在圣米歇尔林荫道上的一家咖啡馆里，一个侍者曾虔敬地把一张被压坏了的沙发指给我看：“魏尔兰先生总是坐在这里……”我写了一首关于“可怜的勒利安”(这是人们对老年时代的魏尔兰的称呼)的诗： 黑夜里默默啜着苦艾酒， 他一直坐到晨星初现， 乱蓬蓬的脏胡子 一绺绺七横八竖…… 又是一些别人的诗句：我自己也听不见其中有我的声音。 我读了诗人弗朗西斯·雅姆(1868—1938，法国诗人)的一本书。他描写乡村生活、树木、比利牛斯山的小毛驴、人体的温度。他的天主教既没有禁欲主义，也没有假仁假义：例如，他想和驴子一同上天堂。我译了他几首诗，并开始模仿他：我觉得泛神论倒是一条出路。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但是我从少年时代开始就一直在街道的迷宫里受罪，只有当我同大自然单独相处的时候才感到自己是一个自由人。我对雅姆的哲学迷恋了一个短时期——他同时为鸽子和鸢辩护。(我现在所说的是鸟类，而非社会的阶级。)我很久以来就为一个思想所苦：恶是从哪里来的?我觉得二元论是讨厌的；我依然和先前一样憎恶资产阶级，但我已经知道，并非所有的问题都能用生产资料的公有化来解决。我抓住了树木和驴子的上帝。弗朗西斯·雅姆允许我去找他；他住在奥泰兹，靠着西班牙的边境。他有一部美髯和一副柔和的嗓子；他像慈父般接待了我，请我用俄文朗读几首诗，用家酿的甜酒款待我，并劝我在巴黎见见一个初出茅庐的作家——他名叫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我恭聆教诲，但雅姆却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温厚而亲切的人。我很喜欢他，但我明白，他不是方济各(13世纪意大利的传教士)，也不是索西穆斯神父(公元5世纪的希腊籍主教)，而只不过是一个诗人和一个好人；我怀着一颗空虚的心离开了他。 我把一本小诗集《童心》献给了雅姆；我这样回忆在奥泰兹度过的一天： 冬天的太阳照进窗户， 您的孩子们在地板上游戏。 一条老狗在壁炉旁取暖，在梦中大声喘气。 云杉球果在壁炉里噼啪作响。 您在说话，而我边听边想—— 您从哪里得到这样的宁静， 我想，等待着我的是令人难堪的旅途， 是车站和烟气腾腾的火车…… 这通常不是对一位生活导师的回忆，而是回忆一位住在乡下的亲爱的舅舅…… 我不久就厌倦了孩子气的东西。我开始模仿纪尧姆·阿波利奈尔(1880—1918，法国诗人)。(当然，每当我模仿某人的时候，我自己是不觉得的，我总是感到我去年的确在模仿某人，但现在却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普及新杂志》、《俄国财富》、《众人生活》、《俄国思想》间或发表我的诗作。我曾收到弗·加·柯罗连科给我的一封虽然简短、但很亲切的信。我的全部文稿都遗失了。我在柯罗连科的书信集里找到了一封给戈恩菲尔德的信。弗拉基米尔·加拉克季翁诺维奇在1913年春曾就我的两首诗写道：“我觉得开头的几行十分出色而又合乎时宜： 这就是说，对俄国的想望 又不过是一场春梦， 这就是说，又将是异乡的道路…… 我注定要沿着它们行走。” 里拉霍夫斯基的印刷厂在巴黎开张了，他是个长了一部蓬松而漂亮的黑胡子的犹太人。印刷厂设在圣雅克林荫道上的一个小铺子里。在排字盘旁边站着里拉霍夫斯基和两个排字工人；一个是布尔什维克，另一个是孟什维克；他们一面排着侨民学术报告会的广告，一面争论着：在党分裂之后，谁更有资格被称为社会民主党党员?里拉霍夫斯基是一个具有幽默感又很大方的人。谁会卖给我赊账的东西呢?我穿的是一双破皮鞋，裤腿口破得成了一条条的布穗 ；我苍白、消瘦，眼中常常闪烁着饥饿之火。里拉霍夫斯基心地善良，他印行了我的诗作并耐心地等着我给他送去20或30法郎。他说我的诗写得不好，比《诗歌朗诵者》上的诗要差得多，但是印在直纹纸上即使是坏诗看上去也很漂亮。我同意他的话，于是我几乎每年都要用直纹纸印一百本按时出版的小诗集。《日常生活》一书在莫斯科沃尔夫书店里出售，我记得卖了将近四十本。 我现在丝毫没有为我的过去辩护或涂脂抹粉之意。老实说，我并不奢望荣誉。当然，我希望我的诗能得到我所喜爱的一个诗人的夸奖；但更重要的是把刚刚写成的诗向什么人朗读一遍。巴黎有一个侨民的文学小组；其中并没有日后成为名流的人物；我记得有诗人格拉西莫夫(后来他参加了“锻冶场”)、奥斯卡尔·列辛斯基(他在内战时期立了功，后来在塔吉斯坦英勇牺牲；在巴黎的时候他是唯美派，出了《银灰》一书，其中有这样几行诗：“所有的人都把我们当作葡萄牙人，我们说的是俄语，有一天，在这个下流的酒馆里，我看到了一个妓女的五根玲珑剔透的纤指。”)；在散文作家当中有阿·伊·奥库洛夫，他是一个才思横溢而又放荡不羁的人，那几年里狂饮无度(他也是在内战时期出名的，他参加了战斗，在西伯利亚当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写过一些短篇小说，他和米·格拉西莫夫都是在三七年牺牲的)，还有希里亚耶夫、希姆克维奇。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有时来参加小组的集会。雕塑家阿尔希片科、扎德坎，画家什捷连别尔格、列别杰夫、费德尔、拉里奥诺夫，贡恰罗娃。(达维德·彼得罗维奇·什捷连别尔格是一个政治侨民。我一度曾在巴黎郊区的默顿租了一个房间；什捷连别尔格就住在旁边。他过着穷苦日子，但我每天都看见他拿着画架，提着箱子——他是去画风景画的。这个十分朴实而又文静的人在最重要的时候曾被委以重任：卢那察尔斯基委托他组织造型艺术部。达维德·彼得罗维奇没欺侮和得罪过任何人。马雅可夫斯基曾在送给他的一本书上题道：“马雅可夫斯基谨以此书赠给亲爱的、不带引号的同志达维德·彼得罗维奇·什捷连别尔格。”什捷连别尔格只有一桩过失：他是一个优秀的画家并喜爱写生画；但在三十年代他却被认为是“未来派”。记得一位批评家曾写过一篇论文，他对什捷连别尔格挑选一条鲱鱼作为一幅静物画的题材感到愤慨；批评家认为这有诬蔑现代精神之意……达维德·彼得罗维奇于1948年去世，1960年人们为他的作品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会——所有的人都看到了，他是一个抒情的、细腻的、真正的写生画家。但在我的记忆里，他却依然是默顿的那个腼腆而可怜的青年：向往革命，饥饿，写生画……) 我已开始研究艺术了，我谈论的不仅是“自由诗”，而且也谈“野兽派”(这是人们给马蒂斯、马尔凯、鲁奥的称号)的画或马约尔的雕塑纪念像。 我到康·德·巴尔蒙特那里去过几次，往后我要谈到他；我还要谈到那些久居巴黎的作家——阿·尼·托尔斯泰、马·亚·沃洛申。现在我只谈谈费·库·索洛古勃来到巴黎时的情形。举行了一个文学晚会。索洛古勃向与会者(主要是大学生)大谈杜尔西内娅(《堂吉珂德》的女主人公)不同于阿尔东沙(杜尔西内娅的原名)。与其说他像一个诗人，不如说像一个中学校长。有时他的眼里闪动着愉快的微笑。我明白，站在我面前的是《小鬼》的作者。但他是从哪里得到音乐、得到那些朴素的但能刺痛人心的词汇，以及那些使他与魏尔兰近似的歌曲的呢?他朗读诗歌时声调很独特——就像在把词汇分类放进一个大匣子的格子里去： 敌方军官的 一匹马 正踩在他心窝上， 他心窝上……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920年在莫斯科出版界之家。有些发言者说，个人主义已经过时了。费奥多尔·库兹米奇频频点头——显然表示同意。在结语中他只补充了一点：集体是由个人组成的，而不是由零构成的，因为零加零还是零，不会得出一个集体。索洛古勃在巴黎时曾亲切地接待过我一次，他倾听我朗读自己的诗作，谈到音乐、秘密，并重又谈起了杜尔西内娅。但我当时所写的却并非杜尔西内娅，而是拾破烂的人、巴黎街道的肮脏和恶臭。在这次访问之后我写了几行诗： ……我读着书，天就亮了，在清晰的光线中 奇怪地看到在旁边的墙上 (画像上)那已是活的索洛古勃—— 一个蓄着胡子、戴夹鼻眼镜的中年人…… 我曾和奥斯卡尔·列辛斯基共同出版文学艺术杂志《赫利俄斯》。但我们不久就破产了。后来，诗人瓦利亚·涅米罗夫从罗斯托夫来了，他很有钱。他贪图安逸、目光如豆，说他喜欢瑞士的一个小地方(不记得是什么地方了)，那里永远可以不必用手遮住火柴而在街上点着香烟。我们出了两期诗刊《傍晚》，使我得以发表了几首赞美日益临近的暴风雨的诗。 这时我已不能经常收到家中的汇款；我的日子过得又乱又糟。埃米利奥·塞伦尼告诉我，他的俄国出生的亡妻曾说：“爱伦堡年轻的时候盖着报纸睡觉。”在第一村路我租的那间小工作室里，除了一张床和一条褥子之外，我就再没有别的家具了。连炉子都没有。一次，一个瑞典画家把窗上的玻璃敲了下来：他跳了出去。我在一条薄被和一件破大衣上盖了几张报纸。我一早就钻进咖啡馆去，在那儿看书、写诗，一直坐到晚上，咖啡馆里很暖和。每当我从餐厅旁走过，美味佳肴的香气使我馋涎欲滴：我经常一连三四天不吃一点东西。而当从莫斯科汇来支票的时候，我就很快同我那些也在挨饿的朋友们把钱吃得一干二净。 我还记得战前不久的一个绝妙的夜晚。从俄国寄来的挂号信总是傍晚才到；钱是用一张“里昂信贷公司”的支票汇来的。我为某刊物翻译了亨利·德·雷尼耶的一个短篇小说；我得了十卢布的稿费。银行已经关门。但我急不可耐地想吃东西。我和朋友们走进了蒙帕纳斯火车站对面的一家名叫“马车夫的会见”的小饭馆：它昼夜营业。我邀了两个朋友同去。菜单是用粉笔写在一块黑板上的，我们把所有的菜都尝遍了——因为必须一直坐到天亮，我才能到银行去把钱取出来(我的朋友们就像人质那样坐在饭馆里)。我们早已吃罢晚饭，打了一会儿盹，吃了早点，又吃了正餐；到了早晨六点，我们重新开始吃早点，因为我们认为新的一天已经来到。这真是妙不可言的一夜! 我翻译了大量作品，不过都是诗，而诗是很少有发表机会的。我既译当代法国诗人的作品，也译13世纪的短篇叙事诗、弗朗索瓦·维永的叙事诗、龙萨的十四行诗、欧比涅的咒语；我学会了读西班牙文作品，译过“罗曼采洛”的一些片断，以及伊塔的东正教大司祭、豪尔赫·曼里克、圣徒胡安和克维多等人的作品。这是一种癖好，而不是一种职业。 我当了一个游览向导。帕宁娜伯爵夫人(也许像一位读者所说，是博布林斯卡娅伯爵夫人)组织了一个乡村小学教师的出国游览团；由于旅费不贵而使那些正如当时所说的在“穷乡僻壤”工作的小学教师得以观赏意大利或法国的风光。那个夏季我曾因担任小学教师们游览凡尔赛的向导而挣了一笔外快。干这份差事必须准确地知道几百个雕塑家或画家、巨幅的战争油画的作者们的名字，必须记得神话故事，解释各种各样的喷泉的寓意。一般说来，这并不难。最难的还是侍候这一帮初次出国的乌合之众。有些女人总想跑到时装店去看衣服。在男人当中也可以碰到一些想找妓女、搜购春宫画的角色。我在地下铁道入口处数了人数，在出口处再查一遍时，往往要少一个两个。一个来自科别利亚基的教师求我夜里把他锁在旅馆里：他结识了一个法国女人，如果他再见到她一次，那他就回不去家了，但他却是一个有妻儿老小有职业的人。我把他锁了起来。 我也为单个的游览者效劳；这是非常讨厌的事：几乎所有的人都曾要求我晚上带他们去找妓女。我拒绝了，他们就骂我是傻瓜、伪君子，甚至还骂我是暗探，克扣我的酬金。我还记得一个商人；他在里加开了一个医药器材商店。我和他谈价钱的时候，他轻蔑地问我是否熟悉所有的建筑样式；他掏出一个梳着高发髻的女人的小相片，用指头弹了它一下：“长得不坏吧?”原来这个女人是他的未婚妻，她在里加有一幢出租的房子，同时她又热爱艺术，知道所有的建筑样式，经常嘲笑不学无术的未婚夫。他答应每天给我五个法郎，我就当了他的向导。但是医药器材商店的老板却使我苦恼不堪；在一所上个世纪末盖的普通房子旁边，他问道：“这是什么样式?”起初我老老实实回答说：“什么都不是。”可是他生气了，说维也纳的向导拿的钱比我少，却知道所有的建筑样式。我怕失去那五个法郎，就瞎编起来：“巴洛克式……帝国式……纯粹的哥特式……”他把我的话全都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在餐厅里我得为他翻译菜单，他久久地考虑什么菜好吃，订了菜之后，再为我挑一种最便宜的：马铃薯或通心粉。 我年复一年地流浪在巴黎街头，衣衫褴褛，饥肠辘辘，从南郊跑到北郊；一面走一面颤动着嘴唇——我在做诗。我觉得我是偶然变成诗人的，这是由于我遇到了年轻的姑娘丽莎，她日后成了一个女诗人，“谢拉皮翁姊妹”(由“谢拉皮翁兄弟”一词变来，这是1921年在彼得格勒成立的一个文学团体)——波隆斯卡娅。起初看上去确是如此；但日后看来却并无任何偶然之处——诗变成了我的生命。 1916年在莫斯科出版了我的诗集《前夜集》；这本书被书报检察机关弄得丑陋不堪——几乎每一页都有用删节点代替的诗行。这是我用自己的声音写成的第一本书。我对战争作了这样的描写： 枕头上方挂了一幅图画， 吊着一名凶恶的士兵， 这是为了让一个孩子高兴， 让他一大早起来， 看到洗脸池里的水不会哭泣。 那哥萨克正在狞笑， 头戴一顶羊皮高帽。 哥萨克用自己的长矛 袭击另一个外国士兵。 殷红的颜料淌了一地…… 我描写处决普加乔夫： 你被折断的双臂将发芽滋长，发芽滋长， 能燃烧的牧草将覆盖大地…… 我还描写了自己和被称为“暴风雨般的前夜”的1916年。 左：费·索洛古勃。 中：1920年，达·什捷连别尔格的写生。 右：爱伦堡1916年的翻译作品之一。 勃留索夫曾在《俄罗斯新闻》上谈到这本书：“……显然，诗对于伊·爱伦堡不是一种游戏，当然也不是一种手艺，而是一桩毕生的事业……因此，伊·爱伦堡就没有那些用很久以来被认定为‘富于诗意的’题材写成的流畅的诗作，没有陈腐的公认的诗歌形象，也没有如今已轻而易举地成为一种被广泛采用的作诗法所推崇的那种矫揉造作的美和廉价的技巧(说得更准确些，所有这一切在伊·爱伦堡最初的几本书里都能见到，但渐渐地他已能战胜表面上的成功的诱惑)……伊·爱伦堡全部创作的主要缺点在于他对理论的屈从。他很少直接献身艺术；他常常由于自己对诗歌的理解而破坏灵感。在有意识地回避公式化的美的同时，伊·爱伦堡却又陷入了一个相反的极端，因而他的诗便缺乏嘹亮的声响和铿锵的音韵，由于诗人宁弃韵脚而采用很不相同的半谐音，也使它们毫无夸张……伊·爱伦堡最注意现代文化顶峰的脓疮。把隐藏在现代欧洲的精美纤巧的光辉之下的一切卑鄙而下贱的东西都挖掘出来——这就是年轻诗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同时他又以一个割开恶性脓疮的外科医生的果断，在自己并不动听的诗中，也揭露了自己心灵中的那些并非每一个人都能下决心承认的隐秘的激情，以及掩蔽在我们的温文尔雅和文化修养的表面光彩之下的一切可鄙可耻的东西。” 我得到了勃留索夫在那个时期写给我的一封信的副本。瓦列里·雅科夫列维奇在谈到他已给报刊寄去了一篇评论的时候补充道：“……我真诚地喜欢您，即作为一个诗人的您，因为对于作为一个人的您我还不了解。但这并不是说我喜欢您的诗。正好相反。我说这句话就像我说我喜欢作为诗人的您的时候同样坦率……我的结论也就是那适用于一切‘出类拔萃的人物’，即那些天生的诗人的结论：‘努力吧!’不经过努力不会产生普希金、歌德，甚至也不会产生魏尔兰〔因为未来的pauvre Lelian(法语，意为“可怜的勒利安”)在他的前半生是非常努力、非常努力的〕，而您又不愿做一个次于魏尔兰的诗人，同时也不值得。类似保罗·福尔那样的prince de poêtes(法语，意为“诗坛宗主”)的桂冠是决不会使您动心的!……我还有一个个人的请求：不要忽视诗的音乐性。您别去理会未来派。诗歌的全部实质就在于音响的结合……”信的末尾写了几句亲切的话：“我因此在数千里之外拥抱您……” 我给勃留索夫写了一封回信(这是在1916年夏天)：“您那亲切的来信使我深为感动。谢谢!一般说来，我是不会因对我的诗作的评论而飘飘然的，但您的教诲对于我却特别珍贵。我全神贯注地拜读了您的大作和来信。我有千言万语想在回信中向您倾吐，但我却不会写信……我并没有使自己的诗歌屈从任何‘理论’，恰好相反，我是很缺乏自制力的。我的诗作的缺陷和拙劣都是我自己的。您认为是丑恶可憎的东西——我觉得是自己的真实的东西，这就是说，它既不美也不丑，只不过是应有的样子。我写的诗之所以没有韵脚和‘诗格’，并非由于‘对诗歌的理解’，而仅仅因为丰富的韵脚或古典主义的诗使我的听觉感到难受……我并不倾心于抒情和写景的诗歌，我最感兴趣的是一般的、‘宏伟的’的事物，我总想揭示事物，表现出……其中的主要东西。在现代艺术中我之所以最喜欢立体主义，其故即在于此。你向我谈到‘甜蜜悦耳的声音和祈祷’。然而并非一切甜蜜悦耳的声音都是祈祷，说得确切些，所有的祈祷都是向上帝而发的，但并非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上帝……这也许很狭隘，但并不是因为我对诗歌的理解狭隘，而是因为我是一个狭隘的人。这就是我想对您说的最主要之点。我们之间横隔着一堵墙——不仅仅只是几千俄里路程!……我把诗集命名为《前夜集》，除了一般的意义之外，我还指我个人的东西而言。这仅仅是我的前夜……” 勃留索夫说我想揭示社会的溃疡，这是对的。五年后我写了讽刺性长篇小说《胡利奥·胡列尼托》。但我过去和现在都不能和诗分手。不错，我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写过诗(从1924年到1937年)，但是我一直像念咒似的反复吟咏着我喜爱的诗人们的作品，没有诗我一天也活不下去。我在《给成年人读的书》里曾说：“有时候我仍旧羡慕诗人。我们是勉强从泥塘里拔出脚来的。他们的步伐就像减速放映的影片在银幕上映现出来的跳跃——在空气中浮动着。我发现他们在朗读诗的时候两手总是痉挛地一伸一缩：这是一个游泳者的姿势。他们的人行道不比二层楼低。肉、欲望、深度对于我们都是逗点；但他们甚至不要句点也过得去。诗的节拍转变为时代的节拍，于是诗人们要理解未来的语言也就容易得多了。”这是1936年春的想法。不久西班牙内战爆发。我写论文、传单、简讯，甚至还写了一部中篇小说，但是又像从前一样，突然颤动着嘴唇做起诗来了——这并非因为我想预见未来，而是因为需要谈谈现在。 如今我觉得我过去的许多看法都是错误的、愚蠢的、可笑的。不过对于促使我开始写诗的原因，我现在觉得依然是正确的。当年一个18岁的青年懂得，诗可以表达散文所不能表达的东西。一个如今正在写一本回忆录的老文人赞同这个看法。 一切都仿佛是不可预料的，而一切又都是可能的。一天，正当我在克利什广场上漫步、做诗的当儿，广场上突然挤满了人。人们喊叫着，他们想突破警察们的散兵线冲到西班牙大使馆去：抗议处死无政府主义者费雷罗。枪声响了，立刻筑起了街垒；公共马车被掀翻了，路灯被推倒了。炽热的瓦斯像泉水一样喷射出来。我不大清楚费雷罗是何许人以及他为什么被判处死刑；但我却和大家一同喊叫。这似乎就是革命。几小时以后，人们重又在克利什广场上神色自若地喝起咖啡或啤酒来了。 巴黎在当时有“世界首都”之称，它的确拥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国家的代表人物。戴缠头的印度人揭露英国的自由主义者的虚伪。马其顿人经常举行喧闹的群众大会。中国的大学生庆祝民国成立。出版的报纸有波兰文的和葡萄牙文的，有芬兰文的和阿拉伯文的，有犹太文的和捷克文的。巴黎人为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俄罗斯作曲家，指挥家)的《春之祭》鼓掌，为意大利的未来派马里内蒂鼓掌，也为上演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作家)的神秘剧的伊达·鲁宾施泰因鼓掌。“世界首都”同时又是一 个边远的省份。巴黎分为许多区；每一区都有一条开设着商店、小剧院和舞厅的主要街道。所有的人都彼此相识，在街道上聊天，说面包铺老板娘的坏话，议论机械师雅克的情妇，说红头发的让的老婆给让戴了一顶绿帽子。 你爱怎么打扮就可以怎么打扮，爱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艺术学院的学生每年春天举行舞会：裸体的大学生和女模特儿在大街上昂首阔步地游行；最害臊的人穿着小裤衩。有一天，一个西班牙画家在“洛东达”咖啡馆旁边脱得一丝不挂；一名警察懒洋洋地问他：“老头儿，你不冷吗?……”一年举行两次狂欢节——一次在谢肉节，一次在大斋期中间；载着穿化妆服的人们的大型马车在街上驶过；人们戴着荒谬可笑的假面具，往遇到的人的脸上扔彩纸屑；还把得过锦标的白犍牛也拉了出来，餐厅里贴着广告：“明天我们尊敬的顾客将能尝到用获奖者的肉烧制的煎牛排。”在栗子树或法国梧桐下，所有的椅子都坐满了情侣，全神贯注地在接吻；没有任何人打搅他们。有一次，奥库洛夫在十二杯白兰地下肚以后，爬到一辆轿式马车顶上，开始向行人解释说，所有的政府部长很快就要被吊死在路灯上；有些人听他讲，但是，当然谁也不会相信。我不仅没有护照，就连身份证也没有。有一次，银行职员要看我的证件，我就到省政府去了，他们叫我找两个法国人作保。我急于取钱，就找了我常去买面包的那家面包铺的老板和一个一早就坐在咖啡馆里喝罗姆酒、同我有一面之交的画家和我同去。不用说，他们对我是毫不了解的，但他们同意签字作证。一个官员发给我一份证件，上面堂而皇之地写着某事有某人作证云云的官样文章；这不仅足以应付银行职员，就是应付经常缉拿盗匪的警察也绰绰有余了。咖啡馆里唱着讽刺歌：共和国的总统是一个戴绿帽子的，司法部长手脚不干净，国民教育部长正在追几个小姑娘，给她们写的情书文理不通。居斯塔夫·爱尔威(1871—1944，法国社会党左翼领导人之一)在《社会战争报》上号召消灭资产阶级；歌唱家蒙泰居斯赞美十七团的士兵，因为他们拒绝向示威群众开枪。每天早晨五点钟，一捆捆报纸就送到了小店铺里；报纸都放得很整齐；街道上也放着报纸；行人把铜币放在一个小盘子里就可以拿一份。各种派别的报纸不下二十种之多。新闻记者互相诬蔑；事后他们又在克鲁阿桑街上的一家咖啡馆里见面，举杯共饮开胃酒。 人们到咖啡馆去是为了同熟人见面、谈谈政治、聊聊天、搬弄一阵是非。各行各业的人都有自己的咖啡馆：律师，牲口贩，艺术家，马夫，演员，珠宝商，诉讼代理人，参议员，靠妓女生活的人，作家，毛皮匠。对于饶勒斯的拥护者常去的咖啡馆，盖得(1845—1922，法国工人党创始人之一)的拥护者是不屑一顾的。还有一些象棋手聚集的咖啡馆，拉斯克和卡帕布兰卡曾在那里下过几盘具有历史意义的象棋。 我常去“克洛赛利·德·利里亚”咖啡馆——俄文的意思是“丁香田庄”；那里根本没有什么丁香；不过可以叫一杯咖啡，要几张纸，写上五六个钟头(纸张免费供应)。法国作家(主要是诗人)每星期二都去“丁香田庄”；他们争论着雷纳·纪尔发明的“科学诗”的利弊，赞扬圣保罗·鲁的幻想，咒骂《法兰西水星》杂志的出版者。有一次举行选举：保罗·福尔登上了“诗歌之王”的宝座，他是一个漂亮的、黑头发的人，写过几千首半愉快、半忧伤的叙事诗。 左：克克洛赛利·德·利里亚咖啡馆当时的照片。 中：安纳托尔·法朗士的肖像，斯捷林画。 右：夏尔·贝玑。 或许有人认为，在巴黎所有的人都两脚朝天走路，但巴黎人却过着一种世代相传的秩序井然的生活。每逢一个人租到一所住宅以后，守门的女人都要问，新房客有没有镶着镜面的衣橱；床和桌椅是无法查封的；要是不按期缴纳房租，镶着镜面的衣橱就要被查封。出殡的时候男人在前，女人随后。坟地就像一座城市的模型：那里有自己的街道。富人的坟上写有“恒产”的字样，这不是讽刺——穷人的坟过了二十年就要被挖掉。葬仪结束后，所有的人都要到坟地附近的一家小饭店里去喝白葡萄酒，吃一点干酪。人们晚上不喝咖啡，而喝各种各样的浸液——菩提花浸液，甘菊浸液，薄荷浸液，马鞭草浸液。情侣们兴致勃勃地讨论着哪一种浸液最有益健康：他要喝利尿的，而她要喝帮助消化的。老太婆们坐在街上的长凳上做针线活。住宅的房门在晚上十点钟上锁：每当房客揿铃，睡意蒙眬 的守门女人把一根细绳一拉，门就开了，叫门时得高声通报自己的名字，以免生人潜入；外出的时候就高声把守门女人喊醒：“劳驾，绳子!”钓鱼的人坐在塞纳河畔枉费心机地等待想象中的 鱼上钩。报纸有时报道，翌日凌晨有一名死刑犯将被斩首；爱看热闹的人麇集在狱门附近看刽子手、看死刑犯，事后还要看被砍下的人头。 我读过雷翁·布鲁阿的作品；他自称是天主教徒，但憎恨有钱的伪君子和头戴法冠的伪善者；他的作品是那种应该在地狱里出版以推翻天堂的宣言。我也读蒙田和兰波、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作品。我时而盼望革命，时而盼望世界的末日。但什么都没有发生。(后来人们肯定地说，不曾在战前生活过的人，都没领略过生活的甜蜜。我可没尝到什么甜蜜。)我问法国人，今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他们回答说——有的怀着满意的神情，有的叹了一口气——法国经历过四次革命，它已经有免疫力了。 艺术日益使我倾心。诗不仅代替了煎牛排，也代替了《没有意思的故事》的主人公和契诃夫一同苦恼过的那种“总的思想”。不，苦恼依然存在：我在艺术中寻找的不是慰藉，而是非常激烈的情感。我和艺术家们交朋友，开始参观展览会。诗人们和艺术家们每月都要宣读各种各样的艺术宣言，推翻一切事和一切人，但一切事和一切人却依然如故。 我们儿时常玩这种游戏：不准说“是”和“不是”，不准说“白的”和“黑的”；谁要是说了不准说的字眼，他就要挨罚。我有时候觉得，巴黎正是在玩这种游戏。如今我认为，把巴黎时而痛骂一顿，时而赞扬一番，可能是不公正的。年轻人有一种要求严格、不肯安静的天性。莱蒙托夫写道：“而不安定的他却在寻找风暴，仿佛在风暴中才有安宁!”当时他才18岁。谁知道，如果我在斯摩棱斯克，是否也会感到同样的不安呢?这可能会迟个两三年；也可能不会具有如此尖锐的形式……至于不准说“是”和“不是”的游戏，那它与艺术的天性有关。而在巴黎是不可能不碰到艺术的…… 巴黎教会了我许多东西，它推开了我的世界的墙壁。人们常把这个城市说成寻欢作乐之地；我以为，巴黎善于苦笑——它的房舍如此，它的诗人如此，它的姑娘们的眼睛也是如此；这种善于在苦中作乐、在乐中痛苦的才能有时给它安上一对翅膀，有时又把它的翅膀剪了下来。但是，当我写到此后数十年间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的时候，我还要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问题；那时候我就不会做这样的结论了。 巴黎教育过我、丰富了我的知识和阅历、使我穷困、使我自立、又打倒了我。所有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每当一个人有所得的时候，他同时也必有所失——你往前走，就得同昨天还是你生活中的那些欢乐与不幸诀别。 关于他，契诃夫曾写道：“他说起话来很动听，很有表情，但只限于他喝醉酒的时候。”我常在咖啡馆里遇见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两三杯白兰地一下肚，他果然变成了一个出色的说故事的能手；我看到的有时是牛津的那些供给膳食的小旅馆的古板的老板娘，有时是爪哇的魔术师，有时是醉心于巫术的瓦列里·雅科夫列维奇·勃留索夫。当谈话涉及黑颜色的时候，巴尔蒙特总要重复一句古老的格鲁吉亚咒语。阻止巴尔蒙特是办不到的。他常向自己的女伴喊叫：“我想逃到黑夜里去!叶连娜，你别反对!”他的性格里有一种既庄严又可怜、既高傲又稚气的东西。 人们常把他和魏尔兰相比：酒精，音乐，天真。但是巴尔蒙特和“可怜的勒利安”不同，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读了许多书。他翻译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诗歌：雪莱和卡尔德隆，卢斯塔维里和惠特曼，莱奥帕尔迪和斯洛伐茨基，布莱克和海涅，埃德加·坡和王尔德。埃及的古歌和保罗·福尔的诗经过巴尔蒙特的翻译变成了同样的情调。他在情诗里所赞美的是自己的感情，不是接受他的诗作的女人，他在翻译别人的诗作时所陶醉的也是自己的声音。 他喜爱雄伟的东西：山巅，深渊，海洋。画家布拉克曾说，要善于用直尺去丈量灵感；巴尔蒙特大概会认为这话是一种市侩习气——他是靠批发为生的。他写起诗来就和女速记员那么快。他总是把同一本书献给一连串的人：从“我的幻想的兄弟，诗人和术士，瓦列里·勃留索夫”直到“具有一颗像林中的小溪那样自由而清澈的心灵的柳夏·萨维茨卡娅”。《我们将同太阳一样》一书中的情诗就是如此；一首接着一首，每首都有名有姓地注明献给某人：“献给贝拉”，“献给奈蒂小姐”，“献给马辛格”，“献给克莱茨伯爵夫人”，“献给乌鲁索娃郡主”，“献给H……”“献给P……”“献给一个西班牙妓女”，“献给玛丽亚·芬”，“献给米特凯维奇”，“献给达格尼·克利斯坚逊”，“献给柳夏”…… 在1917至1918年间，我在莫斯科见过他几次。他依然相信自己。革命的坚决性把他惹恼了：他不愿意让历史干预他的生活。他不止一次地深深陷入情网，然后又冷淡下来，他把这都写进了诗里。他以为时代也能像这样轻而易举地抛开：“这个夏天我不再把俄罗斯喜爱……”有一次我向他朗读了我的几首关于处死普加乔夫、关于报复的诗。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起初不满意地皱着眉头，后来在我的笔记本上写道： 我听到过野蛮的语言， 听到过祈祷时的喊叫和嘈杂的合唱。 但我不想给你警告。 你想破坏吗?斜面的力量真美妙。 你去做野蛮人吧。一旦遍地大火 只有野蛮人才年轻无畏， 只有老年人才不正确。 下面写的日期是：1917年12月28日。三四年后，他就到巴黎去了，在那里他断定只有自己是正确的。他的那些诅咒革命的政治诗就像《复仇者之歌》一样软弱无力。他再度成为一个侨民，但已不是短短的几年，而是一直到死；他过着穷苦的生活；狂饮症发作得益发频繁了。 1934年我在蒙帕纳斯林荫道上遇见过他。他独自一人走着，老态龙钟，穿一件破旧的外衣；他和先前一样披散着满头长发，但头发已经不是火红色，而是白色的了。他认出了我，向我问好。“我听说您在俄国……”我回答说，我不久以前才从莫斯科来。他活跃起来：“请问，那里还有人记得我，还有人读我的诗吗?”我不禁可怜起他来，撒谎说：“当然记得。”他微微一笑，然后昂首阔步地向前走去，这个可怜的、被贬黜了的帝王。 苏联大百科全书为这位“颓废派诗人”写了二十行——和写别内迪克托夫的行数相等，但是肯定了后者若干优点，而对巴尔蒙特却没有作任何肯定。年轻的苏联读者未必知道世上曾经有过这么一个诗人；但在20世纪初却没有一个大学生不知道他，即使不熟悉他的诗作，至少也知道他的名气。沃伦斯基在1902年写道：“虽然附带这种或那种保留条件，巴尔蒙特还是受到了普遍的赞扬；尽管颓废派的诗歌在俄国并不流行，公众却依然从他的诗的音乐中捕捉并重复那柔和而轻盈的音响。”对于象征派说来，他是一个导师，一个巨匠：勃洛克和安德烈·别雷在中学时代就手不释卷地读他的作品。勃留索夫在总结巴尔蒙特的成败时说：“巴尔蒙特向我们揭示了抒情诗能多么深刻地揭示人类心灵的秘密。”就连和象征派毫无关系的作家也对巴尔蒙特的诗作了很高的评价，例如布宁。和巴尔蒙特的那些锋芒毕露的、有时华美壮丽、有时又矫揉造作的诗歌最为格格不入的，恐怕莫过于契诃夫了，但是安东·帕夫洛维奇却在给这位“颓废派诗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您可知道，我喜爱您的天才，您的每一本书都给了我不少喜悦和激动。也许，这是因为我是一个保守派。”高尔基曾给予巴尔蒙特以热烈的评价，并建议杂志的编辑发表他的诗作。我还记得，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曾满怀赞赏地朗读巴尔蒙特的诗。人们写了上百篇文章来评述巴尔蒙特，他的作品每年都要再版；他举办讲座的时候很难弄到门票。只要诗人在剧院里，甚至在街上一露面，就立刻被发了狂的崇拜者团团围住。难道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种变态心理和自我欺骗，难道高尔基或勃留索夫之所以赞扬巴尔蒙特的天才，是因为俄国的读者们赞同大百科全书的条文所说的他那“逃避现实的意图”和他对“野蛮行为”的狂热? 我之所以想到了别内迪克托夫，不仅是因为他名气很大而又很快被大家遗忘。可以说，从巴尔蒙特的那些失败的作品来看，他和别内迪克托夫是相似的——大喊大叫，趣味低劣。例如，巴尔蒙特竟能写出这样的诗句： 我要做个粗鲁的人，我要做个勇敢的人， …… 我要扒下你的衣服!…… (马·亚·沃洛申曾肯定地说，有一个助产妇曾给他寄了一首《答巴尔蒙特》的诗，其中有这样几句： 我要做坚强的女人， 我要做高傲的女人， 我不让男人近身!……) 自然，巴尔蒙特写了许多坏诗；他的创作非常丰富，他的全部作品都出版过。但是从他的30本书里是可以选编出一本好书来的——这毕竟不是别内迪克托夫。谁又喜欢别内迪克托夫呢?只有那些不爱挑剔的市长夫人。但巴尔蒙特在俄罗斯的诗歌中却改变了许多东西；这只要把他的这样一些诗篇重复一遍即可得到证实：“我是俄罗斯的迟钝的语言的精髓……”或“在俄罗斯的大自然中有一种慵倦的柔情……”命运待他极不公道：他曾得到人们的称赞，但日后人们却又因他称赞的东西而向他报复。他断言自己是一个叛逆，是现代精神的表现者， 巴尔蒙特不仅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还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旧时代的残余。他和20世纪一同登上文坛。当街道上已有汽车来往奔驰，工厂的厂房已巍然矗立，大规模的社会斗争已在进行的时候，巴尔蒙特却依然是一个14世纪的抒情诗人，他穿的那件时髦的外衣是可笑的。 当未来派闯进了文学晚会并开始攻击年迈的巴尔蒙特的时候，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便昂首朗读了他的一首旧作： 悄悄地、悄悄地扒下古代偶像的衣衫， 你们祈祷得太久，别忘却过去的世界…… 一场空前的风暴逼近了，但一个落伍的抒情诗人却向刮来的第一阵风提出了天真的请求——但愿是一阵微风。他读了那么多书，却依然不理解，古代偶像的衣衫不仅要被很快扒掉，它们还要被人们毫不痛惜地焚毁。跟委拉斯开兹(1599—1660，西班牙画家)笔下的西班牙贵族的鬈发和姿态相比，这恐怕是更大的一个时代错乱现象。 他度过了一个漫长而凄凉的晚年——无所事事，孤独，贫穷，精神病。他死于1942年。 在威尼斯的一所陈列着丁托列托的油画的桑－罗科画派的长形大厅里，我曾流连徘徊、不忍离去。问题仍然不在于题材——它们的题材和许多别的画家的作品的题材完全相同。但是对世界抱着悲观的看法、感觉和理解的丁托列托却善于把它表现出来；为了把莎士比亚在不久之后开始描写的东西告诉世人，他只要几个足趾、一幅向下滑落的天鹅绒上的皱襞、一朵浮云和一堵墙壁就足够了。丁托列托的画具有现代艺术的一切因素；同时在桑－罗科画派中你还能特别鲜明地了解抽象派绘画的辩护者的天真，对于绘画方面的许多问题，他们竭力寻找一种比丁托列托、苏巴朗或在很久以后才出现的塞尚曾经提供过的更为自由、或者也可以说是更为深刻的解决方法。丁托列托不得不考虑到天主教教会的教义、威尼斯首领们的虚情假意和口是心非，以及许许多多看来是不必要的障碍，一个伟大的画家是需要障碍的——这是一个出发点，是克服无法克服的事物的一个开端。 我之所以复述一个青年、一个40岁的人和现在我这个老年人的极容易引起争论的见解，当然不是由于这些见解本身具有什么趣味，更何况我又不是一个艺术史家。我认为，耐人寻味的不是这些评价，而是这些评价在一个人的一生中的变化。诗人巴尔蒙特曾天真地请求别急于揭露昨天的偶像。真正的大师并不需要怜悯；但是一种平凡而合理的见解却暗示了某种谨慎的态度：失去了桂冠的偶像可以重新成为神灵。科学领域的发现推翻了前人的理论：如今无论如何是不能根据托勒密或毕达哥拉斯的理论去研究天文学了；但古代希腊人的雕塑在我们今天看来却依然是精美的。波提切利现在不合我的口味；我在青年时代曾爱过他，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大概不是我们的孙子就是我们的曾孙将来会喜欢他。对于波伦亚画派的画家我现在很难说他们一句好话——我跟他们还有一笔旧账没算，当然，尽管这并不是他们的过失：波伦亚画派的绘画在三百年间决定了那种相对的、折中主义的艺术的标准，许多人出于误解或习惯，至今犹把这种艺术称为现实主义的艺术。(勃留索夫在1922年写道：“现实主义——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哲学术语，而是就它在艺术领域的应用而言——向画家们提出了一个课题：真实地再现现实。但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国度、什么时代有哪一个国家曾抱定过另一种目的呢?全部差别仅仅在于对‘现实’的理解……对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派的画家，甚至他们的前辈‘拉斐尔前派’的画家，人们总爱用佛拉芒人和荷兰人的风俗画来和他们对比，但是，难道他们希望描绘和现实绝缘的东西吗?……印象派当时曾受到批评家的指责，说他们创作的只不过是一些斑点，与现实生活完全无关，他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呢?他们所追求的正是这样的目的：用这些斑点把现实更真实、更精确地表现出来，使它一如我们外部的感官和视觉所感受的那样。”)只要一个画家不去描绘古代的神话或福音书上的故事，而去描绘能使他的同时代人为之激动的重大事件，并在手法上遵循波伦亚画派特定的标准，他就会得到这样的祝贺：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是，20年或40年之后，学院派最后一批模仿者在世界上绝迹了，到了那时，我们的孙子或曾孙就会恢复卡拉齐兄弟及其他波伦亚画派画家的作品的名誉。以往的艺术不仅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它也由于我们热情的眼光而得以重见天日。后代子孙的珍爱宛如一个孜孜不倦的修复家，他把有点褪色的油画加以整理，使它们恢复原先的光彩。 我还得补充一点，1959年秋，在我滞留意大利期间，伊特鲁里亚人(古代意大利的一个民族)的石椁给了我最深刻的印象，那是在石棺上凸现出来的一些疯狂的男女。我在离罗马不远的塔基尼埃的一所小博物馆的庭院里久久地看着它们。现在，当我写这本书并打算重现我的过去和朋友们(他们大多数都已先我故世)的时候，我看见自己面前的这些男男女女就是生活在我诞生的25个世纪前的人。我觉得，我对他们的了解就像对我的同时代人的了解一样清楚。 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眷恋佛罗伦萨；我爱它那乡村的气息、多那太罗的雕刻和戴宽边草帽的农民、德拉·罗比亚的陶器和城市四周的丘陵、花园、菜畦、一株株昂然直立的柏树、旧桥上的小店铺、集市、浑浊的河流、晴朗的天空和但丁曾在那里遇见自己的贝雅特丽齐的遗迹。佛罗伦萨同所有那些在一个时代里建立起来因而十分谐调的城市一样，是一目了然和可爱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爱上了罗马。罗马是几个不同时代的混合物；古希腊罗马的遗迹和新兴的市区并列，巴洛克式的弯弯曲曲的雕像和最早的基督教的柱廊形大厅共存，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和19世纪末叶富丽堂皇的古迹同在；这种杂乱无章的现象起初会使来客感到拘束，但后来你却看到不同的时代在罗马是和平共处的。罗马的美不仅仅是在成群结队的游览者前往观光的地方——任何一条街道，一所丝毫不值得注意的房屋的任何一堵墙壁，都有赏心悦目之美。它的配置十分复杂：其中含有一种只有伟大的艺术家和伟大的民族才能达到的严整。 有一些旅行家(其中也有像歌德这样的大人物)在意大利看到的只是博物馆和大自然不朽的美色，他们是大错特错了!过去和现在都使我目醉心迷的意大利的一切，都和人有密切联系——当然，人们是在不断变化，但是，如果说有可能概括时代，有可能把往昔从被遗忘和不被了解中拯救出来，那么这是和人民的天才，和人民所固有的某些特点分不开的。 我在法国住了多年，学会了怎样了解法国人，我对他们的爱是不言而喻的——这种爱是众所周知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决定重复司汤达的话，他曾肯定地说，意大利人比法国人朴实、直爽。这怎能不博得这样一个年轻人的好感，这个年轻人还记得在科济希、奥斯托任卡或阿尔巴特某处的那些倾心的谈话的温暖?当然，意大利人也和所有的人一样是良莠不齐的；我既没有忘记阶级斗争，也没有忘记法西斯主义的年代；但我依然认为，意大利人的性格充满了善良。 我常常自问，为什么操各种不同语言的人那么喜爱近十年来的意大利影片——《偷自行车的人》、《米兰的奇迹》、《两分钱的希望》、《罗马十一点钟》、《卡比里亚之夜》。毫无疑问，它们是电影发展中的重要现象；但是普通观众对新现实主义是不大感兴趣的；老实说，由于对现实所作的现实主义的、真实的反映，他们所看到的乃是真正的、活生生的意大利人，使观众为之倾倒的是一种民族性格的特征：银幕上展现了一种艰苦的、有时是没有出路的生活，但是应对人们的苦难负责的不是坏蛋，而是环境，不是这个或那个人物心灵上的丑恶，而是社会制度的丑恶。 我的千百万同胞对战争的景象是记忆犹新的。世界的政治地图已经改变了；理智提醒我们，有的东西应该忘却，有的东西应该学会；但是人心有自己的规律。1949年在柏林曾有一个德国人对我说，他喜欢我的长篇小说《暴风雨》，特别是勒热夫城下的战斗场面。“描写得生动极了，”他补充道，“也许您当时就在那里?”当我作了肯定的答复以后，他很高兴地叫道：“当时我也在那里!”——然后向我伸出手来。说实话，这个握手对我并不是轻松的。我常常见到一些意大利人，他们忧郁地说，在战争时期他们到过顿巴斯；我倒能友好地和他们谈话。曾在敌占区呆过的人们向我谈到意大利人的时候并无仇恨之心；一个集体农庄女庄员曾回忆道：“他想抓走一只母鸡，可是又觉得不好意思，他等着我走开，后来我自动地走开了——我可怜他……” 在这本书里我还要不止一次地谈到意大利和意大利人。我有时不顾事件发生的前后顺序，一下子就跑到前面去了——因为我不愿使自己的思路和要说的话中断；这与其说是我一生中的经历，不如说是由回忆而产生的思考。现在我要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几年。 我力求不戴粉红色的眼镜来回顾以往。意大利的生活绝不是什么田园诗：每走一步我都可以看见贫穷。意大利的资产阶级要比法国的资产阶级更为妄自尊大和愚蠢无知。在科尔索的咖啡馆里可以看到一些议员；他们在聊天、商量、谈判；那里有一种议会里肮脏的、不体面的勾当所散发出来的恶臭。我还常常遇到一些外省的唯美派，他们竭力模仿巴黎的假绅士；和往常一样，学生比老师走得更远。 我在巴黎经人介绍认识了诗人马里内蒂；他非常自信而且同样爱沽名钓誉；他给了我一本他的长诗《我那用红糖制成的心脏》：“如果您把它翻译出来，您就会使俄国发现一个明天的诗人……”我译出了一个片断并附上一个小小的序言：“要喜爱马里内蒂的诗是困难的。内心的空虚、特别是对朗诵艺术的低级趣味和嗜好使人对他颇为反感。”后来我出席了一个文学晚会——马里内蒂在会上赞扬未来派、技术的奇迹、征服世界。他日后追随法西斯分子是合乎逻辑的：他并不掩饰自己的真面目，他早先就幻想暴力；随着红色的水果糖而来的是鲜血…… 一天，我在佛罗伦萨遇见了30岁的乔瓦尼·帕皮尼；他那轰动一时的自传《一个毫无出息的人》是在这之前不久问世的。我们坐在一个小饭店里；年轻的作家们在争论有关未来派、“猫头鹰”(这是一个文学团体的名称)和柯罗齐的哲学等问题。我觉得帕皮尼是一个痛苦的、苛刻的人。突然，他惘然若失地微微一笑，说道：“不管您怎么说，主要的是一个人应该幸福，而且是能使别人也幸福的那么一种幸福……” 在卢卡附近某地，我曾疲倦而饥饿地在一株树下睡着了。几个孩子把我唤醒。孩子们的母亲，一个肥胖的、黑皮肤的妇女，把我叫到家里，在桌上放了一大碗通心粉、一瓶葡萄酒，瓶的周围缠着稻草。我狼吞虎咽地把通心粉吃个精光，而女主人则在缝一件孩子穿的衣服，她瞧瞧我，叹了口气。“你有妈妈吗?”她突然问道。我说我的母亲在很远的地方——在莫斯科。这时候她没有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就唱起一首忧伤的小调。我离开了她的家；那是一个黢黑的南国之夜，萤火虫宛如晴空的繁星，不停地盘旋飞舞。 在意大利，我相信艺术是可以发展的，幸福是可以取得的。但是，一个艺术将要遭到灭亡、幸福是不可想象的时代却已经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