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仔细分析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的描述,我们可以揭示出一系列的进程。卡尔·马克思:《资本论》,1976,第8章。这其中包括土地的商品化和私有化以及对农业人口的强行驱逐;将各种形式的财产权(共有的、集体的、国家的,等等)转变成排他性的私有财产权;劳动力的商品化,压制其他形式的(本土的)生产和消费;对财产(包括自然资源)的殖民式的、新殖民式的或帝国主义式的占有;交易和税收的货币化,尤其是土地交易和税收的货币化;奴隶贸易;高利贷和国债,以及最终的信贷制度等原始积累的基本方法。国家,由于垄断了暴力和法律权力,在支持和促进上述进程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正如我在第三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转向资本主义发展无论在过去还是未来都与国家的立场息息相关。国家在发展中扮演角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它总是使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主义逻辑相互交织在一起,尽管这种交织并非必然和谐。 直到今天,在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学之中,上述马克思所提及的有关原始积累的所有特征仍然强有力地存在着。过去30年间,墨西哥和印度等国逐步加快了转移农业人口和制造没有土地的无产阶级的步伐;很多以前的共有财产资源,比如水资源,已被私有化(通常是按照世界银行的要求)和纳入积累的资本主义逻辑;其他生产和消费形式(本土的,甚至像美国的小商品生产和消费)遭到了压制。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小农经济为农业综合经济所取代。并且奴隶制度不复存在(尤其是性贸易)。 多年以来,人们通过对马克思有关原始积累的描述--这些描述从本质上而言只是一种简单的概括,而非系统性的研究--进行了仔细研究,认识到其中有一些需要修复的漏洞。比如,无产阶级化的过程需要对那些被无产阶级化群体的前资本主义技能、社会关系、知识、思维习惯和信仰进行一系列的压制和挪用。但亲属结构、家族与家庭架构、性别与权力关系(其中包括那些通过宗教及宗教机构所行使的权力)都有自己发挥作用的空间。在某些时候,早前存在的结构由于与资本主义劳动关系不相协调,不得不被暴力压制,但目前存在的很多证据表明,它们同样有可能被挑选用来作为某种工人阶级自愿形成而非强制形成的基础。简而言之,原始积累既需要挪用和选用早前存在的文化和社会成就,又需要对抗和取代这些文化和社会成就。各国斗争与工人阶级形成的条件不尽相同,因此正如汤普森(Thompson)等人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是工人阶级"自己制造了自己",当然尽管这从来不是他们自己的意愿。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EP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Harmondsworth: Penguin),1968。由此而带来的结果通常是在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中留下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痕迹,以及在如何定义工人阶级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系列完全不同的地理学、历史学和人类学差异。无论无产阶级化过程多么具有普遍性,它都不能产生相同种类的无产阶级。可参见C弗里曼《全球经济中的高科技和高跟鞋》(CFreeman, High Tech and High Heels in the Global Economy,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李静君:《性别和中国南方的奇迹:工厂女工的两个世界》(CKLee,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现在,马克思所着重指出的某些原始积累的机制经过调整,比过去发挥了更为强大的作用。正如列宁、希法亭和卢森堡等人在20世纪初所认为的那样,信贷体系和金融资本已经成为掠夺、诈骗和盗窃的重要手段。1973年之后所形成的强大的金融化浪潮已经完全展现出了其投机性和掠夺性的特征。股票促销、庞氏骗局(ponzi scheme)、由通货膨胀而导致的整体资产的破坏、由合并和兼并所带来的资产剥离、债务责任水平的提高,使得大众甚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都陷入用劳役偿还债务的境地,以及公司诈骗、利用信贷和股票而进行资产剥夺(通过股市崩盘和公司倒闭来劫掠养老基金并使其彻底毁灭)--所有这些就是当前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安然公司的倒闭就剥夺了很多员工的生计和养老金领取的权利。但是首先,我们必须好好看一下最近以来对冲基金以及其他重要的金融资本机构作为剥夺性积累的利刃所实施的投机性劫掠。 剥夺性积累的全部新的机制已经开启。在世贸组织谈判中强调知识产权(即所谓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表明,遗传物质、物种血浆(seed plasmas),以及其他形形色色产品的专利权和许可权现在可以被用来对付大众,而那些大众本来在研发这些物质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为了少数大医药公司的利益,生物剽窃呈猖獗之势,掠夺世界遗传资源库也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全球环境资源(如土地、空气、水)的损耗正在升级,单一的资本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模式使土地的退化也越来越严重,这一切都是各种形式的自然资源被大规模商品化的结果。文化形态、历史和智力创新领域的商品化也需要大规模的剥夺(在这方面音乐产业可谓臭名昭著,其占用和剥夺了草根文化和创造力)。对迄今公共资产(比如大学)的公司化和私有化,更不用说横扫整个世界的私有化浪潮(水以及所有种类的公用事业),显示了新一波的"圈地运动"。就像过去一样,国家经常运用手中的权力来强行推行上述过程,即便违背民意也在所不惜。用以保护劳动和防止环境退化的监管框架的倒退,必然导致权利的丧失。通过多年艰苦的阶级斗争而赢得的共有财产权(政府养老金、福利和国家医疗保健等权利)又回到了私人的手中,这也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名义下所推行的其中一项最为恶劣的剥夺政策。 资本主义已将弱肉强食和掠夺与欺诈行为变成其固有的属性。但是正如卢森堡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在暴力和权力争夺纠缠在一起的情况下,通常很难为经济活动确立严厉的法规"。剥夺性积累可以在各种情况下发生,其实现的方式具有随意性和偶然性。 那么,剥夺性积累是如何帮助解决过度积累问题的呢?在此重复一下,过度积累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即过剩的资本(或许还伴随着过剩的劳动)被搁置起来,没有可以看得到的赢利性出路。然而,在此起关键作用的是资本盈余。剥夺性积累所做的是以极低的价格(在某些时候甚至完全免费)释放一系列资产(其中包括劳动力)。过度积累的资本能够抓住这些资产,并迅速利用这些资产进行赢利活动。就像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描述那样,这需要占用土地(也就是圈占土地)和驱逐常住民,以此制造出没有土地的无产阶级,然后再将土地投入到资本积累的私有化洪流。最近几年以来,私有化(比如英国在社会住房、电信、运输、水利等方面的私有化)为过度积累的资本打开了广阔的赢利空间。苏联的瓦解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将迄今为止无法利用的资产大规模地释放到资本积累的洪流中。在过去的30年里,如果这些新的积累区域没有开放的话,谁能预见过度积累的资本将何去何从?换句话说,如果资本主义自1973年以来一直处于长期的过度积累的困难之中,那么将所有一切都进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计划对于解决这一问题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解决方法。另外一种方法是将廉价的原材料(比如石油)释放到上述体系之中。报业大王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曾指出,解决我们当前经济困难的方法是将每桶油价控制在20美元,而不是30美元或更高的价格。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所有默多克的报纸都如此热心地支持对伊战争了。D柯克帕特里克:《默多克先生的战争》,载《纽约时报》2003年4月7日(DKirkpatrick, 'Mr Murdochs War', New York Times, 7 Apr 2003),第 C1版。 然而,通过对现有资本资产和劳动力进行贬值也可以达到相同的目标。人们可以以极低的价格购买贬值后的资本资产,然后利用过度积累的资本再次将其投入赢利性的资本循环之中。但是这需要此前进行一波贬值,亦即出现某种形式的危机。为了使这一体系合理化,危机可能会在精心安排、操纵和控制之下进行。这通常就是国家实施的经济紧缩方案(利用利率和信贷制度等重要杠杆)所通常包含的内容。有限危机可以通过外力被强加于资本主义活动的某个部分或某个区域,甚至整个资本主义领域。这就是由超级大国(比如美国)所支持的国际金融体系(处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之下)如此强势的原因。由此而带来的结果是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周期性地创造一些贬值的(在某些时候是被低估了价值的)资产,然后利用在其他地方缺乏盈利机会的资本盈余对这些资产进行赢利性使用。韦德(Wade)和维内罗索(Veneroso)在分析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抓住了这一问题的本质。金融危机通常会导致所有权和权力转移到那些能够保证自己的资产完整无缺和有权制造信贷的人手中,从这方面来说亚洲金融危机也不例外……毫无疑问,西方和日本的公司是最大的赢家……大规模的货币贬值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推进的金融自由化和所推动的经济复苏相结合,甚至可能促成了世界各地在过去50年以来和平时期国内财富向国外所有者最大规模的转移,与之相比,拉丁美洲的资产在20世纪80年代从国内转向美国所有者的手中,或墨西哥在1994年之后步拉丁美洲的后尘也就显得相形见绌了。这让我们想起了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在大萧条期间,资产重新回到了它们合法的拥有者手中。"R韦德、F维内罗索:《亚洲危机:高债务模式与华尔街-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复合体》,载《新左翼评论》(RWade and FVeneroso, 'The Asian Crisis: The High Debt Model versus the Wall StreetTreasuryIMF Complex', New Left Review), 228 (1998), 第3~23页。区域性危机和高度本地化的货币贬值成为资本主义为了生存下去而不断创造其自身的"他者"的一种初级手段。1997~1998年东亚和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R韦德、F维内罗索:《亚洲危机:高债务模式与华尔街-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复合体》,载《新左翼评论》, 228 (1998), 第3~23页。其他关于这一危机的描述,请参见J享德森《不平衡危机:东亚经济风暴中的制度基础》,载《经济和社会》,28/3,1997,第327~368页;C约翰逊:《反冲:美帝国的代价与后果》,2000,第9章。类似的例子还有将人们驱逐出工作岗位,以此制造出产业后备军。有价值的资产被抛出循环过程从而被迫贬值。它们被闲置起来,陷入休眠状态,直到剩余资本抓住它们,在资本积累中获得新生。然而,由此而带来的危险在于这种危机可能会失去控制,从而变成全面的危机,抑或"他者化"将激起对创造"他者"这一体系的反抗。国家干预和国际机构的其中一项主要职能是,以自己的方式精心安排贬值,既确保剥夺性积累,又不会引起普遍的崩溃。这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推行的结构调整方案的本质所在。对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美国而言,这意味着精心安排这些进程以有利于它们特殊的利益,而与此同时却声称它们正在担当伟大的领导者,正在组织"解救"(如1994年的墨西哥)以保证全球资本积累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然而正如任何投机性赌博一样,它也存在着失败的危险:在俄罗斯已经失去一切,只好简单宣告破产之后,在韩国经济(在经历了几个月艰难的谈判之后)似乎即将崩溃,并有可能在全球产生连锁反应的时候,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8年12月突然而真切地感到了恐慌,这也由此说明这种积累方式无异于在悬崖边上跳舞。彼得·高恩在《华盛顿的全球赌博》一书中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在这种谈判活动中,尽管压制和服从之间的斗争不尽相同,但现在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霸权是如何利用金融机制而得以建立的。这些金融机制一方面维护了霸权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则是引导附属国走向假设中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道路。因此,连接剥夺性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之间的纽带是由金融资本和信贷机构所提供的,而这一切则依然是由国家权力所支持的。
新帝国主义——剥夺性积累
书名: 新帝国主义
作者: [英] 大卫·哈维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 2009-1
页数: 182
定价: 25.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
ISBN: 9787509705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