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建立了某种法律、私有财产、契约和货币安全的制度框架之后,资本积累才能通过以价格垄断为基础的市场交换而繁荣起来。一个拥有警察权的强大政府或一个建立在暴力手段之上的垄断者能够保证上述制度框架的运转,并为其提供明确的宪法性安排。因此,国家形成与资产阶级宪政在资本主义长期的历史地理学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 当然,资本家并非绝对需要这一框架来维持生存,但如果没有这一框架,他们肯定会面临更大的危险。在有可能不认可和不接受他们的商业法则和商业模式的环境中,他们不得不自己保护自己。批发商和经销商可以通过建立自己的荣誉规则或行为准则而得以生存下来(就像现在在中东很多地区的街头货币交易一样)。他们在相互之间建立了信任网络(有时依靠的是家庭关系--就像罗特希尔德家族在19世纪所做的那样--以及亲属关系),并在支持或反对国家权力的基础上,用他们自己的暴力工具(就像商业资本家经常所做的那样)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和商业活动,使其免受敌对力量或国家权力的威胁。如果国家权力不利于(就像在很多前共产主义国家中所发生的那样)或不关心他们的活动,他们可能就会去反对国家的法律。相关的例子可参考张鹂《城市的外来者:中国流动人口中的空间、权力和网络的重置》(LZhang, Strangers in the City: Reconfigurations of Space, Power and Social Networks within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这种无视法律的现象可能会以不正当的方式出现,如黑手党、贩毒集团以及其他类似的组织,甚至在一些强烈支持资本主义的国家内部也不例外。在其他一些事例中,资本家可能会为自己获取一些受到保护的飞地。欧洲中世纪的城镇特许状为资产阶级的公民权在封建关系的夹缝中营造了一个孤岛。东印度公司或哈德逊湾公司贸易站,以及中国现在为吸引外资而建立的经济特区,则是另外一些例子。资本积累的分子化过程可以,而且也确实利用亲属关系、散居族裔、宗教和种族纽带,以及语言习惯等各种各样的手段,编织了错综复杂的资本主义活动的空间网络,从而创造了它们自己的、独立于国家权力框架之外的操纵空间的网络和框架。 然而,对于资本主义活动而言,资产阶级国家仍然是其首选,因为在资产阶级国家中,市场制度和契约法则(其中包括劳动力方面)能够得到法律上的保证,监管框架能够遏制阶级冲突和调节不同资本集团(如商人、金融家、制造业主、农民和食利者)之间的利益诉求。此外,为了有利于资本主义活动,资产阶级国家还会建立保证货币供应安全、促进对外贸易和插手外部事务的政策。 当然,并非所有国家都能通过合适的方式运转,而且即使它们能够如此运转,也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并以此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所以,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如何建立的,是由谁建立的,以及这个国家过去和现在是否能够或是否准备去支持或反对资本积累的过程。就像我们将在第四章中所看到的那样,国家在资本的最初或原始累积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不但利用手中的权力迫使人们接受资本主义制度安排,而且将其获取的资产私有化,并使之成为资本积累最初的基础(如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剥夺教会财产,或英国政府实行的圈地运动就是明证)。除此之外,国家还在其他方面发挥着各种各样的重要作用(比如税收)。国家形成和国家政策的差异也往往非常重要。英国政府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与法国政府完全不同,这是因为在英国,商业资本主义要远远强大于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而在法国,则是农业资本主义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两个国家甚至在对它们的立场进行解释和辩护的时候,也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经济理论。英国推崇的是托马斯·孟(Thomas Munn)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该书的主题是通过贸易积累金条)一书中所宣扬的重商主义,而法国则支持重农主义思想,认为所有财富(价值)均来源于土地,贸易和工业在财富的创造中只是一种寄生的形式,只能居于次要的地位。国家权力敌视私人财产的积累可能会抑制这个国家的发展。社会民主主义国家通常会限制过度剥削劳动力的行为,并将自己置于劳动阶级的利益之上。但这种国家并没有废止资本的存在,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们有可能会成为资本积累的积极推行者。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型国家(如新加坡和韩国)则是直接采取行动(通常是抑制劳动力的工资和消费)来影响资本积累的动态发展。但在那时,这种国家干涉主义早已存在。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和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之所以能够崛起为资本积累的重要国家,国家权力的强有力的支持--如果不是强制性支持的话--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而法国统制经济(dirigiste)的传统(20世纪60年代的戴高乐主义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使其资本积累具有了明确的特性,正是这种特性将其与英国区分开来(每个人在坐火车旅行的时候都能感觉到这一点)。而且毫无疑问,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动态发展中,当人们奋起反抗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一些更具普遍性的外交关系的时候,国家长期以来就是,并且将一直会是最基本的载体。 国家并非是唯一重要的领土行为体。国家联合体(既可能是像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那样非正式地网络在一起的地区性权力集团,也可能是像欧盟那样比较正式地联合起来的地区性权力集团)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而次国家行为体,如地区政府(美国各州)和大都市区(巴塞罗那加上加泰罗尼亚,或西雅图湾地区)的数量则可能要更多一些。政治权力、领土治理和行政管理在各种不同的地理范围内被建立起来后,随之构建了一套以等级秩序为基础的政治环境,这也正是资本积累的分子化过程得以产生的环境。 但是将资本主义的演变仅仅描述为国家权力在国家间体系(该体系的主要特点是对位置和霸权的竞争性争夺,大多数世界体系理论都持有这种观点)中的表现是非常有限的。这种观点,如同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演变描述为似乎完全不受权力的领土逻辑的影响一样,都是错误的。但是阿瑞吉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相对固定和独具特色的权力的领土逻辑,是如何与资本积累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流动性实现一致的呢?乔万里·阿瑞吉、西尔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1999,第48~49页。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首先明确资本积累的分子化过程是如何在空间和时间中实际运作的。为了方便起见,我将假设早就存在一套由国家权力保证和推动的适当而又稳定的制度安排。
新帝国主义——国家权力与资本积累
书名: 新帝国主义
作者: [英] 大卫·哈维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 2009-1
页数: 182
定价: 25.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
ISBN: 9787509705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