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不断升级是文明进步的法则。当全球治理的观念渐入人心,当政府不再靠着寻找内部和外部“敌人”操纵人心,这一升级过程必然是不同文明互相取长补短、共同成长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是否有共同的参照?纵观世界大势,笔者曾在《南方周末》和《亚洲周刊》撰文指出“三生主义”当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的政治指南。而且,无论现在有着怎样的主义与分歧,一切积极努力最后都会回到这一价值尺度。 所谓“三生主义”,本质上说是一种关乎生命、生活与生态的价值观,一种精神高度。佛教讲“往生”“今生”与“来生”,而“三生主义”则着眼于个体,社会与世界,注重生命、生活与生态。倘使可以在这三方面做到“三生有幸”“三生万物”,就一定会有美好而丰富的世界。 简单说,三生主义的提出旨在梳理三种关系或完成三种对话: 首先是生命。这是个体层面的,是人与自己的对话,关乎人对生命的敬畏及意义的追寻,关乎生命信仰的重建,体现人类对自身命运的观照。生命是一切权利与价值的基础,没有对生命的尊重,就不会有普世的人权;没有对生命的尊重,最强者也会沦为贱民,所谓“文明”也只有钢筋、水泥而决不会有生命的温度。 其次是生活。这是社会层面的,是人与社会的对话。如萧伯纳所说,“人生有两出悲剧:一曰万念俱灰,二曰踌躇满志”,政治与经济亦如是。过去是政治压倒生活,现在是经济压倒生活,至于中国人的GDP崇拜则兼而压倒之。 应该承认,从“国家万岁”转向“国民万岁”,从“领袖万岁”转向“生活万岁”,是经历二十世纪诸多灾难后人类获得的一个大教训。回到生活就是回到世俗幸福的本源,因为只有生活才能让人类重拾朴素意义,从集体自负回到人的内心与本性,从极端革命狂热回到日常改造,让削足适履的政治服务每日维新的生活。 最后是生态。这是人与自然的对话。人是生物,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无论政治人、经济人还是社会人,终归都是生态人,这也决定了生态问题才是人类必须解决的真问题。只有与自然和解,人类才能持久地享有大地的恩泽,播种并收获文明。 简单说,只有尊重生命,才会有平等与文化的多样性;只有尊重生活,一切政治与社会变革才不至于凌空蹈虚,因主义放逐生活;只有尊重生态,人类文明才有可持续发展,不因饮鸩止渴自我消灭。 最重要的是,三生主义是关于生命、生活与生态的哲学,也是关乎灵、肉与世界的哲学。它超拔于传统的经济、社会与政治三大组织之上,跳开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极端)、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极端)及国家主义(政治极端)的方法路径之争,使人类理想回到人的条件与意义本身。即使是我在此提倡的三生主义,也不像过往主义一样强加于人、淘空心灵与头脑,而是服务于人的价值,助益于人类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