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岁月·生活（全三册）——狱中生活

我在狱中一共只呆了五个月，但我毕竟是个小孩子，所以我觉得仿佛呆了几年似的：监狱中度过的时间跟在自由的时候不同，日子显得特别漫长。有时感到非常郁 闷，尤其是在傍晚，当市声传来的时候，不过我总是尽力克制自己——在我的概念里，监狱是一个人成熟的毕业证书。 半年里，我熟悉了形形色色的监狱：肉商大街分所、苏谢夫斯克监狱、巴斯曼监狱，最后还有布特尔基监狱。它们的风气各自不同。 当时的监狱到处都人满为患，为了等待空额，我在普列奇斯坚斯克大街的区分所里被关了一周。那里嘈杂不堪。每逢夜晚就抓来许多醉汉，把他们无情地鞭笞以后再关进醉牢——人们这样称呼那个像动物园里的笼子似的大牢笼。看守我的是警察，他们常常坐着就睡着了，一醒过来就高声地擤鼻涕，抱怨这种麻烦的职业。我却只顾想着自己的事：我多蠢，没把军事组织的印章藏好；我也想到阿霞：多遗憾，我们竟没能把一切谈妥!……后来他们把我押到暗探局，一个垂头丧气的大脖子摄影师不停地说：“头抬高点……现在看镜头……”我自幼醉心摄影，喜欢照相，可是不喜欢别人替我照相，而在暗探局却感到特别高兴——这就是说，他们对待我是很认真的。 他们把我押到肉商大街分所。那儿的制度还算过得去。每一间极小的囚房里摆着两张床。有些好心肠的狱卒，准许犯人在走廊里散散步，而另一些却成天骂人。我还记得其中的一个——每逢我要求放我去上厕所的时候，他总是回答说：“没关系，等一会儿……”狱吏是个文化程度很低的人；当外面给犯人送些书来的时候，他就生气，因为他不能分辨哪些是造反的书。在国家档案馆里，我看见过他给暗探局写的报告，说没收了送给我的书籍——《大地》文选和易卜生文集。有一次，他气呼呼地喊叫着：“天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给您送来了谈鞭笞的书。不准看!不给您!”〔后来我才知道，那本吓得他惊惶失措的书原来是克努特·汉姆生的小说。(“鞭笞”一词的读音即“克努特”，狱吏文化程度低，弄混了)〕 肉商大街分所里监禁了一个布尔什维克，B拉杜斯-津科维奇；我觉得他是一位老战士——已经有30岁啦；他曾经流亡国外，这不是第一次蹲监狱。我的邻居也是个“老头子”——一个头发斑白的人。我跟他谈话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唯恐他认出我才17岁。有一天，狱吏给我送来一本文艺创作选；我把它拿给这位邻居，一小时后，这位邻居对我说：“这儿有你一封信。”原来书是阿霞送来的，她在某些字母下面注上了隐隐约约的记号。由于幸福，也由于害羞，我脸红了；一连几天，我都不敢正眼瞧我的邻居——这种情感，我认为是不可容忍的软弱。 左：伊利亚·爱伦堡。 右：20世纪初的布特尔基监狱。 我们在一个极小的院子里许多雪堆中间散步。后来，白雪突然变成灰色，雪堆坍陷——春天快到了。 有时，他们带我们去洗澡，这就算是最好的日子了。我们走在大马路上，来往行人瞧着囚徒——有的惊讶，有的怜悯。一个老太婆画着十字，塞给我一个五戈比的辅币：因为我走在最边上。我们在澡堂子里拼命地洗啊，用水冲啊，好像已经重获自由似的。 外面的警卫任务是由宪兵署的宪兵担任的；他们常和我们聊天，说他们很尊敬我们，因为我们不是小偷，而是“政治家”。有一些宪兵答应替我们把信送到外面去。3月13日我给阿霞写了一封信。在这以前，我大概从她那儿接到了一封使我伤心的便柬，所以我才写道：“由于意识到为了事业的利益，我必须得到外面的消息，我不能落后于运动，所以我才不得不请求您给我写信。”这封信是在阿霞那儿搜查时发现的，并且归入了卷宗。我从这封信看出，在狱里我所念念不忘的，仍然和我在自由的时刻一样。“愉快地得悉，我们的事业虽然有重重阻难，但仍旧在前进。不过您在这封信中说到我的计划，认为俱乐部的新成员可能都是些非常可爱的小伙子，但是我非常怀疑他们的社会民主党的党性，他们的组织工作可能会变成一场儿戏。”(当我重读这几行时，我不禁哑然失笑——17岁的孩子居然揭露起学生组织中新成员的儿戏来了!)接着我写到某些一般性的政治问题：“莫斯科河南区社无法解决自修问题，‘劳动同盟’已被查封；很明显，政府决定封锁通向地下活动的大门。我们应该冲破它。但是有一点不应忘记——这只是辅助手段，而不应该是地下工作的中心。” 这封信在阿霞那里搜查出来之后，我就从肉商大街分所被转押到苏谢夫斯克监狱去了。这个监狱，在我看来，真是个天堂。在一个大房间的大板床上睡着许多人；翻身的时候不能不弄醒邻居。所有的人都吵着、喊着、唱着“光荣的湖，神圣的贝加尔……”狱吏是一个酒鬼，他喜欢钱、白兰地、巧克力糖和布罗卡尔的花露水；也爱和知识分子搞在一起，他说：“你们是政治家，是聪明人……”他反对探望，但只要在请求书上放上三个卢布，事情就好办了。什么东西都可以送进来，只不过凡是他特别喜爱的东西，都扣下了。有时他喝多了，就走进监房，微笑着倾听社会民主党人跟社会革命党人的争吵，插嘴说：“瞧你们还吵架呢，我却爱你们所有的人——不论是社会革命党，还是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你们是聪明人，可是俄国将来究竟怎么样，这只有上帝一个人知道……”他脸上长满了粉刺，还有一个酒糟鼻子，浑身是酒精气味。 某些犯人经常发怒：成天叫喊，吵得人不能读书。后来选了一个室长，这是一个戴着眼镜的孟什维克，他郑重地宣布：从早上9点到中午12点严禁喧哗。就在整9点的时候，三个无政府主义者扯开喉咙，放声大唱：“让黑旗标志着工人的胜利……”他们反对任何规则，甚至狱吏在他们面前也有些胆怯地说：“你们这是干吗……太过分了。”(当1936年我在阿拉贡前线和无政府主义者相处的半年中，我每每回忆起苏谢夫斯克监狱的这间牢房。) 其实，不仅我们的牢房毫无秩序，整个暗探局也是如此：在一间牢房里，有一些偶然被捕的人，他们日复一日地期待着释放，另有一些则是被指控为进行武装袭击的恐怖分子——他们面临着绞刑的威胁。有一位教堂执事也坐了一个礼拜的牢，他被抓错了——搜捕的是另一个和他同姓的人；他对我们每一个人解释自己的遭遇，说他是偶然的牺牲品，还说甚至他的念头都是绝对忠实可靠的，他丝毫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听了他的话只是哈哈大笑。当看守进来对他说你可以回家了的时候，他反倒不知所措了，说什么现在他一定会被再抓回来的——因为他在这一个礼拜之中，听到了多少违禁的话啊。有一个参与了武装抢劫的社会革命党人，在狱里等着处死。他叫伊万诺夫(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真姓)。他佯装疯癫，开头他只是短暂地突然发作，后来，或者是他改变了策略，或者是他真的有点精神失常了，他整日整夜地用鹫鸣般的啸叫、没有理由的大笑和语无伦次的话来打扰我们。 审理我这案子的是宪兵上校瓦西里耶夫。他尽力博取我的好感，跟我攀谈现存制度的祸根，说什么他心里是拥护进步的。他有时恭维我，有时用一个上了年纪的、并不愚蠢的犬儒主义者的讥讽来取笑我。他非常想弄清楚，究竟谁是《统一的党的两年》一文的作者，会不会很快又出现新的分裂，列宁的立场又是什么。对这些问题，我回答得非常简短：不同的人给了我不同的文件，我拒绝说出他们的名字。他把话题转向一般的题目——关于高尔基、关于青年的作用、关于俄国的未来；他对我说：“我有一个跟您同岁的儿子，是个糊涂虫，对什么也不感兴趣——不论是跳舞、姑娘还是酒。可是跟您谈话却很愉快，您是一个独特的青年，而且博学多识。”有一次，在审讯的时候，他高声读着阿霞给我的信，这封信是在我被捕的时候给他们搜去的。我大为愤慨，叫嚷着说，这跟审讯无关，我绝不能容忍别人的侮辱。他非常满意，称我为“热血青年”，请我喝茶吃点心，可是我拒绝了。有一天，他对我说，有一个自称是我的表姐的姑娘来找他，要求和我见面。“我问她，您的母亲叫什么名字，可是她甚至连父名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吸收这种蠢货参加你们的组织呢?我没有逮捕她。您当然猜得出我所说的是谁吧?雅科夫列娃·阿霞。”我勉强抑制着自己的情感，满不在乎地回答说，这与案子毫无关系。 上校对我说了谎。阿霞来找他请求接见之后不久，就对她家进行了搜查；不幸的是，我从狱中寄出的信还放在她桌上，尚未启封——她没有来得及看信，也没来得及销毁它。4月8日，由于追究到学生组织一案，阿霞被捕了，两周之后，交了200卢布保证金才获释放。 当然，我憎恨瓦西里耶夫上校，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有趣的人物，是小说里的狡猾的侦察员——我以前总以为所有的宪兵都是愚蠢的、不学无术的粗人。 宪兵署坐落在库德林广场上。每次我去的时候都乘坐马车；旁边坐着一个宪兵。我贪婪地打量着行人——会不会突然出现一个熟人?……街上走着工人、阔少、中学女生、军人。屋前花圃里丁香盛开。一个熟人也没有…… 在最后一次审讯的时候，他们对我说，因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学生组织一案而依法律126条第1款受审的有爱伦堡、奥斯科尔科夫、奈马克、利沃娃、伊文松、索科洛夫和雅科夫列娃。除此而外，依照法律第102条第1款我还将以参加军事组织的罪名受审。瓦西里耶夫笑着对我解释说：“您个人将被判处六年苦役，但由于尚未成年，可以减刑三分之一。然后——终身迁居外地。不论您打哪儿溜进来，我都能认出您来……” 某些犯人利用苏谢夫斯克监狱当局的疏忽大意，组织了一次越狱；就我记忆所及，只有四个人逃了出去。我第一次看见狱吏脸上阴云密布。我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保住自己的饭碗，但是我们却为此付出了代价：我们即刻以“越狱同谋犯”的罪名被分头押解到不同的地方。 巴斯曼区的狱吏一看见我，就厉声喝道：“脱裤子!”开始了人身搜查。我从天堂落到地狱。一记有力的耳光使我马上认识了新的制度。在巴斯曼狱中，我们曾宣布绝食，要求转到别的监狱去。还记得，我曾要求一位同志往面包上吐唾沫——因为我怕我克制不住，会去掐下一块…… 我后来被转押到布特尔斯克监狱的单人囚室；对我来说，这是惩罚——问题自然在于年龄；如果现在让我在苏谢夫斯克的公共狱房和单人囚室之间做个选择的话，那我决不会有一分一秒的迟疑；可是在17岁的年纪上，独自消磨时光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还不许接见、不许通信、不许读书呢。 我曾试着敲叩墙壁，但是毫无回应。他们也不让我出去放风。夏日的强光侵入小窗。便桶散着臭气。我开始大声朗读诗篇——狱卒威吓着要把我押进禁闭囚房。我要了张纸，给暗探局写了一个申请，说“监禁在莫斯科解送犯监狱中的伊利亚·爱伦堡”不愿再过铁窗生活：“请求立刻将我释放。如果你们希望在审判前将我折磨死或是使我发狂，那么应当事先对我说明。”我现在抄着这几行字，不禁觉得好笑，但在我写申请的当时，却丝毫不觉得荒唐。这份申请后来也编号归档了。 狱医发现我患了极其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但是有许多事他并不知道：我仍在思索着党的各项工作、思索着如何为了党的工作而利用合作组织、考虑应该怎么推动古容工厂的某些工人；我默写了一封《答普列汉诺夫书》。我还想到，阿霞通过了考试，要进高等女子学院——我们的生活旅程未必能结合在一起了。我在狱中所想的不止于这些：我还开始考虑到生活，考虑到那些在自由的日子里未曾完全想通的大问题。一般说来，监狱是个好学校，只要没有鞭挞，没有拷问，只要你知道监禁你的是敌人，而志同道合者正满怀友情地怀念着你。 “带着东西!……”我原以为我又要被转押到别的监狱去了，可是他们递给我一纸公文：“签字吧。”他们在审讯前将我释放了，交给警察监视；我必须立刻离开莫斯科迁往基辅。 我一出狱门走到长臂街上，立刻愣住了。一切都能遗忘，这一刹那却永记在心上!一个在平静的时代、平静的国度里生长、学习、结婚、工作、患病、衰老的人，他可以度完自己的一生，而永远不会了解什么是自由；大概，他一直觉得自己是自由的，这就是一个拥有中等想象力的规矩的公民所应有的那种自由。我跨出监狱的大门，立刻呆住了。马车夫、拉着手风琴的青年、小摊贩、奇奇金奶品店、萨沃斯季亚诺夫面包房、姑娘、狗、十条小胡同、一百个庭院。你可以一直向前走，也可以向右或向左……这时我才了解什么是自由，而且终生难忘。 (我始终没有领会普希金这几行诗：“人世间没有幸福，只有平静和自由……”我曾屡次思索这些字句，但是不得要领：生活变了。1949年，我和萨·雅·马尔夏克同坐在大剧院的池座里；台上在做关于普希金的报告——这是个纪念会。后来我们拐进铁匠桥拐角的咖啡店。我问萨穆伊尔·雅科夫列维奇，除了平静和自由之外，普希金幻想得到什么幸福；马尔夏克一言未发。) 我久久地伫立在长臂街头，面带微笑；后来我朝奥斯托任卡的家中走去，经过受难周广场的时候，我向普希金的铜像致意，我沿着绿意葱茏的大街走去，脸上一直带着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