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岁月·生活（全三册）——童年和少年

俗话说，苹果落地，离树不会太远。有时确是如此，有时却恰恰相反。我生活在经常是按照履历表去判断一个人的时代；报纸上写着“儿子不对父亲负责”，但有时却不得不对爷爷负责。 也未必能依据孙子们的行为来判断爷爷的是非。前几年，我在《世界报》上读到过一篇谈列·尼·托尔斯泰的孙子们和曾孙们的文章；他们大约有80个，散居在全世界：一个是美国军官，另一个是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第三个是法国航空公司的经理人。 诗人费特，即阿法纳西·阿法纳西耶维奇·申欣，除了写过不少好诗而外，还在卡特科夫的杂志上发表过一些不好的文章。他揭发虚无主义者和犹太人，说这些人是邪恶的始因。费特的外甥普津告诉我，诗人在去世前不久，从一封信——自己亡母的遗嘱——中得知，他的父亲是汉堡的犹太人。有人告诉我，仿佛费特曾留有遗言，要求把这封信和他葬在一起，大概他想对后代人掩盖有关自己那棵苹果树的真实情况。革命以后，有人开棺找到了这封信。 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回忆道：“我诞生并成长在这样一种氛围内，那儿主宰一切的是打后脑勺、脚踢、吃拳头、挨耳光等等，但是，说老实话，我周围的环境并没有使我养成用拳头打人的嗜好。我从没有打过人。”屠格涅夫把自己的女儿彼拉格雅改名为波林娜，并把她嫁给了玻璃厂厂主加斯通·布留艾尔，他在给安年科夫的信中说：“麻烦事多得数不清，但我得到了酬劳，我完全相信，我的女儿会幸福的。”(随后，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就动笔写《烟》，其中表现了一个已婚妇女的痛苦。) 我现在怀着热爱回忆起我的双亲；但是，回首过去，我不禁发现，苹果滚得离苹果树竟那么远。 我出身于一个资产阶级的犹太人家庭。我母亲珍视许多传统的东西：她在一个笃信宗教的家庭里长大，在这个家庭里，人们都敬畏上帝，不敢直呼其名，他们也敬畏那些只有收到丰盛的祭品才不会索取带血的供物的“神灵”。她时刻不忘上天的最后审判日，也不忘人间蹂躏犹太人的暴行。我的父亲属于力图脱离犹太区的第一代俄国犹太人。祖父因为他进了俄罗斯学校而诅咒他。不过，祖父的脾气一般说来是很暴躁的，所有的儿女都被他一一诅咒过；然而快到暮年时，他明白了时代是反对他的，于是和被诅咒的子女言归于好了。 如果说祖父是苹果树，那么这棵树上所结的苹果却飞向了各个不同的方向。我的一个伯伯发了大财；他叫拉扎尔·格里戈里耶维奇，住在哈尔科夫。他的儿子，我的堂兄伊利亚，是社会民主党人，曾长期被监禁在卢基扬诺夫监狱，后来迁居巴黎，在那儿从事绘画，国内战争时期加入了红军，被白军打死了。拉扎尔的弟弟鲍里斯·格里戈里耶维奇，住在伊尔库茨克，是基辅巨贾布罗茨基某一企业的雇员。鲍里斯·格里戈里耶维奇是个轻佻的人，他盗用了布罗茨基的钱财，潜逃到美国，给主人写了一封信，信的口气挑衅多于求恕。布罗茨基勃然大怒，在许多报纸上登载了悬赏缉拿的告示。我当时正在巴黎，那些幻想借追捕在逃的爱伦堡而发一笔横财的人们，不止一次找上我的门来。有一次，拉扎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和布罗茨基玩牌，赢了一笔大数目，他请求布罗茨基不再向自己伊尔库茨克的雇员提出任何要求，以此来顶替这笔赌债。叔伯们中最小的一位是列夫，他写诗，并有一个作巡回演出的马戏班。维·什克洛夫斯基认为，继承者不是儿子，而是侄辈，倘若不把这种理论用于文学体裁，而是用于人的话，那么我可以说，我是走上了我叔叔列夫的道路。我还记得，他曾自费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也不算怪诞——《幻想和声音》；这本书里收集了他自己的诗和译自海涅的诗。当时我对诗歌并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喜欢列夫叔叔，因为他不像个体面的亲戚。有一次他给我看几张半裸体姑娘的照片——他正在为马戏班挑选演员；我的母亲非常生气：怎么能让小娃娃看这些东西?——有一天，在哈尔科夫出现了“爱伦堡马戏班”的海报，拉扎尔·格里戈里耶维奇为了要马戏班立刻离开这个城市，不得不给了自己弟弟一笔赔偿金。 当我五岁的时候，我的双亲由基辅迁居莫斯科。哈莫夫啤酒酿造厂名义上属于股分公司，实际上归基辅的布罗茨基所有，所以我的父亲谋得了这个厂的厂长职位。 这是1896年的事，到了1903年，布罗茨基决定赶走父亲。母亲噙着眼泪站在办公室紧闭着的门旁倾听，办公室内正开着理事会的年会，父亲坚持要求解除他的职务。我也在那里偷听，可是什么也没听明白——我知道，他们要赶走父亲，现在事情很不妙，而且布罗茨基很固执，可是我突然听见父亲坚决地说，他再也不能在工厂里工作了。这是外交手腕的第一课…… 父亲白天工作，晚上也很少在家。间或也有朋友来，我只记得一个——快活的工程师利哈乔夫。有一次在父亲的书房里，我看见了吉利亚罗夫斯基的一本小书，上面的题词写着“给亲爱的格里·格里留念”。我觉得我父亲过着一种不愿让我知道的有趣的生活。他常到“猎人俱乐部”去，这个名字在我看来很神秘：猎人啦、鹿群啦、猎犬啦。后来我才明白，他们在俱乐部玩“文特”牌，于是我就怀疑父亲的生活是否真的有趣。我十岁上下的时候，他领我到涅格林大街的饭店去；我们坐在单间里，但我不时地跑出去看看大厅里的情况；那儿坐着的全是些普通人，正在大口嚼着肉饼。于是父亲的生活再也引不起我的好奇心了。 母亲是一个善良、多病而又迷信的人；她受着肺病的折磨，衣服老是穿得很多，深居简出，成天忙着照料姐妹们和我，用犹太文给许多亲戚写长信。在最后审判日那天，她一定持斋。母亲在她婆婆周年忌辰的早上燃点的蜡烛，大得使我害怕。卧室里总是弥漫着药味；经常有医生来。母亲要求他们也给我听听——我的肺弱，但是我总是躲起来，跑开了。有时，穿戴华丽的法米利安特太太带着她的儿子彼佳和米沙来看母亲；他们彬彬有礼地吃着点心，有时应大人的请求，朗读几段普希金的诗。我认为他们都是傻瓜，可是母亲说：“你瞧，彼佳和米沙是好孩子。可是你呢?……” 我被宠坏了，看来，只是由于偶然的机会，我才没有成为少年犯。我九岁那年，母亲去埃姆斯易地治疗，把我和姐妹们送往基辅，交给她的父亲照管。 伊利亚·爱伦堡的外祖父德·阿列什金。 外公是一个笃信宗教的老头儿，蓄着一部银色的大胡子。他家里严格遵守一切教规。礼拜六应当休息，在这个休息日既不准大人抽烟，也不许孩子们恶作剧。(犹太人的礼拜六和英国清教徒的礼拜日一样，冷落凄清。)在外公家里，我老是感到无聊，于是我就尽可能地调皮捣蛋。这年夏天，我们住在博亚尔卡的别墅里。我使得所有的人都烦恼不堪；有一次他们决定要惩罚我，把我锁在堆煤的储藏室里。我脱得精光，在地上打滚。当他们把门打开的时候，厨娘吓得大声尖叫：“哎哟，鬼来了!……”我决定报复，夜里拿了一瓶煤油，打算去烧别墅。 第二年夏天，母亲把我带到埃姆斯去了。在那里疗养的人也被我闹得神魂不安：我模仿老迈的奥尔洛夫-达维多夫伯爵，称他“大舌头”，因为他整天唠唠叨叨，口齿不清；我搅扰英国女人钓鱼——用小石头把鱼赶走；偷走德国人放在“老恺撒”纪念像旁的勿忘我花。疗养地当局要求我母亲离开，如果她没有能力管教我的话。 我进预备班和一年级的入学考试，成绩都非常出色；我知道有“录取比例”，只有当我全考了五分的时候，才能被录取。算术题我全答对了，听写没有一个错误，蛮有感情地背诵了“深秋，白嘴鸦飞走了……” 有一个朋友曾告诉我——这是30年代初的事了——他的小儿子从刚考上的学校里回来以后，问父亲道：“犹太人是什么?”父亲答道：“我就是犹太人，妈妈是犹太女人。”这个回答是那样突然，小家伙居然不相信：“你们是犹太人?”我们当时却有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八岁时我就清楚地知道，有犹太人居住区，居住权，录取比例和蹂躏犹太人的暴行。 我小时住在莫斯科，和俄罗斯孩子们一起玩耍。父母有什么事要瞒着我的时候，他们彼此总是讲犹太话。我不向任何上帝祈祷——不论是犹太人的上帝，还是俄罗斯人的上帝。对“犹太人”这个词，我是按照特殊的方式来领会的：我属于那类应该受人欺负的人；这使我感到不公平，而同时又很自然。我父亲是个不信神的人，他指责那些为了缓和自己的处境而信奉东正教的犹太人，而我也自幼就明白不能为自己的出身而羞惭。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说是犹太人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列夫叔叔说，耶稣就是犹太人；保姆薇拉·普拉托诺夫娜对我说，耶稣教导说：有人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伸给他。这些都不合我的口味。我头一次进中学的时候，一个预备班的学生便唱道：“犹太人坐在小铺里，我们把犹太佬放在大头针上。”我毫不犹豫地冲着他的脸就是一拳。不久我跟他成了好朋友。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了。 我们班上一共有三个犹太人——泽利多维奇、楚克尔曼和我；我们从未感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同学们只是羡慕我们，因为上神学课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可以在院子里玩…… 列·尼·托尔斯泰在莫斯科。 我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是在莫斯科度过的，我从未碰到过反犹太人的暴行。大概，在教员和我同学的父母当中，有人受到了种族偏见的感染，但是他们不肯暴露自己：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羞于承认自己有反犹主义思想，正如羞于承认得了脏病一样。我还记得关于基希尼奥夫市蹂躏犹太人暴行的议论——我当时才12岁；我只懂得发生了某种可怕的事，但我知道，这事应归罪于沙皇、省长、市长们；我知道，正派人全都反对专制；我也知道，托尔斯泰、契诃夫、柯罗连科对蹂躏犹太人的暴行非常愤慨。我到基辅时听说，《基辅人报》在号召镇压，因为波多尔很不安定，存在着所谓的“该死的犹太人问题”。 这是个奇怪的时代：大量的丑行和大量的空想!一个无辜被判罪的法国军官德雷福斯的命运，使欧洲的一些优秀人物大为激动……“如果你没有受到高等教育，你就无法在莫斯科生活。”父亲看着分数单上的二分，对我这么说。我笑了一下：到我中学毕业的时候，人世间的一切准会起大变化!我觉得，不论是《基辅人报》或是《莫斯科新闻》上的反犹太人的文章，都是中世纪暴行的最后回声；我当时万万不曾料到，如今在这本追述往昔生活的书中，我竟不得不对我在20世纪初就认为是注定要灭亡的遗毒的那个问题写下这么多痛苦的篇章。 可是分数单上的二分深深惹恼了父亲。头两年我学习得还不错，后来我实在腻烦去解答那些关于蓄水池的算术题了。我偷偷地把家藏的古典作家的精装本选集拿出来，卖给沃尔洪卡的旧书商，用得来的钱在桌布胡同的“新发明”商店买了些使人打喷嚏的药面、令人发痒的粉末，或是一些会跳出橡皮制的耗子、蛇和小丑的小匣子——用这些东西来跟中学老师们调皮捣蛋。 没进预备班之前，我就能背诵《恶魔》。诗人的荣誉并不使我钦羡，我并不想成为莱蒙托夫，只一心一意想做个飞旋在哈莫夫工厂上空的恶魔；我自称“放逐的精灵”，自然，我并不懂得这是什么意思。不久以后，诗又使我厌烦了，我开始醉心于化学、植物学、动物学，我坐在显微镜旁边，用臭烘烘的粉末做实验，饲养青蛙、蜥蜴、北螈。有时这些爬虫爬得满屋子都是；有一次，不知打哪儿散发出一股臭气——原来是一只老北螈死在母亲衣橱下面了。 我听见人们对布尔人(南非荷兰移民的后裔)的英雄行为的议论之后，就给大胡子总统克留格尔(南非德兰士瓦的总统，布尔战争期间，领导布尔人抗击英军)写信，后来，我偷了母亲10个卢布，准备前往战区。可是夜里我就给抓住了，我也不愿回想这件倒霉的事。 日历年度的更换一向使人激动不安，何况改变的不是简单的年度，而是一个世纪。(实际上，19世纪比应有的时间更长——它始于1789年，而终于1914年。)人们议论着“世纪末”，猜测着将要到来的新世纪的面貌。我还记得迎接1901年的情况。一群化了装戴着假面的人来到我家。其中有一个人穿着中国衣服，我认出他是那位快活的工程师吉尔；我揪着他的辫子不放。他们装扮成欧洲不同国度的人，匈牙利人跳起恰尔达什民间舞，西班牙姑娘敲响跳舞用的响板，大家都围着中国人转——这年冬天北京有战事。大家“为新世纪”干杯；我不认为，他们之中有什么人能猜测到这个世纪的情景，以及他们究竟为什么在莫斯科的雪堆中举杯痛饮。 我当时是第一中学两部制的二年级学生。还记得，我组织了一小队“义和团”——人们都这样称呼中国的起义者。我们用皮带搏斗，甚至还用皮带上的铜扣环打人，虽然按照君子协定是不准许这么做的：20世纪开始了。 我一点也不听话：我的顽劣行为已令人无法容忍了。父亲常不在家，母亲和姊妹们又全对付不了我；她们只得请看门人来帮忙，这个人跟我同名，也叫伊利亚，他常来替我们生炉子。有一次，我拿着小刀朝伊利亚扑了过去，于是他也怕起我来了。 可是居然出现了一个能制服我的人，这是法学系大学生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伊姆哈尼茨基。大家都感到惊讶：他从来不惩罚我，为什么我会听他的话?他们让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搬到我们家来。我在他跟前预备功课，当我答对了算题的时候，他就给我牛奶软糖——我最爱吃甜食。我常把糖纸扔在地上；他有时就问：“糖纸呢?”我看看地上，糖纸不见了。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只是微微一笑。我从未对人提起过牛奶软糖的秘密。我惧怕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的眼睛；当他注视我的时候，我迅速地扭开脸去。我的父母认为，他是一位优秀教师。 夏天，我们住在索科利尼基的别墅里，我一个姐姐的女友，廖利娅·戈洛温斯卡娅常来拜访我们。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看上了她。当时谈论催眠术是一种时髦。这位大学生声称他会催眠术；他对廖利娅施用了催眠术，并对她说，她应该在三天后的夜里到别墅来找他。家里的人都很气愤。而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却心平气和地把自己的东西放进皮箱，还说，他对我施用了催眠术，才使大家过了一年半的安生日子。 家里人把我带到雷巴科夫教授那儿去看病，因为有人对母亲说，我可能会永远失去毅力。几年以后，我在普列奇斯坚斯克大街看见了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我拔腿就跑。岁月荏苒。1917年，我自巴黎归国，在斯德哥尔摩的俄国领事馆里看见一个矮胖子，他对我说：“认不出了吗?伊姆哈尼茨基。”我吃了一惊：他那双眼睛竟是最最平凡的，目光也相当呆滞。 可是我时常想起那些虚构的牛奶软糖。我认为，后来人们不止一次地迫使我去解决难题，并且用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牛奶软糖来给我作报酬。只不过后来再也没有人给我喝那种苦咸的溴剂，再也没有人担心我会失去毅力。毅力，好像已经成为一种令人感到负担的特性了。 家里的生活使我感到无聊。客人来来往往，谈论着克雷茨曼姊妹有一副惊人的花腔嗓子，说什么拉博里律师发表了一次替无罪的德雷福斯辩护的激烈演说，莫斯科开设了一家设有雅座的摩尔式建筑的饭店，有一位马丽勃兰施夫人从巴黎带来了新式女帽。他们还谈论苏德尔曼(1857—1928，德国作家)的喜剧的初次上演，通俗艺术剧院的开幕，蹂躏犹太人的暴行，托尔斯泰的信，以及能为残酷的杀人犯开脱罪责的弄舌如簧的律师普列瓦科，他们还议论着嘲讽“城市父老”的多罗舍维奇的小品文，以及要人相信有什么“苍白的双足”的疯狂的颓废派。 在我看来，工厂的庭院远比客厅有趣，客厅里有挺立在木桶里的布满尘埃的棕榈，墙上悬挂着一幅油画复制品，画的是赴莫斯科求学的罗蒙诺索夫。但在庭院里我可以到马厩去玩，那里散发出一股奇妙的气息，而且我又谙熟每一匹马的癖性。我还可以在容量为四十维德罗的巨桶内藏身。厂里有一个车间专管检验酒瓶，工人们用一根金属棒敲击每一个瓶子，我觉得这种音乐远比客人中那些著名钢琴家有时款待我们的音乐动听得多。 工人们睡在闷热阴暗的棚舍里，许多人挤在一个长长的铺板上，盖着皮袄；他们喝的是发酸的坏啤酒，有时也玩玩牌，唱唱歌，说些下流话。他们里面识字的人不多，识字的人一个字一个字生硬地读着《莫斯科小报》上的重要新闻的标题。我还记得一种游戏：工人们把煤油浇在一只老鼠身上，这只火老鼠疼得到处乱跑。我看到了穷困、黑暗、可怕的生活，两个世界不协调的景象使我大为震惊：一面是臭气扑鼻的棚舍，另一面是那些聪明人畅谈花腔女高音的客厅。 谢肉节的时候，在离工厂不远的圣母广场上，举行了有各种演出的游园会。我还记得有个上了年纪的人，抹上一脸白粉，挤眉弄眼地做着怪相，大声嚷嚷着：“我是美国佬，会跳各种舞蹈!……” 我替工人们写信，信是寄回农村的，信里写的是有关伙食、疾病、婚礼和殡葬的事。 工厂有一堵墙与疯人院毗邻。我曾爬上这垛墙向另一面眺望：虚弱衰竭的人们穿着长罩衫，在堆满了破烂垃圾的窄小院落里蹒跚踱步；有时工作人员突然朝一个病人扑过去，那病人就拼命喊叫。 工厂里有一些专家——捷克酿酒师。工人们叫他们“德国人”——这是因为他们，譬如说，吃鸽子，而这件事是大家都看不惯的。酿酒师卡拉的儿子用劈柴的斧头砍死了自己的母亲和两个妹妹，因为他要送给莫斯科的一个交际花一串贵重的宝石项链，可是父母不给他钱。我还记得片言只语：“漂在血泊中……他想要五百卢布……爱得发了狂……”当然，大家都痛骂凶手，可是每逢我想起酿酒师的那个年轻孱弱的儿子，便不由得暗自思忖，成年人对生活也毫不理解。 工厂旁边是列·尼·托尔斯泰的家。我常看见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在织匠胡同、圣像胡同里散步。有人送给我一本《童年和少年》；我觉得这本书挺枯燥。后来我把连载《复活》的各期《田地》杂志从小贮藏室里搬了出来；母亲说：“你看这个还太早。”可是我一口气把这部小说读完了，心里想，托尔斯泰懂得全部真理。父亲让我抄写一份被书报检察机关查禁的托尔斯泰的呼吁书；我很自豪，规规矩矩地用印刷体抄写了一遍。 列·尼·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的房子。 有一次，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到工厂来了，要求父亲领他看看啤酒的酿造过程。他们走遍各个车间，我也寸步不离。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屈辱，因为这位伟大的作家比我父亲矮一些。有人递给托尔斯泰一杯热啤酒，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竟然说“真香”，然后用手擦擦大胡子。他对父亲说，啤酒有助于禁戒伏特加的斗争。我后来把托尔斯泰的话想了很久，开始疑惑起来：也许，托尔斯泰并不是所有的事都懂得吧?我一直深信，他要用真理来替代谎言，可他却说什么啤酒可以替代伏特加。(我只是从工人们的谈话中了解伏特加的，他们谈起它的时候总是十分迷恋，可是他们给我喝啤酒，我不爱喝。) 有时工厂里骚动起来：人们说，好像大学生们要来见托尔斯泰。厂门紧闭，警卫森严。我悄悄地溜到外面，指望遇见那些神秘的大学生，可是什么人也没有。平日常有些大学生来拜访我的姐姐们，照我看来，这都是些冒牌大学生，因为他们安详地喝着茶，谈谈易卜生的戏剧，跳跳舞；而真正的大学生应该把哥萨克从马上拉下来，然后把沙皇从宝座上推翻。 真正的大学生始终没有来。童年时代，我常常失眠；有一天我把墙上的挂钟拉了下来；它那响亮的滴答声真要我的命。我记忆中还残存着各式各样不眠之夜的形象：托尔斯泰用手擦擦大胡子，年轻的卡拉拿着劈柴的斧子，还有他的情人“拉克美”，疯子们，演艺场和围着我打转的满身是火的大老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