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岁月·生活（全三册）——初识巴黎

我清楚地记得十二月里的那一天，我走出北站，来到肮脏而热闹的广场上。那送来了海的气息的和风使我惊讶；我感到欢欣和激动。我把行李寄放在存物处，顿时觉得轻松和自由。的确，我的衣着相当古怪，但谁也没有注意我，从跨进这个城市的最初一刻起，我便懂得了，一个人可以在这儿无声无息地度过许多岁月——谁也不会对你感兴趣。 我信步走进酒吧间。紫红脸膛的马车夫们戴着大礼帽，站在柜台旁边；他们喝着一些深红色和绿色的神秘饮料。我不由得想起莫斯科的马车夫，心中顿时感到辛酸——这些人是决不会讲什么燕麦的……我要了一杯咖啡。老板娘问了我些什么，我没有听懂。(我本来满以为自己能操法语——因为在中学学过，此外还请私人教过；此刻我才领悟到，我所知道的不过是拉辛悲剧里的几百个词汇罢了，而日常生活中所必需的词汇我却一无所知。)侍者给我端来一高脚杯黑咖啡和一小杯烈性甘蔗酒。我吓了一跳，但还是喝了。 我知道俄国侨民的住所离拉丁区不远，便向一个警察问路。他让我去乘公共马车：巴黎原来也有和我们那种铁轨马车一样的交通工具，只不过没有轨道，而且是上下两层的。我登上车顶座位，挨着车夫坐下；他握着一根长长的鞭子。他不时地打着盹儿；嘴里叼着一个快要熄灭的烟头，烟头不住地在颤抖；他一醒来，就哼上几句歌；因为他时睡时醒，所以我终于听懂了这支曲子的头几句歌词：“茨冈的心——是火山……”他大概快到60岁了。但我觉得他并不是老，而是跟巴黎的浅灰房屋一样显得古色古香。 左：巴黎北站明信片。 右：20世纪初巴黎铁轨马车明信片。 路途遥远，要从城市的这一端走向那一端。我们横穿大林荫道；那时候大林荫道还是市中心。我突然领悟到，巴黎不仅风俗不同，而且历法也不一样：今天是12月20日，圣诞节快到了，所以到处都是广告——礼物、节日的晚餐。大林荫道上全是货亭：有些货亭里卖的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些是我所不懂的玩意儿——轮盘赌。 街角上站立着手执乐谱的歌手；他们唱着忧郁的曲子；看热闹的人围成一圈跟着唱。人行道上堆着床、餐具橱、衣柜——这是木器店。总之，所有的货物全放在街上——肉、干酪、橙子、帽子、皮鞋、锅。公共厕所多得使我吃惊；厕所墙上还写着“精美可口的明纽牌巧克力”，下面画着穿红裤子的兵士。风相当冷，但路上行人并不匆忙：他们不急于到哪儿去，只是在街头溜达。 咖啡店全有凉台，许多凉台都有冒着黑烟的烤炉；一些年高德劭的老人围着烤炉闲坐。我真想给阿霞、姊妹们、娜佳·利沃娃写封信，告诉她们，巴黎人在街头取暖。她们决不会相信!…… 在谢巴斯托波尔大街上，我瞧见蒸汽电车，它凄恻地鸣着汽笛。马车夫们高声喊叫，把鞭子在空中抽得噼啪作响。这里没有拉散座的四轮马车，马车夫们赶的都是轿式马车，跟莫斯科的省长大人坐的一模一样。我看见一对情人坐在马车里接吻；我不愿打扰他们，便急忙扭过头去。有时一辆辆不用马拉的轿车横贯街道——这是小汽车；它们呜呜地吼叫着，马匹惊惶失措地退避一旁。 我递给售票员一枚银币；他用牙咬咬，试试真假，看见我很惊讶，便愉快地微微一笑。我从没有见过街上有那么许多人。这时我觉得莫斯科像童年一般可爱而恬静。 报童们声嘶力竭地叫喊着：“《新闻日报》!《祖国日报》!”我以为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也许是德国宣战了?或者是社会革命党人向斯托雷平扔了炸弹?当然，个人的恐怖行为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但总还是令人愉快的……报童跳上开动着的公共马车。我买了一份报。第一版上刊登了一幅我不熟悉的人的照片。我把标题研究了好半天，最后才弄明白，原来这个人杀死了自己的情妇，把尸体放在一口大箱子里，作为慢件寄往南锡。 巴黎贝尔福雄狮旁边的咖啡馆明信片。 我不知道到拉丁区去该在哪儿下车，最后只得向车夫打听。他笑着说：“下车吧。”这是登菲尔—洛歇洛广场。广场中央有一座纪念碑：一只怒气冲冲的狮子瞪着我；我读了基座上的碑文，才知道这是为纪念抵抗普鲁士人、保卫贝尔福而建立的纪念碑。我满心欢喜地想到，我就要瞻仰公社社员墙了。在莫斯科我曾邀请弗·彼·波将金来为大学生和中学生做了一次报告；他讲得很精彩，并且用这样的话作结束：“公社是失败了，但是公社永垂不朽!”在我想象中，路上的行人跟无裤党，跟贝尔福的雄狮般英勇的保卫者们，跟我从利萨加雷的小册子上所读到的公社社员们融为一体了。(无裤党是指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时的贫民；利萨加雷,1838—1901，法国新闻记者，著有《巴黎公社史》) 但是必须找个住处……旅馆多得不可胜数；我挑了一家招牌最小的，大概这里的价钱会便宜些。女主人给了我一个上面滴满烛油的铜烛台，一把大钥匙，一块小得像餐巾似的手巾。我把护照递给她，她回答说她对这不感兴趣。房间里有一张非常高大的卧床，几乎占满了整个房间。石头地板。我把窗子当作阳台的门，但是实际上并没有阳台；我发现所有房子的窗户全是这样的——落地的窗子。房间里根本没有桌子，真怪，连布拉韦裁缝的那个小房间里都有一张桌子……房间里很冷。我问女主人能不能烧壁炉。她回答说，这非常贵，答应到了晚上在我床上放块热砖。(到了第二天，我还是下了破产的决心，服务员给我送来一袋煤。我不会生壁炉——煤又是石炭；我放上了报纸、劈柴，这些东西一下子就烧尽了，可是该死的煤还是点不着；我的脸抹得漆黑，不得不仍然睡在冰冷的房间里。) 独自坐在屋子里是愚蠢的。我把找寻萨夫琴科和柳德米拉的事推到第二天，便径自到巴黎街头漫步。男人们戴着圆顶礼帽，女人们戴的是插着羽毛的大帽子。恋人们在咖啡馆的凉台上毫无顾忌地亲吻；我现在连头也不回了。在圣米歇尔大街上，大学生们沿着马路徜徉，阻碍交通，可是谁也不去干涉他们。我起初以为是游行，然而不是，他们只不过是消遣而已。街上卖着热栗子。疏疏落落地下起小雨来了。卢森堡公园里，小草已现嫩绿。这是在十二月啊!……我穿着棉大衣感到非常热。(皮靴和皮帽，我留在旅馆里了。)到处闪耀着五光十色的广告。我一直觉得恍若置身剧院。 我在巴黎住了很久；形形色色的事件、人物、片言只语，全都在我的记忆里混成一团；但是那初到巴黎的头一天的印象，却深深留在我心中：这个城市使我颇为惊异。最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它还是过去的老样子；莫斯科变得无法辨认，而巴黎的风貌却依然如故。我现在到巴黎的时候，总感到一股难言的悒郁——城市依稀当年，而我却变了；在我青年时代走过的那些街道上，我已感到步履维艰。当然，出租马车、公共马车、蒸汽电车早已绝迹；但霓虹灯比往日更为鲜艳明亮；备有红丝绒沙发或是皮制沙发的咖啡店已经不多；公共厕所也大为减少，它们已隐身地下。但这些不过是细枝末节而已。人们依然生活在户外，恋人们愿意在哪里接吻就在那里接吻，谁也不会去注意他们。古老的房屋没有改变——对它们的年纪来说，多半个世纪简直算不得什么。 当然，世界变了——因而巴黎人也应该思考一下过去丝毫未曾料到的许多东西：原子弹、快速生产法、共产主义。但是即使有许多新思想，他们也终归是巴黎人，我深信，如果现在有一个十八岁的苏联青年到了巴黎，他也会像1908年的我一样，摊开双手说：“这简直是剧院……” 第二天，我到拉丁区去。在圣米歇尔大街上，我一直注意地倾听着过路行人的谈话：只要听到有人说俄语，马上就去问他，此地的侨民图书馆在哪儿；我大概在那儿能打听到萨夫琴科和柳德米拉的地址。我整整找了半天。图书馆坐落在郭伯廉大街上一座肮脏的庭院深处。我登上螺旋梯，走进这所酷似长长的贮藏室的房屋。屋里排列着不少书架，有俄文报纸，我和图书馆管理员米龙(因格贝尔)同志认识了。他是一个孟什维克，这使我感到不快；但是不久以后我就明白了，他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希望读者不要借了图书馆的书不还。他对我长篇大论地说着，应该怎样爱护书籍，我向他保证决不折角，也不做任何记号。(他一直在说刻薄话——说什么某些布尔什维克就是爱在图书馆的书籍上乱涂乱写。)这是一位近视、安详、善良的人。他每晚都是布罗克街上一家小啤酒店的座上客，在那里，他一边吃着热灌肠，一边编纂着外国出版物的目录。他并不知道萨夫琴科和柳德米拉住在哪儿，但他说，一会儿就会有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一个人来。果然，两小时以后，我就坐在萨夫琴科和柳德米拉的寓所里了。她们有两个小房间，有一个设有煤气的厨房；房间里铺着行军床。所有的布置都令人想起科济希地方的大学生宿舍。只有煤气炉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萨夫琴科是个热心的女人，三十左右(当时我觉得她已经是个老太婆了)。她立刻对我表示关切，说住在旅馆里费用太贵，说明天她跟我一同去找一个带家具出租的房间，这并不难——大门口挂着黄色招贴的就是。今夜她们要带我去参加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会议——列宁要出席…… 我们吃了午饭，我坐立不安，不时地瞧瞧表——千万别迟到!当然，萨夫琴科和柳德米拉还对我谈了一些巴黎的怪事。但是，既然我到这儿来，那只有一个目的——看见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