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意图或政治价值观的问题,才是我们必须进一步加以探究的重点所在。遗憾的是,对这一主题的复杂性做完整的论述,已经超出了本书的篇幅所能涵盖,不过我们至少要对财产权与人权的冲突稍作粗浅的讨论。 自从《美国独立宣言》陈述了人权的一般意义,并且由美国宪法(尤其是“权利法案”)将其具体化以来,大多数人对于人权都有了相当透彻的理解。人权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的权利、言论自由权、宗教自由权、免受刑讯的权利、人身保护权等。这些权利与自由皆由美国的建国者(都是古典自由主义者)将其纳入国家的政治传统中。 私有财产权原本被视为一种不可转让的权利,它是由自然法赋予每一名个体的,因此被称为自然权利。诸如洛克、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都认为,除非人们被允许积蓄私有财产,否则他们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然而其后不久,自由主义者便发现,某些人可能利用其财产控制权来否定其他人的自由。于是,在权利优先次序中,财产权很快便被贬抑到次要地位。当今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财产权是一种社会权利,社会可以根据需要授予、管制与否决个人的财产权。因此在群体认为必要时,可要求个人让渡其财产权。征用权(Eminent domain)是法律中长期存在的原则。如果社会有急迫的需要,比如说修建高速公路,它允许政府强迫个体卖掉私有财产。 事实上,与洛克的时代相近的左派人士,例如杰弗逊与卢梭等人,拒绝承认财产权为不可转让的权利。在《美国独立宣言》于1776 年被拟就时,争议最激烈的措辞之一便是“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楷体为作者所加)。比杰弗逊(该宣言的执笔人)更保守的人们主张,这个句子应该改为洛克最初写下的“生命、自由与财产”(楷体为作者所加)。无疑地,杰弗逊在这场辩论中是获胜了。 自由主义者反对私有财产是一种人权,其立论点为:人类福祉与财产私有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人权是指人们过体面的生活所必需的事物,既然人都生而平等,因此为顾及一个人的人权而否决另一个人的人权,这点并不具有正当性。我们仔细检视“生命、自由与财产”这句话的构成部分,便可以发现生命明显是基本元素。而如果我们同意人类平等为一个事实,则自由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人是平等的,则任何人都不拥有在不经同意下使他人服从于自己的道德权利,因此人拥有自由的权利。然而,私有财产却不享有类似的地位,因为它不是人们过体面的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当然,食物、衣着和住房都是生活必需品,但是这些事物无须私人拥有。基于这个逻辑,再加上对于某些人利用财产权欺压弱势者所留下的深刻印象,杰弗逊写下了含义更广泛的“追求幸福”一语,并且成功地抵抗了那些希望以“财产”一词来取代它的人们。 11年之后,即1787 年,在杰弗逊作为美国大使被派驻法国之际,一群自由主义色彩较淡薄的人齐聚费城,撰写了一部新宪法。这部新宪法几乎只字未提人权。事实上,直到第五修正案通过后,美国宪法中才出现了有关不可转让的权利的一般陈述。该条款写着:“生命、自由与财产”(楷体为作者所加),显见那时候的美国是由保守主义者所控制。 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普遍法则:在政治光谱上偏左侧的人倾向于强调人权,偏右侧的人倾向于强调财产权。举例来说,如果我们问一名自由主义者,个人是否有权利拒绝将部分财产卖给非洲裔美国人,他(她)一定会回答:“不!只要该非洲裔美国人有钱购买该财产,卖方没有拒卖的权利。”请注意,自由主义者并不是不重视财产权,他们明白地表示,准买主应拥有卖方所要求的金钱数量,一旦此条件满足,自由主义者便会要求买卖双方完成该项交易。在这个例子中,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乃根据如下的假设:非洲裔美国人在道德上与其他人是平等的,因此不应该因其种族之故遭到歧视。此处的重点显然是在人权上。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以相同的问题询问保守主义者,他们的回答将有所不同。他们可能会说,尽管种族偏见是令人遗憾的,但如果财产所有者基于种族偏见坚持拒绝将其财产卖给特定的个人,他们绝对有权利这么做。为什么?因为那是他们的财产。此处保守主义者认知到人权与财产权之间的冲突,但是他们认为财产权明显地高于人权;财产所有权胜过人类平等。保守主义者不同于当代自由主义者,他们甚至可能主张财产权也是一种人权。不过只要我们仔细审视保守主义者对于各种人权的态度,便会发现,事实上他们坚称财产权凌驾于所有其他人权之上。 随着我们朝向政治光谱的两端移动,直到最远的末端,人权与财产权之间的平衡也逐渐倒向极端:一端认为财产权不存在,另一端则完全否认人权。在最左的一端,马克思预言共产主义将是民主的,绝对不允许私有财产或不平等的存在。在另一个极端,墨索里尼则完全否认人权,坚称个人没有正当性、权利和理由脱离民族国家而存在;个体唯一的功能便是为国家的利益卖力生产,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人即应被清洗。 为进一步突显左派与右派之间的哲学差异,我们不妨思考一下由它们各自的价值观所产生的各种不同目标。如前所述,左派有平等主义的倾向。社会主义(一般被视为一种左派经济理论)主张消除社会差异、创造物质平等,因为它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缩小社会上的贫富差距。 在政治上,左派人士同样也提倡一个平等主义的社会。激进主义者倾向于主张纯粹的民主。卢梭(当代激进主义的创始者)和马克思都要求所有人平等地分享政治权力。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则采纳代议政府,但坚持最终的政治权力仍掌握在人民手中。 相反的,右派人士则是大言不惭的精英主义者(elitist)。资本主义在今日是一种保守主义的经济体制,在过去却不然。资本主义的缔造者亚当•斯密,便是18 世纪的一名古典自由主义者;在那个时代,资本主义代表了自由主义对于重商主义现状的一种挑战。(第五章会有更多关于资本主义和重商主义之间冲突的说明。)然而,资本主义在现今变成了一种现状;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支持该体制者,自然代表了一种保守主义的立场。 资本主义容易使社会阶层化。功成名就者受人尊敬并且得到酬赏,一无所成者则遭人遗弃。最后结果便是社会的阶层化——这也是右派人士所企求的一种精英主义境况。 在政治上,右派人士也倡议一种精英主义的结构。保守主义者和反动主义者均认为,一般人多少是不平等的,需要加以指引,因此他们偏好一种“上位者下令,下位者服从”的社会。越是往光谱的右端望,其所希望的社会越结构化、威权化,直到最右端,便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墨索里尼视他的社会为一金字塔形社会:底层是一般大众,他们的义务是尽可能好地完成其职能;顶端是党员,其中最顶端的位置便是领袖。领袖的职能是感知何谓美好、正义与权利,并据此统治社会。一般大众被期待毫不质疑地顺从领袖。 相反的,左派人士则冀望使个人自由最大化。自由主义者相信,人们独处时普遍都会表现出良好的举止,因此他们期待政府在管制个体的活动时,能够以最轻巧的手法。自由主义者希望节制警察权力的另一理由,在于他们对于可接受的人类行为的界定普遍较为宽广;在他们眼中的不正当行为比保守主义来得少。举例来说,许多自由主义者认为“无被害人的罪行”不应该被视为犯罪。因此一些左派人士声称,嫖妓是成人间两相情愿的行为,与他人无关。而大多数的保守主义者则坚称,卖淫在道德上是令人憎恶的,因此一定要使它非法化。同样地,大多数的保守主义者认为,非处方性麻醉药的使用应该非法化,“反毒战争”应该持续下去。相反的,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则主张,对付毒品的滥用,教育和治疗比警察干预更有效。为数日增的左派人士指出,“反毒战争”(自尼克松总统于1972 年宣示反毒以来,它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显然没有成效,实际上是适得其反,因为在当局热衷于取缔毒品之际,他们正践踏着无辜人民的公民自由。有些左派人士更进一步地主张,解决毒品泛滥的最好方法,或许是使毒品合法化。他们宣称,如此一来将使毒贩无利可图,而自街头销声匿迹。 就刑法与公民自由的关系而言,自由主义者通常是自由意志论者(这些人希望提升个体的自由,但不要将他们与自由党弄混了),而保守主义者则倾向于威权主义,并且更多动用警察力量。然而就经济事务而言,两者的立场则对调过来。一般而言,保守主义者倾向于防备穷人,自由主义者则倾向于疑忌富人。保守主义者认为,富有者拥有财富是因为他们理当得到那些财富,因此政府权力应该保护他们,使其财富免受下层阶级的觊觎。基于相同理由,保守主义者也认为,政府权力不应该妨碍人们随心所欲地运用其财产。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则认为,拥有经济权力的人通常会不公平地利用其经济权力欺压贫穷者,因此主张运用政府权力管制个人或企业的经济行为。此处我们看到,右派人士对于政府在经济事务上的权力运作,是采取较宽容的立场。 近来左派人士超乎寻常地表现出即便是在公民自由权的行使上,他们也可能比右派人士更不宽容。例如,一般而言左派人士对于言论自由是给予最大的空间;然而过去这几年,左派人士为了抑制针对种族、性别与同性恋等的歧视言论,要求各大学必须制定学生的言语规范,并且要求媒体和公众人物避免使用会令特定人士感觉受冒犯的字眼。这些意图在社会上推行某种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的种种作为,受到右派人士的顽抗,而且这一争论也令观察家们见识到一种奇特的角色反转:左派试图钳制言论自由,而右派则捍卫它。 最后一点,当今的左派倾向于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右派则偏向于民族主义(nationalism)。左派人士将“四海之内皆兄弟”挂在嘴上,并且主张,国界是人为的,是使人们彼此对抗的不必要划分。例如,马克思声称,国界是资本家所谋划的人为区隔,目的在于分化一般民众,使他们背离其共同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些边界都将消失,因为(马克思表示)“工人无祖国”。最后,整个世界将变成一个单一的社会主义者国度。在更早的时代,法国革命者承袭卢梭的主张,提倡一个致力于“自由、平等、博爱”(楷体为作者所加)的体系。相反的,法西斯主义者则高举国家内部个体的差异性,以及国与国之间的相异性。法西斯主义者宣称,在一个社会中,人们是依其价值分别出地位高下,因此国与国之间也是一国支配一国,直到最后有一个国家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立场较温和的右派人士未必主张帝国主义式的支配,但他们是毋庸置疑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相信自己的国家优于其他国家,因此本国的利益优先于其他国家的利益。这些理念将在下一章中做更完整的讨论。
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三、价值观或个人哲学
书名: 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
作者: [美] 利昂·P·巴拉达特
出版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原作名: Political Ideologies: Their Origins and Impact
译者: 张慧芝 | 张露璐
出版年: 2010-4
页数: 337
定价: 42.00元
丛书: 后浪大学堂
ISBN: 9787510017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