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岁月·生活（全三册）——侨居巴黎的革命侨民

我遇见过各式各样的侨民——“左倾”的和右倾的，有钱的和贫穷的，自信的和茫然的；我见过俄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有些侨民缅怀以往，有些侨民瞩望未来。但各个派别、各个民族和各个时代的侨民之间却有一些共同点：对他们被迫流落的异乡抱有反感，非常想念祖国，要求生活在同胞们的亲密圈子里，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纠纷。 1905年革命后，老布尔什维克沙波瓦洛夫侨居国外；他说他的同志们对比利时的风俗非常反感：“见它的鬼，这个比利时跟它所夸耀的自由!……这里晚上十点以后，你竟不敢在自己房间里穿皮靴走路、唱歌和叫喊。”许久以前，赫尔岑在描写伦敦的侨民生活时曾说，“饭店在星期天一律歇业，这种‘奴隶制’是法国人不能容忍的”。 成熟了的植物很难移植，它们会生病，常常会死亡。我们现在实行冬季移植：当树木昏睡的时候把它挖掘出来。春天它就会在新的地方复苏。好办法，特别是因为树木没有记性…… 我记得居住在巴黎的米盖尔·乌纳穆诺(1864—1936，西班牙作家、哲学家、存在主义的代表)——他是普里莫·德·里维拉时期的侨民；他坐在“洛东达”咖啡馆里，用纸剪一些龙和牛；后来几个西班牙人在他的桌旁坐了下来，于是乌纳穆诺对他们说，在法国现在没有、过去没有、就是将来也永远不会有愁容骑士。(他自己就像堂吉珂德。)我还记得在伦敦因为雾和伪善而喘不过气来的德国作家恩斯特·托勒尔；他因受不了流亡生活而自杀了。让-里沙尔·布洛克(1884—1947，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在莫斯科度过了战争年代；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极力不流露自己的苦闷，可是当他谈到法国的时候，他那双忧郁的眼睛就变得更加忧郁了；在“民族”饭店的一个房间的墙上贴着一张蓝色的纸——早就抽完了的法国香烟的包装纸。巴勃罗·聂鲁达坐在布拉格旅馆的房间里，高大的个儿，一动也不动，就像古代阿兹台克人的一尊神像；但是只要一跟他谈起太平洋沿岸的贝壳，他就神采焕发了；他愤怒地谈到智利的一个独裁者所干的勾当——愤怒的同时又带着温柔：不管怎样，独裁者总是智利人。1946年我在巴黎的时候，曾去看过病入膏肓、伛腰偻背的阿·米·列米佐夫。他孤苦伶仃，在贫困与痛苦中生活着。他为什么侨居国外呢?恐怕连他自己也不能解释。他说他常常梦见俄国，梦见老朋友和大学时代的彼得堡。房间里挂着俄国的图画，俄国的小兽，当然还有俄国的鬼怪。 我在1932年曾对白俄做过这样的描写：“他们周围的生活和他们实在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住在巴黎，就像住在豪华旅馆里的一间阁楼上。他们忘记了俄语，可是也没有学会法语。在一家小小的俄国剧院里看《瓦纽申的孩子们》的时候，他们流泪了。他们常哼哼韦尔京斯基的歌曲。他们常去参加各种‘同乡’的晚会。他们甚至不能丢掉旧历，而要在1月13日迎接新年。我在一所俄国人的住宅里还看见过用煤气炉烧水的茶炊。” 革命前的侨民生活和后来白俄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革命后跑到巴黎去的俄国流亡者都居住在资产阶级的住宅区——帕西街、奥泰街；而革命的侨民却住在城市的另一端，在郭伯廉、伊塔利、蒙鲁日等工人区。白俄开了几个饭馆，如“贵族之阁”或“三马车”；有的人当老板，有的人端菜送饭，有的人跳着列兹金卡舞和喀马林舞供法国人娱乐。而侨居国外的革命者却去参加法国工人的集会；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在争论，召回派和列宁的支持者在争论。各式各样的人就有各式各样的生活…… 我谈到所有被迫居住国外的人们共有的某些感情，只是为了说明我在1909年1月终于租下了登菲尔-洛歇洛大街上一间带家具的房间，摆出了随身带来的书籍，买了一盏酒精灯、一把茶壶，并且明白了我在这个城市将要长期居住下去时的心情。当然，巴黎使我神往，但我却恼我自己：有什么可使我神往呢!……我已经不是孩子了，一小块泥土也不带地把我移植过来，我生病了。旅行者可以欣赏他没见到过的自然景色、异乡的风土人情，他原是为了观光而来的；可是侨民却情愿转过身去。我烦恼时心里想，这里没有春天。难道法国人能够懂得冰怎样流动，双层的窗框怎样拆除，初春的一些花儿怎样穿透冰层生长出来?在巴黎，冬天的草也是绿的。根本就没有冬天，于是我悲哀地回忆起扎恰季耶夫胡同里的雪堆，想起了娜佳和她说话时唇边的雾气，以及她放在暖手筒里的手的暖气。我的上帝，法国的花真多啊!芬芳的紫藤爬满了墙壁，每一个庭前花圃里都有娇艳欲滴的玫瑰。但是一看见默顿或克拉马尔的小草地我就感叹起来：花都到哪儿去了?我像背诵祈祷词一样反复念道：母亲和后母，伊万和马利亚，金梅草，狮子的嘴巴…… 我觉得法国人过分讲究礼貌、虚伪、谨慎。在这里谁也不会心血来潮地对一个萍水相逢的路人倾诉衷肠，谁也不会在晚上顺便到别人家去玩玩；大家都喝酒，但谁也不会因为苦闷整个星期地喝酒，谁也不会喝掉最后一件衬衫。大概，谁也不会上吊…… 维塔利·约尔金上吊了。据说他为大宗债务所逼，把别人的诗冒充作自己的；他常对我说，在巴黎他觉得“厌烦”。我常去塔马拉·纳多尔斯卡娅那里，她是一个瘦瘦的姑娘，有一双梦游症患者的眼睛。我们谈论俄国、谈论强烈的感情、谈论生活的目的。她住在顶楼上；从窗子里望出去，看得见这座庞大的、陌生的城市。她一再地说生活中的一切都不是她所想象的那样。她从窗子跳楼自杀了。还在莫斯科我就认识了丹娘·拉舍夫斯卡娅，她是我的中学同学瓦夏的姐姐；她蹲过监狱，跑到巴黎来进了医学系，嫁给了一个漂亮的罗马尼亚人，后来服毒自杀了。她的母亲从莫斯科赶来参加葬仪；好不容易说服了牧师，把蜡烛给了大家，助祭唱道：“受尽了苦难……” 有时候我出去听报告——人们把这叫“学术报告”。我们聚集在舒阿吉大街上的一个大厅里；大厅很像一个板棚；冬天得生火取暖。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在这里介绍过雕刻家罗丹，亚·米·柯仑泰在这里揭露过资产阶级的道德。有时候无政府主义者冲进来，一场争吵就开始了。 (我开始写诗的时候，阿·瓦·卢那察尔斯基鼓励我，对我说一个革命者也可以爱诗。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对我来说是一座桥梁——他把我的少年时代和新的理想联系起来了。在关于他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评论：如“学识渊博”，“具有多方面的修养”。但使我惊奇的倒是另一方面：他不是诗人，他醉心于政治活动，但对艺术却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爱好。他似乎总是喜欢捕捉那些常从许多人耳边溜过的捉摸不定的声浪。后来我间或遇见他的时候曾打算和他辩论：他的议论对我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但他一点不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十月革命指派他担任了教育人民委员的职务，他无疑是一个善良的牧师。“我曾经几十次地表示：教育人民委员部应该公平地对待艺术生活中的各种流派。至于形式的问题——人民委员和政权的所有代表人物的爱好是不必考虑的。让一切艺术工作者和艺术团体自由发展，不允许 一种派别以既有的光荣传统或风靡一时的成功排斥别的派别。”可惜各种从事艺术、爱好艺术的人们很少记起这段至理名言。1933年卢那察尔斯基被任命为驻马德里的大使。他一到巴黎就病倒了。我到旅馆去看他，他明白死期已近，并谈到了这一点。他的妻子想把话题岔开，但他却平静地回答说：“死是一件严肃的事，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应该死得有价值……”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艺术也可以教导人们怎样去死……”) 我的钱很少，我觉得花钱上馆子去吃午饭不上算：我可以在小酒馆的白铁柜台旁边喝一杯牛奶咖啡，吃五个三角形的小面包。但有时我还是跑到俄国饭馆去：不是饥饿，而是怀乡病驱使着我。我记得两个小饭馆：格拉西叶尔街上的社会革命党饭馆(它之所以被称为社会革命党饭馆，是因为“维索茨基”茶叶商行老板的一些亲属们是社会革命党人，他们为赈济侨民捐过款)和帕斯卡尔街上的无党派饭馆。两个饭馆里价钱都很便宜、很脏、没有味道而且很挤。服务员对厨师喊道：“一份红甜菜汤外加炸肉饼带稀饭。”一个红头发的女社会革命党员歇斯底里地再三表示，如果不给她战斗任务她就要自杀。布尔什维克格里沙非常愤怒：他经过“达尔库尔”咖啡馆的时候，看见马尔托夫也在那里——瞧机会主义者腐化到什么地步!…… 有时候举行舞会；收入用来在俄国进行宣传。请来了法国演员；小卖部的生意非常兴隆；许多人很快就喝醉了，怪腔怪调地合唱起来：“像叛徒的行径，像暴君的良心，秋天的夜晚漆黑一团……”在这里旧账都一笔勾销：侨居国外仿佛置身在一个小小的孤岛上，大家都在拥挤和委屈中生活。 还在监狱里我就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懂。我去社会科学高等学校报名做旁听生。我觉得课讲得很平淡，内容贫乏，但还是把一切都工整地记录在练习簿里。不久我发现，从书本里得到的要比听讲得到的多得多；于是又开始了埋头读书的年代。 书是我从屠格涅夫图书馆借来的。这个图书馆的命运很悲惨。1875年巴黎举行过一个“文学音乐晨会”，参加的人有屠格涅夫、格列布·乌斯片斯基、波林娜·维亚尔多和诗人库罗奇金。伊·谢·屠格涅夫发请帖的时候说：“收入将用作为穷苦学生开办俄国阅览室的基金。”作家捐献了一批书给图书馆，有些书里还有他的亲笔批注。两代革命的侨民使用了“屠格涅夫图书馆”的藏书并增添了一些珍本。革命后图书馆还在；只是读者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有一些俄国侨民作家把自己的文献交给屠格涅夫图书馆保管。希特勒最亲密的战友之一，被公认为俄国通的波罗的海的德国人罗森堡把屠格涅夫图书馆搬到德国去了。1945年，就在战争结束的前夕，一位陌生的军官带来一封我在1913年寄给采特林(诗人阿马里)的信。这位军官说他在德国的某车站看见了一些被打开的箱子：俄文书籍、手稿和信件撒了一地；他拾了几封高尔基的信，偶然在一张烧毁了的小纸片上发现了我签的字，于是就决定带给我。这就是屠格涅夫图书馆的下场。 我有时也到郭伯廉大街党的图书馆去看看——那里能碰到熟人。晦暗的板棚里尽是蜘蛛网、报纸和揉皱了的帽子，人们在这里长久地争论着，也不管米龙已经生气了：“同志们，这里是图书馆!……”有时从彼得堡或莫斯科来了新人；大家就向他提出许多问题。消息是不愉快的：俄国的反动势力增强了；暗探局活动很厉害——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关于阿泽夫大家谈论得很多。当然，我从来没有赞同过社会革命党人；但却受过浪漫主义行为——卡利亚耶夫、萨佐诺夫——的迷惑，后来忽然弄明白了，一个可恶的胖家伙(指阿泽夫,1869—1918，他是沙皇政府的暗探和社会革命党的首脑之一；卡利亚耶夫和萨佐诺夫都是社会革命党人)既决定着革命者的命运，也决定着沙皇的大臣们的命运…… 在党的会议上继续着永无休止的辩论。不久前我在谢·戈普涅尔的回忆录里读到这么一段，据说，列宁曾说侨民们的辩论是没有结果的，人们在那里争辩着，其实他们都早已选定了自己的立场。我对自己很生气：为什么在莫斯科的时候辩论总是吸引着我，而在这里，虽然有这么多有经验的党的工作者，但我却坐在一旁发愁?我不大去参加会议了。 我试着去参加了一次法国社会党人的群众大会。饶勒斯发表了演说；他讲得非常好，我觉得听到了一些新的东西(后来我明白了，问题在于演说者的口才)。他说，劳动、兄弟般的团结、人道主义比统治阶级的贪欲更强；接着他挥动着双手，愤怒地解开了浆硬的衣领。大厅里酷热难耐。饶勒斯讲话之后，儿童合唱团演唱了一支歌，它描写一个看不见日出的结核病青年的苦恼。后来一个汗流满面的胖女人唱了几段讲她遗忘在部长办公室里的紧身衣的淫秽的讽刺歌。大伙开心地笑了一阵。乐队登台了；人们急忙挪开板凳，舞会就开始了。一个十八岁的俄国青年没参加跳舞，他在巴黎古老的街道上忧郁地徘徊着、思考着：人道主义、无产阶级——可是忽然飞来一件紧身衣!…… 我喜欢巴黎，但不知该怎样对待它。我去看了一个展览会，感到非常吃惊。我对于绘画是一窍不通的；在莫斯科我住的房间里，墙上挂了几张美术明信片，有《多么辽阔!》，还有《死人岛》。我认为绘画都应该有复杂的题材，而这里的画家画的尽是一座房子、一棵树，甚至更糟的是——画些苹果。 左：阿·瓦·卢那察尔斯基。 中：20世纪初巴黎的屠格涅夫图书馆。 右：饶勒斯演说画像，沙利·列昂德勒画。 著名的演员穆内-絮利在法国喜剧院里扮演俄狄浦斯王。我只承认艺术剧院：我觉得舞台上的一切都应该和生活中的一样。穆内-絮利一动不动地站着，后来走了几步，又站住了，像受伤的狮子一般吼道：“啊!我们的生活多么黑暗!……”过了几年之后我才知道他是位大演员，但当时我却不懂这是什么艺术，忍不住大笑起来。我坐在楼座上，旁边都是真正的戏剧爱好者，我还没来得及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被他们揍了一顿，赶到街上去了。 每夜我都往莫斯科写几封长信；收到的回信却很简短：我退出了舞台，变成外人了。稍后，当我自命为诗人的时候，曾经用小学生一般苍白无力的诗句倾诉过自己的感情： 我多么怀念俄国的冬天， 我觉得那初雪， 和雪橇的飞奔， 永远完美无比!…… 祖国的春天多么快乐， 多雾的天空飘着云朵， 还有那水势上涨、 冲破枷锁的大河!…… 阿尔巴特、多罗戈米洛沃这些字眼 包含着这么多亲切可爱的内容…… 谈到俄国的时候，我说： 倘若什么时候我再次看到 两棵松树和“韦尔日博洛沃”站牌， 看到阴暗、温和的春日， 融化的冰雪和农村的痛苦…… 我就会明白，在你面前我多么微不足道， 这几年来我把自己都遗失了…… 诗写得不好，我不好意思把这些诗句再抄写下来，但它们却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那几年的心情。 我回想起1949年曾有人把我叫做“世界主义者”。确实，很难找到比我更好的靶子了：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还因为我在巴黎住了很久——既出于必要，也出于自愿。当时许多人很喜欢谈论“没有护照的流浪汉”，户籍证几乎是决定性的。置身异邦的人对祖国的感情总是特别强烈；而且你还可以更清楚地看见许多东西。海涅在巴黎创作了《一个冬天的童话》；屠格涅夫也在那里写了《父与子》；果戈理在罗马写了《死魂灵》；丘特切夫在慕尼黑描写俄国；罗曼·罗兰在瑞士描写法国；易卜生在德国描写挪威；斯特林堡在巴黎描写瑞典；《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是在意大利写成的；不胜枚举…… 我还记得有人曾在无意中说了这么一句话：爱伦堡应该明白，他吃的是俄国面包，而不是巴黎的板栗……在巴黎，当我手头吃紧的时候，我确曾在大街上一个满身烟味的奥弗涅人那里买过热板栗；总共只花了两个苏，板栗就温暖了麻木的手并虚假地填饱了肚子。我吃着板栗却想着俄国——但不是想它的白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