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岁月·生活（全三册）——年轻的女诗人娜佳

利沃夫是邮政局的小职员，他住在肉商街上一座公家的寓所里；他希望他的女儿们能安分守己地嫁出去，可是女儿们却选择了地下工作。当娜佳·利沃娃被捕的时候，她还未满17岁，在审理前依法由她父亲保释。可是她回答宪兵上校说：“如果你们释放我，我还是要继续我的事业。”娜佳爱好诗歌，试着对我朗读勃洛克、巴尔蒙特、勃留索夫的诗篇。但是我怕所有使人分裂的东西：我爱好艺术，因此也憎恨它。我讥讽娜佳的爱好，我说诗歌是胡说八道，“必须控制自己”。尽管她热爱诗歌，但仍然出色地完成了地下组织交给她的一切任务。这是一个可爱的姑娘，非常谦逊，长着一双天真无邪的眼睛，淡褐色的头发光滑地向后梳着。姐姐玛鲁夏对她颇为尊敬。娜佳在伊莉莎白中学学习，16岁升入八年级，中学毕业的时候获得了金质奖章。我常想：这个人的性格多么坚强!…… 我们是在1908年末分手的(我在去国外之前见过她)。两年以后她开始写诗。我不知道她是在什么情况下认识瓦·雅·勃留索夫的。1911年瓦列里·雅科夫列维奇献了一首诗给娜·利沃娃；他写道： 我要亲切地递给你 我那浸透树脂的火炬， 它一度被闪电点燃， 烈焰在迎风搏斗中腾起。 翌年二月，娜佳写道：“对我反正一样，对我反正一样。如今比不定何时更多……欢迎你，我的失败。” 1913年秋，出版了两本诗集，一本是娜·利沃娃的《古老的童话》，另一本是《涅丽的诗》，是献给娜·利沃娃的，没有署作者名，却有一篇勃留索夫写的代序诗，他就是这本诗集的匿名作者。 勃留索夫写道： 应该承认：我不年轻了，转眼就到四十…… 娜佳比他小18岁。她写道： 但是，正当我想独自回家， 我蓦地发现，您已不年轻了， 您的右鬓几乎斑白—— 我因后悔而心灰意冷。 这些诗句写于1913年秋，同年11月24日娜佳就自杀了。她翻译过儒勒·拉弗格的诗作，此人描写过星期日的无限寂寥；还有一首诗描写一个女学生不知何故从堤岸上投身波心。勃留索夫时常谈到自杀，用丘特切夫的诗句作为他自己一首诗的题词： 当热血沸腾和冷却的时候， 有谁在多愁善感之中， 不曾体验到你们—— 自杀和爱情的诱惑。 而娜佳却饮弹自尽了……在她死后增补出版的《古老的童话》的序言中，我读到这么一句话：“利沃娃的一生中没有什么看上去特别重大的事件。”我的天哪，人的一生中应该有多少重大事件呢?娜佳15岁的时候成为地下工作者，16岁被捕，18岁开始写诗，22岁时开枪自杀。看来这也够了…… 在她的坟头(她被葬在马利亚小树林里)刻着但丁的一行诗： 爱情引导我们走向死亡。 但我现在所想的并不是勃留索夫，而是娜佳：她的命运中有一种东西使我至今仍激动不已，一种亲密关系迫使我如今单用一章来写她的故事。当然，她开枪自杀了，她认为是爱情引导她走向死亡的——她死后发表的诗作也都谈到这一点。不过，说不定正是诗歌引导她走向死亡的吧? 人是很难适应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急剧转变的。娜佳喜爱勃洛克的诗，但她却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普列汉诺夫的书，以秘密接头处、“失败”、革命地下工作的严酷气候为生。她突然被迁移到十四行诗、只押母音的韵和同音法的不稳定的气候中。她死前曾两次写道： 请相信，我不过是个女诗人。 啊，莫非我是女人?我不过是个女诗人…… 死去的兴许并不是一个碰上了复杂的爱情纠葛的女人，而“不过是个女诗人”。 人们曾谈到从呆惯了的、空气窒闷的欧洲迁往遥远的西方地区的移民碰到的种种困难。如今人们在谈论宇航员感到失重时的艰辛。还有一种不幸：被迁移到一个由形象、词汇和音响构成的无形世界。看来娜佳·利沃娃认识到了这一点，而我在回忆自己青春时期的时候，也非常理解她的失败。她受不住了…… 我接到了瓦列里·雅科夫列维奇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叙述了娜佳自杀后他的心情，当时我还不认识他。她曾向勃留索夫谈到我，这并不使我感到奇怪；然而一位被我视为导师的著名诗人，为什么竟想到要向我作解释——这对我仍是一个谜。 我还记得能干而博学的阿尼娅·维德林娜、我钟情过的阿霞·雅科夫列娃、利沃娃姊妹。 我在地下组织时，别人做的工作我全做：写传单，在烤盘里熬胶——我们是用胶印机印传单的——寻找“关系”，把地址写在烟卷纸上，准备被捕的时候能一口吞下肚去，在工人小组里转述列宁的文章，跟孟什维克声嘶力竭地辩论，而且尽一切努力遵守地下工作的规则。 我被捕时被没收去的笔记簿有助于我再现当年的性格。在一本笔记簿里，按照起诉书的话来说，记录了一些“各种有关俄国财政、国民教育、企业、农业以及关于德国的罢工和同盟歇业的统计材料”；另一本上写着——“跟鲍里斯交换意见”、“寓所”、“买书”、“关于合法报纸”、“转交印刷物”、“把关系转给季莫费和跟他交换关于讲演的意见”、“把铅字转交哈莫夫工厂”、“打电话给特卡奇”。 冬天，我们经常在茶馆相见，我们往自动留声机的钱币控制器里掷下几个铜板，好让音乐来淹没我们的谈话声。茶馆里出售切成方块的灌肠。他们的叉子缺了齿；灌肠变了味，连芥末也压不住它的臭味。人们用肮脏的糖钳把糖块夹碎，然后咬着糖块就茶喝。茶馆里熙熙攘攘，但气氛并不愉快，人们进来取取暖，可是自己家里那种严酷的苦闷并没有远离他们。 有一次，我走进一家为马车夫开设的夜间营业的茶馆。在这之前，我刚刚在马利亚小树林里参加全城会议；我们被密探发觉了，可是所有的人都逃跑了。我溜到茶馆去躲避密探。在我四周全是沉睡的马车夫。尽管我用碟子喝着茶，甚至还装出呼哧呼哧的声音，但是，想必我是太像一个典型的“煽动者”，像那种为警察分局的局长们梦寐以求的人物了，所以马车夫们虽然并没有注意我，却有一个人突然推开桌椅站了起来，用一双狡黠的眼睛盯着我说：“难道这也算是人过的日子?”吓得我马上跑了出去。 一般地说，我总算是走运的。有一天傍晚，我在布季科夫纺织厂附近的堤岸上被他们捉住了。我身上正带着传单。他们把我带到分局去。警察局分局长就走到我旁边。当我们走过奥斯托任卡的时候，他停住脚步，为一辆漂亮的马车让路，我就乘机往前跑去，居然被我把传单扔掉了。我在分局里呆了几个钟头，后来警官来了，骂了几句，就释放了我。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工人的家里集会，这位工人的妻子告发了我们。她对丈夫的行径吃醋，因而决定借此来报复他；但是想必她对警察说了些什么荒唐无稽的话：警察钻到床铺底下，撬开一块地板，搜查了所有人的口袋——寻找武器，可是什么也没找到，便扬长而去，甚至连我们是什么人也不想打听一下。 不久以前，在馅饼大街的国家档案馆里，我忽然发现了一张褪色的纸；它使我忆起“1907年11月1日凌晨3时，在居住在萨韦洛夫胡同瓦尔瓦拉公司的住宅里的中学生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爱伦堡的房间里进行了一次搜查”，但是“并未找到任何违禁品”，“没收了《俄国马赛曲》的乐谱和各式各样的明信片”。 在我负责的那个分区里有一家斯拉德科夫壁纸工厂。我跟技师季莫费·伊万诺维奇·伊柳欣交上了朋友，这是一个精力充沛、绝顶坚定的人。工厂里举行了罢工；我在会上演说，为罢工委员会去向大学生们募集捐款。 我还喜欢一个细木工匠，那个永远快快活活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恰杜什金。不论是他还是伊柳欣，都丝毫不像我童年时代所认识的哈莫夫工厂忧郁的工人们。1905年并没有无声无息地消逝，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开始形成了。从我的新朋友那儿，我学会了如何使心情愉快。他们生活贫困，工作繁重，但他们仍然诙谐达观。对于我来说，参加革命工作是为了摆脱谎言，而对于他们便是生死与共的事业，虽然复杂，却很自然。 我还能清晰地记得一些场景。沙博洛夫卡旁边是一片大荒地，有几块地方生着一些衰草；赤脚的工人们躺在草上。我们在那儿集会，谈论着《前进报》上的文章，也谈到斯拉德科夫壁纸工厂的工人们要求厂主发肥皂的事。在这种场合，我们必定派人放哨，因为那个绰号叫做“锥子”的凶残的警察很可能溜过来。我们也时常在鞑靼公墓的残碑丛中开会；春天里，那儿盛开着蒲公英和毛茛。我们最喜爱的集会地点是麻雀山。山顶上，茶棚的老板娘们殷勤邀请可敬的顾客喝茶。茶炊冒着烟，伏特加汩汩作响。手风琴如泣如诉：“啊，为什么夜色这样美丽……”我们在半山腰的小树林里开会，谈论着“关系”和用胶印机印出来的传单，谈论着昨天一个身上带着许多地址的做组织工作的人被捕了…… 我还记得选举出席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事。布尔什维克应当邀请一个孟什维克参加选举前的大会，而孟什维克也应当邀请一个布尔什维克参加同样的会议。人总是憎恨比较近的人们，所以在我眼中，立宪民主党人比孟什维克似乎还要可爱些。我参加了印刷工人中的孟什维克会议，我那副能言善辩的口才在那里变得软弱无力了。后来又举行了砖瓦厂10人或15人的会议，在这个砖瓦厂里有孟什维克组织。一个姑娘代表孟什维克出来讲话，她非常严肃，但对所有的事情和所有的人都感到拘束，我却毫无礼貌地挖苦孟什维克，结果我得到了胜利：工人们选举了布尔什维克的代表。这位姑娘几乎哭了出来，我和她一起离开，心里非常可怜她，但我暗自在微笑——我毕竟驳倒了机会主义者! 据说，人对着镜子看，有时倒认不出自己来。要想从往昔的模糊的镜子里认出自己，那就更为困难。每当有人问起我文学活动的起点时，我总是把1909年春天写的诗告诉他们。其实，我的写作生涯开始于1907年，这与其说是诗，毋宁说是更近似有独特风格的政论。馅饼大街的档案馆里还保存着《环节》杂志的社论，它是我写的。这篇社论充满了一个16岁的新信徒的热情。“我们在艰苦的时代出版我们的杂志。万恶的反动势力统治着整个俄国。革命的先进队伍无产阶级失败后尚未恢复元气，创伤还没痊愈。它的敌人兴高采烈地叫嚣着‘失败者的悲哀’，猛烈地攻击革命队伍，首先是它的领袖——俄国社会民主党。被迫转入地下的无产阶级坚定地认识到新的力量，对最终目的怀着光明的信心，正在磨炼着自己的武器，建设着自己的工人的党。我们与它有着共同的信仰，深深憎恨那个荒淫无度、贪婪腐化、制造贫困的制度，憎恨那个金钱与皮鞭的政权。我们坚定地相信它的崩溃是必不可免的，我们坚定地相信那自由、平等、博爱的光明王国必然来临。以社会民主党为前列的无产阶级的伟大国际主义的斗争便是胜利的保障。它号召所有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人，所有真正渴望振兴人类的人走到红旗下面。它将沿着遍布荆棘、然而是正确的道路走向自己的目的地——社会主义。在这场历史性的决斗中，没有，也不应该有旁观者：谁不和它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它。我们的话是针对这场斗争的参加者当中决心为劳动解放事业献身的人们而说的。我们要求他们担负起艰巨的任务，要求他们成为伟大阶级的鼓手和号手，要求他们学会斗争的科学，要求他们和未来的救世主——无产阶级紧密地联成一环。”我引用了我第一篇文学习作的全文，当然，这并非因为我认为它写得很成功；我只是想证明词汇的通货膨胀是怎么出现的，证明词汇如何变换了自己的原义。1907年，我渴望成为一个鼓手和号手，其目的是为了能在1957年写出“在乐队里，不仅仅有喇叭和鼓……”这样的句子来。 我的另一篇名为《统一的党的两年》的文章没有保存下来。我根据一个暗探的报告，说明党不应该轻视合法斗争的一切形式，但同时也应该加强秘密活动。党的策略问题、党内的派别争论，在那个时候对我都有吸引力。我喜欢谈论和解，但态度却是不和解的。 我经常在秘密接头地点遇到瓦里娅、季莫费、塔尼娅、叶戈尔-莫尔贡。叶戈尔是大学生，塔尼娅是女子高等学院学生。有时傍晚我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一同到塔尼娅或利季娅·涅多科涅娃家去玩；她们住在弗拉基米洛-多尔戈鲁科夫大街上；我们谈论着党的工作，但也吵吵闹闹，说说笑笑。不久前我遇见了五十年没有来往的塔尼娅；她已是弗·帕·诺根的遗孀了。我们回忆起遥远的过去：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宣传员，如何聚集在彼·格·斯米多维奇家附近的发电站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又如何善于戏谑，我们早年的青春时代是多么热情、多么光明啊。 我跟马卡尔见过许多次面，但是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大家把弗·帕·诺根叫做“马卡尔”。 有一天，一个长着一双疲惫而善良的眼睛的人来参加市的会议。我怀着敬意望着他：我知道他是中央委员。因诺肯季(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关切地跟我们每一个人谈话；他对一个同志说：“您的气色不好，您该休息休息……”我还记得，这句话使我深受感动，它跟我当时对革命的概念不相符合；说得更确切些，我非常渴望平常的人的爱抚，但我认为这是软弱、遗毒、“知识分子习气”。 1907年秋，我受委托去调整和士兵间的联系，并在兵营里建立组织。我为这个任务的艰巨和重要所鼓舞。他们将由于屡次失败而剩下的唯一一个印章交给我保管；我在两本捐册上盖好了印，由于愚蠢，我把印章带在身上，而自以为收藏得很好。(起诉书上说，在从我身上搜出的物件中，有“俄国社会民主党莫斯科市委会军事组织”的“胶印章”。)我设法结识了涅斯维斯基团的一个非战列连的文书，他引来了机枪连的三个士兵，后来又来了一个自愿入伍的人，随后又有一个士兵参加，一共有六个人——这个组织后来成为赤卫军的前身之一…… 我还是不断地阅读小说，上剧院，有时去探望远离政治的熟人。历史学家们把那个时期称为“反动的开始”。在光辉夺目的1905年以后出现了混乱时代：所有的人都在探索着什么，热烈地展开争论，激动不安，而在这一切的后面可以感觉到一种倦怠、失望和空虚。 小姐们不再跳我童年时代广为流行的蜜侬舞、沙康舞，而在自己受惊的母亲面前学会了跳步态舞和玛特奇什舞：文明的人类已经转向狐步舞了。大学生争论着阿志拔舍夫的萨宁是否是现代人的典范：这里有适合于要求不严的人们的尼采学说，有比王尔德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色情，也有新世纪的直言不讳。阿纳托利·卡缅斯基详细描写某军官如何在一日之间诱骗了四个女人的短篇也出现了。艺术剧院上演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的《一个人的一生》，这是一个概括生活的天真尝试，这出戏里的旁白就对此作了说明。莫斯科的知识分子成天不是用口哨吹奏着这出戏里的波尔卡舞曲，便是哼着它的调子。这个剧院还上演了梅特林克的《盲人》，由于象征性的哀号，多愁善感的太太们得了神经衰弱症。她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也没预见到，十年以后会出现大麦粥和调查表；生活显得过分平静，人们像找寻稀有原料似的在艺术中寻求不幸。寻神说、斯堪的纳维亚文选、《鬼魂的诱惑》风靡一时的世纪开始了(斯堪的纳维亚作家的作品20世纪初在俄国十分流行；《鬼魂的诱惑》是索洛古勃的一部长篇小说)。 也许，由于自己不妥协的性格，我没有受到它们的侵蚀吧；然而不是这样，艺术也深入到我的地下生活里来了。我一夜夜地读着汉姆生的《牧羊神》、《维多利亚》、《神秘剧》，我一边责骂着自己的软弱，但仍禁不住要赞赏，因为我感觉到，还有另一个世界存在——自然、形象、音响、色彩。契诃夫的无可辩驳的真实使我大为震惊，其实，我当时还不理解它；我曾喃喃自语：“米修斯，你在哪里?”(指契诃夫的《带阁楼的房子》)我也曾迷恋上了“带小狗的女人”。我看见过伊莎多拉·邓肯(1878—1927，美国女舞蹈家)；她穿着古代的白色短袖长衣，跳的舞跟格利采尔的毫无共同之处。我照旧对自己说，这一切都是胡说八道，但经常不能抵御这种“胡说八道”的蛊惑。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我就曾对一个我爱恋的姑娘说：“柯罗连科说过，人是为了幸福而创造出来的，犹如鸟之为了翱翔……”我常常陷入情网，也非常渴望幸福，但是我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所有时间都贡献给另一件工作。我们常常把“磐石般的”这样一个形容词用来赞扬人；而磐石不过是一块大石头。可是人却多么复杂啊。即使是在16岁的年纪上…… 报纸都是既热闹而又沉闷。社会革命党人热衷于恐怖行为。人们被绞死。暗探们夜晚到处扯开褥垫，抖乱八十卷的布罗克豪斯和叶夫龙的百科全书。 勃洛克当时写道： 我认识你，生活!我接受你! 我敲响盾牌欢迎你! 但我并不知道勃洛克。生活里有许许多多东西还不为我所知，因为我过去是一块带有一条大裂痕的小石头。我常去看望中学女生阿霞·雅科夫列娃；她比我大两岁，想必比我善于解开人类情感上的乱结吧。我把伦敦代表大会的结果告诉她，而且尽量抑制住郁积在自己内心深处的许多东西。简短的爱的自白打断了关于合作组织的利弊的谈话。我们争吵了，又和解了。圣诞节假期中，阿霞到博布罗夫去了，她答应我说，首先要粉碎当地的社会革命党，其次要仔细考虑一下我们的关系。她寄给我的一封信，在我被捕时被没收了，这封信的开头是：“伊利亚，我非常希望能平心静气地跟您谈谈……”而结尾是对几个问题的答复：“我没有读什么报告，因为几乎所有的社会革命党人都溜走了，也许，是战斗的热情消逝了……” 一面争论着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同时又幻想着幸福，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我所以谈起 这个，是因为我跟许多同辈作家不同，很早就看到了我往后在其中生活了整整50年的内心世界的小模型。如果不是根据日历，而是就生活方式而论的话，那个拥有赫尔岑和奥加廖夫的誓言，拥有“心灵的迷惘”、波林娜·维亚尔多、《海鸥》和纳德松的诗篇的19世纪依然屹立不动，然而，我却在秘密接头处和汉姆生的小说之间，已经预感到了另一时代的气候。 我现在用轻微的嘲笑来对待那种男孩子的自信心；但恰恰是那几年对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我走过的是一条紊乱的路程：生活不是阳关大道，而艺术又使人激动，还时常把人领入歧途。但我仍然觉得，那个抄写着幼稚的传单的16岁青年，现在对我仍非常亲切。如果有什么东西帮助了我度过怀疑、失望的岁月的话，那只能说是我意识到五十多年前为之献身的事业是为时代的理性和我的良心所指使的。 我被捕时正当深夜两点；我在埋头酣睡，突然被警察局分局长和暗探们的声音所惊醒。我什么也没有来得及毁掉。搜查一直持续到早晨。母亲啼哭不休，从基辅来玩的婶娘穿着华丽的衬裙吓得在房间里跑来跑去。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念头使我得到慰藉，甚至感到欣喜：多么好，我在两星期以前刚满17岁!这么一来，没有人再会因为我年幼而怀疑我是否能负起全部责任了…… 左：1908年，娜佳·利沃娃。 左中：利季娅·涅多科涅娃。 右中：弗·帕·诺根。 右：1908年，阿霞·雅科夫列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