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岁月·生活（全三册）——童年时代的莫斯科

一切都变了，可是变化最大的是莫斯科。每当我回想起我童年时代的街道，我觉得仿佛是在电影里看到的。 铁轨马车也许是我眼前的一幅最令人纳闷的图画。(我还记得第一辆电车首次通行的情景——那是从萨维奥洛沃车站到受难周广场；我们呆若木鸡地站在技术的奇迹面前，电车的弓形滑接器上闪耀的电光使我们感到的震惊，并不亚于如今的人造地球卫星。) 我读书的那所中学在沃尔洪卡的救世基督教堂对面。从学校去织匠胡同，我有时搭乘铁轨马车。拉这种马车的都是驽马；快到普列奇斯坚斯克大街的陡坡的地方，便有一个小男孩跳进马车；他拉着第二匹马，即辅马的缰绳，死命地大声喊叫催马前进。乘铁轨马车可以游遍花园区，这条路程很长。铁轨马车在错车站要停留一下；乘客们走出车厢，顺从地向前张望——看看对面来的车出现了没有。 我经常在普列奇斯坚斯克大街上步行。在一条胡同，好像是什塔特内胡同的拐角，有一座小教堂。教堂门前的台阶上，神像画匠画了一幅最后审判图：魔鬼熬煎着罪人。老太婆们诚惶诚恐地画着十字，而我却一心想当魔鬼。 现在，当我在克鲁泡特金大街上看见一个老眼昏花、老态龙钟的妇人，手提网袋摇摇晃晃地走过的时候，我就不由得想到：也许，她正是当年在普列奇斯坚斯克大街上快活地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的那些中学女生当中的一个吧，当时她们在我眼中，岂止是漂亮姑娘，简直就是女性的化身，仿佛她们就是弥洛斯岛的维纳斯，或是在20世纪初以美貌著称的女演员莉娜·卡瓦列里或奥特罗。 莫斯科的夏天绿意盎然，而冬季却是白雪皑皑。积雪满街，从不打扫，在谢肉节前便积成一个个大雪堆。雪橇无声地溜来滑去。5月，坑坑洼洼的狭窄的人行道上，铺满一层雪白的丁香落英：因为房屋前面就是花圃。教堂的圆顶，有的金光灿烂，有的翠蓝映目。一些奇怪的建筑昂然高耸——这是消防队的瞭望塔；塔顶的标球标示城市的哪一区发生了火灾。从拖曳救火车的各种马匹的不同毛色——枣红、白、乌黑——也能辨别城内各区。当气温降到列氏零下25度的时候，中学就要停课；一到傍晚，我总是去呵开窗上的冰花，瞧瞧外面的温度计——说不定天气会变得更冷呢；但是到了早上，瞭望塔上没有升起旗子——学校停课不停课也可以从瞭望塔上看出来。 夏天，斯摩棱斯克市场出售蔬菜、水果；西瓜堆积如山，切成一块块零卖。卖什么的都有，人人都漫天要价。现在是“莫斯科宾馆”所在地的当年的野味市场，挤得水泄不通：人们在小铺里选购活物。大鱼在鱼盆里游来游去。猎人们走过来踱过去，身上挂着一串串松鸡——他们在兜售自己的猎物。铁匠桥当时是优雅的莫斯科的中心；豪华商店的招牌上标着外国姓氏：经营特种手工艺的是意大利人阿方佐、达齐阿洛，经营时装的是英国人桑克斯，经营化妆品的是法国人，开眼镜铺的是德国人。郊区有许多“无权出售烈酒”的茶馆。现在是狄纳莫运动场的地方，从前是一些带有花园的小别墅：莫斯科很快就到了尽头。春天，在红场上总要举办复活节集市；那儿出售玩具“美洲客”和“姑妈的舌头”。在伊韦尔小教堂旁边跪着成群的妇女。 出现了电话；当时只有大公馆和大商行的事务处才装电话，而且使用起来相当复杂——要用摇把，讲完话还要摇回铃。也有了电灯，可是我很久还生活在冒黑烟的煤油灯的烟雾中。荷兰式炉灶的瓷砖闪闪放光。它的火力很强。严寒在玻璃窗上画出一幅幅抽象的绘画，塞在窗缝里的棉花变成了灰色；有时窗台上放上几个插着纸玫瑰的杯子。夏天，苍蝇嗡嗡。油漆地板闪闪放光。小狗的尖叫声间或划破寂静——当时长毛狮子狗和现在已经绝种的哈巴狗是最时髦的。五斗橱上放着摇头晃脑近乎痴呆的中国瓷人。漆绘着沙皇纹章的珐琅杯(尼古拉二世登基纪念杯)里插着皱纸做的红玫瑰。人们就着蜜饯喝茶，蜜饯品种繁多，有醋栗、草莓、石枣、海棠和黑醋栗。 我初次上剧院看的是《睡美人》。芭蕾舞女演员们扮成迷人的仙女屏息凝神地用足尖站着。占据包厢前座的是一群穿着缀有亮晃晃铜扣的制服的中学生和穿着褐色或蓝色的漂亮连衣裙的中学女生。坐在后面的则是面有倦容的成年人。父亲递给我一盒巧克力糖，上面有一片菠萝和一副银夹钳；我把银夹钳收起来了。衣着华丽的验票员在剧院的走廊里发愣。披着绒线围巾的侍女们保管着观众的皮大衣，那些大衣真像野兽；仿佛紧挨着大剧院的天鹅绒帷幕和青铜饰物就是西伯利亚森林，森林里满是水獭、浣熊、狐狸、貂。 在街上，剧院门前，等候着老爷太太的马车夫们打着盹儿。他们那穿着棉袄的前胸显得特别宽大，大胡子上遍染寒霜。马匹也在严寒里披上银装。有时，车夫们为了暖和暖和，便用那双冻僵了的手捶击自己穿着棉袄的胸脯。 出租马车的车夫们在胡同的拐角打盹儿；间或醒来，就扯着哑的嗓门招徕顾客：“老爷，我拉您去?……”他们为了“ 50戈比”嘟哝不休，讲了半天价钱之后，还追在顾客身后嚷嚷“加20戈比吧……”于是开始了横穿莫斯科的沉闷旅程。守门人躺在大门里面睡觉。教堂花园里的雪堆越积越大。一个醉汉突然叫喊起来，但是戴着长耳风帽的警士马上把他喝住。乘客、车夫、马、莫斯科，这一切仿佛都已进入梦乡。 车夫们把乘客载往鲍洛托、特鲁巴，送到梅尔特维胡同，什塔特内胡同，送到尼科洛-佩斯科夫胡同，或是尼科洛-瓦洛宾斯基胡同，载往扎采帕、日沃杰尔卡、拉兹古梁。奇奇怪怪的名称，仿佛这些地方并不是一座大城市的街道，而是某些有封邑的公爵的世袭领地。 当马车自肉商大街穿过克里姆林，走向织匠胡同的时候，车夫和乘客都要在救主门旁摘下帽子。耳朵冻得生疼。然后车夫转向乘客絮絮叨叨地讲个没完。 莫斯科的马车夫们爱叨叨些什么呢?当然，谈到的东西很多：贫困、严寒、老爷们的开心事、自己的黑屋子，还谈到老婆病了，儿子被抓去当兵。契诃夫写过一个令人心碎的短篇——《苦恼》，其中描述了马车夫跟乘客的谈话。但是乘客们不听，只得不时地流露出一个词“燕麦”。自然，车夫们谈的是“燕麦”，他们的痛苦使得他们只好低声嘟囔：“加十戈比吧——燕麦涨价了。”无论他们是在抱怨，在叹息，还是在说下流话，从这所有的话语中，无论是温柔的，还是粗鲁的，只有一个简单的、隐秘的字——“燕麦”——送到了乘客的耳边，这是从列福尔托沃到多洛戈米洛沃的漫长路途上的主调。 春天来了，人们卸下了窗户上第二层防寒框，于是莫斯科顿时令人难以容忍地喧闹起来：一辆辆轻便马车辘辘驶过。某些带有圆柱的私邸旁边的马路是用沥青铺的，车轮滚在上面，仿佛能分辨文武官员的品级似的，立刻压低喧响，悄声絮语地流露出无限敬意。 5月中旬，人们开始纷纷迁居别墅。街道上奔驰着一辆辆满载着餐具、软座凳子、梳妆台、茶炊的大车。厨娘捧着金丝鸟的笼子，狗在一旁奔跑。 别墅里有绳床、熄灭烛火用的铜盖子、煮果酱的铜盆和镶在花坛中央的闪光的玻璃球。成年人玩纸牌，饮用酸果蔓汁，看《俄罗斯言论报》。大学生和高年级的中学生们到“小场地”去——他们是这样称呼舞池的。孩子们等待卖冰淇淋的女人到来。有时全体出发到森林里去“欣赏大自然”，铺上单子，躺在草地上。清晨，小贩或是镀锡匠吆喝着：“老母鸡—童子鸡!”“黑醋栗!”“焊铁镀锡、补壶修锅!”星期天不少客人登门造访，他们吃着烤饼，谈谈乡村生活的美，然后酣睡一觉。 索科利尼基是一片森林；林边开辟了一个“圆座”——音乐会、戏剧便在这里演出。男中音歌手舍韦廖夫使小姐们神魂颠倒：“爱不爱你——我不知道……”当嗓子哑了的以往的名角接替舍韦廖夫上场的时候，大学生们便把激动不安的小姐们领进旁边的林荫小道，在那里才弄清楚，原来大家都十分明白，究竟谁爱上了谁。然后去睡觉。然后醒来。中学生们啃着拉丁文“乌特芬那列”，或是玩棒球戏；主妇们扇旺了茶炊的火，跟小贩们讨价还价，撇去果酱上面的一层粉红色的泡沫。 20世纪来了。德国已加紧备战，英国人跟法国人谈判缔结军事同盟，法国人是俄国的盟友，同时英国人又和准备进攻旅顺口的日本人结为同盟。在彼得堡和罗斯托夫，工人举行了罢工。列宁在布鲁塞尔和孟什维克展开了论争。但是在我生活的那个世界里，仍然是一片无法忍受的沉寂。在沃尔洪卡的旧书商那里，我读到了成年人当着我的面绝口不提的书籍，它们是高尔基、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和库普林的作品。 每天我都到图书馆去换书。一本书我往往一口气读完，因为我渴望理解生活。我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布雷姆(1829—1884，德国动物学家，旅行家，启蒙思想家)，儒勒·凡尔纳和屠格涅夫，狄更斯和《色彩画评论》，我看的书越多，对一切就越加怀疑。谎言把我从四面八方团团围住，我忽而想溜进印度的莽丛，忽而想对准特维尔大街上省长大人的官邸投掷炸弹，一会儿又想上吊自尽。 我也经常向母亲强索些钱上剧院去。艺术剧院上演契诃夫、易卜生、霍普特曼(1862—1946，德国作家)的戏，科尔沙剧院演出《瓦纽申的孩子们》，小剧院演出《黑暗的势力》，登台献艺的是有名的萨多夫斯基家族。男低音歌手夏里亚宾歌声远扬。我记得，有一位客人说，马上就要有电影院了，那里要放映活动相片。 后来，我们集合在中学的大礼堂里，校长隆重地宣读圣谕：“朕，尼古拉二世，全俄国的至上君主……”对日战争爆发了。我们在中学里做完祈祷以后，经久不息地喊着“乌拉”，把嗓子都喊哑了，校方向我们宣布停课。事实上战争对我们说来还非常遥远，所以当我看见我的表兄沃洛佳·斯克洛夫斯基穿上军装——他从基辅开拔到满洲去——的时候，感到十分惊讶。 左：莫斯科的铁轨马车。 中：1904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契诃夫葬礼。 右：莫斯科的“公爵府”旅馆，现在前面的二层已经拆除了。 那年夏天，我跟母亲和姐妹们到了国外——又是在埃姆斯；我在那儿得了伤寒。但是，我还记得两件使我大为惊讶的大事：俄军溃败后旅顺口的被围和契诃夫的死。父亲在这一年丢掉了职业，因此也就失去了住宅。他住在沃尔洪卡的“公爵府”旅馆。我的拉丁文和数学得补考；新学年开始之前，家里人让我独自先回莫斯科。路过柏林时，我到母亲住过的茵尼卡夫人开设的家庭公寓去住。茵尼卡夫人家的四壁上挂着各种不同的格言绣片。我感到无聊，就在傍晚时分到腓特烈大街去，我想吃点心，信步走进一家咖啡馆，这原来是一家夜间营业的小酒店。堂倌们斜着眼睛看我，不过点心还是卖给了我，只是索价奇昂，害得我不得不打电报给母亲，求她再给我补充点回莫斯科的路费。 “公爵府”的房间狭小，里面有黑漆漆的壁龛，可是无拘无束的旅馆生活倒使我挺高兴。父亲一早就出门，说是去找工作。下课后，我就领同学们到旅馆来玩，向他们吹牛，说我一个人过着独立自主的生活，我还叫侍者送来茶炊、甜面包、于是我们大家尽情欢乐。 (1920年冬，我曾住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宿舍里——就是过去的“公爵府”旅馆。在楼下还要出示通行证。值班员对着电话大声叫嚷：“喂，哪儿?……”“公爵府”仍和我童年时代一样令人神往。) 我们集合在“公爵府”的小房间里，并不仅仅是吃吃甜面包、开开心而已：这年秋天，政治第一次敲击我的生活之门。我开始阅读报纸。日本人打败了我国军队，这是令人痛苦的，但我们明白，整个不幸在于专制制度。我一个同学的叔叔和社会革命党人有联系；这位叔叔说，革命很快就要爆发了，必须解除哥萨克和警察的武装，然后宣布共和国的成立…… 我读了《罪与罚》，索尼娅的遭遇使我痛苦。我又一次想到哈莫夫工厂的棚舍。得把一切都翻个过儿，一切的一切!…… 诚然，在我面前还有别的诱惑，例如，中学女生穆夏；她能弹奏《无言歌》，后来我又在穿堂里吻了她。不过这时的我已经全神贯注在行将发生某种重大而又神秘的事变的预感上了。不久前在柏林的时候，我还是一个迷恋奶油蛋糕的小娃娃；而在两三个月之后，我一下子就长大了。 在我的处女作《胡利奥·胡列尼托及其门生历险记》里，有一个学生与我同名。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我从未当过库里先生的妓院出纳，也没替罗马教皇运过机关枪。但是，名为伊利亚·爱伦堡的主人公，有时却也道出我真正的思想。小说里有一场争论：什么更高——是肯定，还是否定，胡列尼托的学生伊利亚·爱伦堡想起了《传道书》中的话：有扔石头的时候，也有堆石头的时候；他说，他只有一副面孔，而不是两副，他不会建设，他宁愿扔石头。 《胡列尼托》是我30岁时写的，可是我现在讲的却是13岁那年秋天的事。当时我并没有听说过《传道书》，只是焦灼地渴望扔更多的石头。童年时代结束了——1905年莅临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