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系二年级上学期通常是基础医学的开始，“人体解剖学”是其中的重头戏，尤其是配合它的“人体解剖学实验课”，对所有刚入门的学生是一门十分严峻的课程。 首先，是要克服对于大体的恐惧，而且还要亲自动手，去切开皮肤，在体内找到各种教科书上写到的组织或器官。 相信对任何人来说，一看到僵硬的遗体还能保持镇定的，应该是少之又少，虽然这些被处理过的大体没有青面獠牙、支离破碎的恐怖模样，但总还是令人望之生畏的尸体。 其次，是要克服大体身上，为了保持不腐败而因此散发的“福尔马林”臭味，虽然我们有口罩护着，不过实在是没什么效用。 我修习这门课程时，当时保存人体的主流仍然是令人作呕的防腐剂，浓烈刺鼻的味道让刚开始接触的我常眼泪鼻涕直流，而且下课后“余韵”还在身上挥之不去，吃饭也没了胃口。 我早已忘记“人体解剖实验课”第一节在哪一天开始，但我永远会记得当天的情况。 原本以为第一堂课就直接要切割人体，但传统却是要“整理实验室环境”。如果你以为是拿扫把、抹布擦擦洗洗就可以，那就大大的错了。老师的开场白很简单直接，希望大家能用“感恩惜福”的心，来面对眼前这个要陪伴我们一学期的朋友，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为这些“大体先生”或“大体小姐”清洁身体。 那天的气氛是庄严肃穆的，平常再怎么喜欢嬉笑打闹的同学，都收拾起轻松的心情，帮人体把身上残存的血渍和污秽仔细清洗干净，最后再将他们放进要待一学期，俗称“铁棺材”的解剖台内。 对现代的医学院学生来说，人体解剖的学习是完善的，除了前人的努力已经为解剖学打下了稳固的基础之外，大体的来源也有政府的立法管制与分配，除了不必怕来源缺乏之外，也不必担心人体是不合法的黑心货——在医学史的发展上，为了取得大体，曾经发生过许多令人发指的事情。 19世纪的英国，因为《死刑裁决法案》（Judgement of Death Act）的通过，除了谋杀与叛国以外，几乎没有人会被判决死刑，这使得原先作为人体来源的死刑犯遗体骤减（原先可判处死刑的罪犯约有两百个），所以出现了一种特别的职业，叫作“复活人”（resurrectionist， snatcher）。 这种职业在英国大文豪狄更斯的《双城记》里有记载，其实就是“盗墓者”，只不过他们盗的，不是中国古代盗墓贼偷的陪葬品，而是刚下葬不久的“新鲜”尸体，而这些被偷盗的尸体，就被卖到大学医学院的解剖部门，作为教学研究使用。 由于尸体的买卖有利可图，于是造就一批贪财忘义之人。人的贪念真是可怕，又似乎是永无止境，一旦被开启，就如同“潘多拉的盒子”一样。 1828年，搬到英国爱丁堡西港（West Port）的伯克（William Burke），和先前在旅游中认识的哈尔（William Hare）再次重逢，成为好朋友，哈尔在爱丁堡有一间出租公寓，而一位老房客的死亡，为伯克和哈尔连手的连续谋杀事件掀开序幕。 那位死亡的房客，根据哈尔在法庭上的证词显示，是一位靠着陆军退休金生活的老兵，不幸病死，哈尔只好帮他处理后事。由于那位老兵生前还积欠哈尔款项，所以死要钱的哈尔心生邪念，把棺材填满树皮，然后把尸体卖给爱丁堡大学医学院那位恶名昭彰的解剖学医生诺克斯（Robert Knox）。 食髓知味的两人发现，卖尸体这种不需本钱的事业有点赚头，竟然干起用“谋杀”来取得并贩卖尸体的罪行，连续杀害了17人，全部卖给诺克斯医生，供作解剖学之用。而诺克斯为了避免被学生认出人体的身份，甚至先解剖人体的颜面，抑或是直接去掉了人体的头部，再让他们成为教育学生的材料。 伯克和哈尔犯罪的手法是先将被害人灌醉或下毒，然后再将他们闷死，这种手法日后被称为“burking”。 最后东窗事发两人被逮捕，但是苦无谋杀的直接证据，于是苏格兰的检察总长雷伊（Rae）策动哈尔窝里反，让哈尔说出King’s evidence（即为了免除刑罚所做的证词，像现在的污点证人制度），指证伯克谋杀，而使得他被判处绞刑。 伯克被公开绞死，整件事被做成海报宣传，不仅如此，他的遗体还在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公开解剖，主持解剖的孟罗（Monro）教授用鹅毛笔沾了伯克的血写下报告。 伯克的骨架，以及用他的脸做的面具（death mask），还有从他身上取下后鞣制过的皮肤，都被保存在该医学院的博物馆里，可见伯克被憎恨的程度。 伯克和哈尔的谋杀事件，不仅后来成了苏格兰的乡野故事，用来吓唬小孩子；也被多次改编，成为文学作品或电影——不管是恐怖片或黑色喜剧。 回忆起了我的第一堂解剖课，进而写下了有关“大体”来源取得的一页黑暗医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