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描述了保守派从一种深刻的张力中遭受的痛苦。保守派分裂为两翼,一翼是主张自由市场、反政府的自由放任主义者,一翼是更醉心于保卫那些1960年代备受攻击的价值(而不是市场经济)的传统主义者。自由派也是困难重重。自由派的核心纲领—医保、社保、扶贫和平等权—广受欢迎。但自由派不愿以大多数美国人信奉的价值的名义赋予他们的努力以正当性,这些价值包括:工作、家庭稳定、对犯罪行为的严厉惩罚,以及尊重老式的地方和邻里关系。 双方都陷入艰难的论战,政治也表现为一系列的战争。保守派可能无法围绕某一个纲领团结起来,但他们可以在打退自由主义这一点上达成一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利用美国社会中围绕种族、性别平等以及文化变迁(用托马斯·埃德萨尔和玛丽·埃德萨尔更为平实的话说就是“种族、权利和税”)而产生的紧张关系,分裂自由派阵营,将怀疑自由主义核心价值的工人阶级选民分群,拉到自己一边。 自由派则否认一个道德的社会取决于道德的个人,反对福利国家旨在加强特定价值(比如工作和家庭稳定)的改革。自由派这样做正中保守派的下怀。将我们的问题归罪于“意识形态”的失败似乎是避免追究个人责任的方便法门。但实际上,让意识形态为我们的麻烦负责,就是让那些靠意识形态过活、制造这些意识形态的人负责。这也是糟糕地表述、解释、运用的观念会将我们引上歧途的另外一种表达方法。在1990年代早期,我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受到政治中一种错误的两极化的压迫,在这种错误的两极化中,当整个国家试图前行的时候,自由派和保守派却兀自在同样的事情上争个不休。 这种错误的两极化的根源,是1960年代爆发的文化内战。就如同美国内战在结束之后依然主宰了美国政治生活几十年,1960年代的文化内战的紧张和矛盾,在1991 年还塑造着我们的政治—而且令人惊讶的是,今天仍然如此。我们仍然陷在1960 年代不能自拔。 1991 年,整个国家面临着三个文化战争遗留下来的主要问题:民权以及黑人完全融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价值革命,包括女权主义以及对育儿和性的已经改变的态度;关于越战的意义的持续辩论。最后一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争论在那个东南亚国家打仗对不对,它争论的是美国人如何看待他们的国家,如何看待美国的领袖,如何看待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同时还在争的是谁承担了那场战争的负担,他们的承担是否公平。2004 年,这个问题依然存在,不管争的是约翰·克里在越战中的服役,还是乔治·W.布什在国民警卫队中的服役。 为什么保守派想要让文化内战继续,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进入21世纪后还要继续打这场战争,这不难理解—正是1960 年代的文化战争( Kulturkampf)使得保守派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变得如此强大。保守派曾利用文化和社会议题—种族、家庭、“放纵”、犯罪—分裂了曾经支持新政的选民,摧毁了曾经占主导地位的新政联盟。文化议题,尤其是种族,让控制了共和党的保守派赢得了国家中曾经最忠实于民主党的群体—南方白人,并使得数百万产业工人和其他中等收入的白人离开了民主党。 在1968 年到1988 年间,除了一届之外,赢得了所有总统选举胜利的新保守主义联盟内部并不稳定。它将高收入人群(其主要兴趣是小政府和低税收)和中下收入群体(文化上保守但仍然支持大多数新政政策和诸多“伟大社会”政策)联合在一起。保守主义联盟低收入一翼在总统选举中倾向于投票给共和党,以表达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在国会选举中(直到1994 年)投票给民主党,以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 保守派政治家历来对结束文化内战感到不放心,他们担心这样做,会在总统竞选中把他们在低收入人群中新找到的支持者推回到民主党那边去。2004年同性婚姻议题的兴起,以及布什总统支持禁止同性恋的宪法修正案,为这场斗争打开了新的一章。也难怪比尔·克林顿在1992 年,参议员约翰·爱德华兹在2004年都明确要求他们的党重启价值问题的辩论。他们的目的是强调,中等收入、在文化上持传统观点的美国人,没有受到那些照顾富人的利益胜过中产阶级和穷人的利益的政策的好好对待。但是,克林顿和爱德华兹同时想证明,传统价值如果想得到正确理解的话,不光要尊重家庭生活,而且要考虑家庭生活的经济需要;不光要强调个人责任,还要尊重社区。 自由派广泛的政治利益从来都是落脚在结束文化内战上。但是许多自由派的利益所向,却是希望文化内战继续。1960年代的政治将自由主义联盟中的权力平衡,从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选民(主要关心经济问题),转移到中产阶级上层的改革者(主要兴趣在文化议题和对外政策)。渐渐地,自由主义不再由支持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所定义,而是由对文化变迁的开放态度以及反对美国干涉他国来定义。文化议题的兴起,使得中产阶级上层改革者成为美国自由主义的最强音。这些改革者对继续打文化内战也有持续的兴趣,不比保守主义少。 的确,1960 年代的政治事件最令人吃惊的一点,就是让美国的两个主导意识形态和两党,都成为中产阶级上层利益的传声筒。不管是戈德华特竞选,还是和乔治· 麦戈文的候选人资格有染的反战势力,都是受某种道德(在其批评者看来是道德主义)愿景影响的中产阶级上层的运动。这些选民主要关心的问题与那些不及他们富裕的选民不同,后者主要关心对于他们意义重大的政治议题—特别是国民经济的表现,经济利益的分配,最基本的政府机构如学校、道路、刑事司法体系的效能。当中产阶级上层改革者不论左右,争论道德、反共、帝国主义、抽象权利的时候,数百万选民被排除在外,纳闷为什么国家的政治讨论与他们关心的东西离得如此遥远。 保守派和自由派仍然生活在1960年代,他们扭曲了自己的教义,拒绝面对自己信条中的矛盾之处。两派常常诉诸个人“权利”,批评对方回避那些包含个人和集体责任的问题。两派都宣称自己有社群主义的视野,但是一旦社群的需要与他们所珍视的教条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就立刻退后,远远地离开社群。 保守派宣称他们才是真社群主义者,因为他们支持“家庭、工作和邻里”的价值。和自由派不一样,保守派愿意肯定“社群的规范”应该在性、色情和儿童教育这样的事务中取胜。尽管如此,当传统社区的需要与自由市场发生冲突的时候,典型的保守派并不情愿捍卫传统社区的利益。如果关闭一家工厂,使得某个特定社区数千人失去工作,保守派通常会以效率的名义支持这种对“家庭、工作和邻里”的打击。许多保守派对现代社会事物的悲叹—短期满足胜过长期承诺,喜好物质胜过喜好价值,自私自利躲避责任—正是保守派觉得有必要去保卫的经济制度运作的部分结果。对于保守派来说,忽略这些困境,将“放纵”怪罪在“大政府”和“自由派”身上,是更容易做的事情。 是自由派将这变得更容易。自由派吹嘘他们才是社群的真正捍卫者,喋喋不休地说我们要分担彼此的负担。然而,当话题从经济议题转到文化或个人道德的时候,自由派就会落入奇怪的沉默。自由派对社会宽容的可敬的虔诚,使得他们中的许多人一谈到德性就非常不自在。自由派捍卫福利国家,但一旦被问到福利国家应该推进什么样的道德价值时,他们就浑身不自在—就好像几百万的联邦资金能够以一种“价值无涉”的方式花掉一样。自由派捍卫贫穷儿童的利益(贫穷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但是当保守派说,社会有权对这些贫穷儿童的父母的行为予以关注的时候,许多自由派指控保守派“怪罪受害者”。当保守派说,改变青少年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可以减少少女怀孕时,许多自由派指控保守派“假正经”、“脱离现实”,然后 就结束了对话。 《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坚持认为一个新的政治中心即将呱呱坠地。本书所设想的政治中心将同时反映公众的“自由主义本能”和“保守主义价值”。它将采取温和的文化态度,宽容面广,但对大众在工作、信仰、家庭方面的传统倾向保持尊重。政治哲学家、克林顿前白宫助理威廉·高尔斯顿明确地阐释了美国共识—他说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宽容的传统主义者”。社会学家阿兰·沃尔夫1998年出版了研究中产阶级社会和政治态度的精彩著作《毕竟是一个国家》( One Nation, After All),他在其中广泛地证实了这一观点。大卫·布鲁克斯对“布尔乔亚波西米亚”,或他称之为“布波族”(Bobos)的讨论,指出了美国人试图将1960 年代和1980 年代的价值 混合在他们个人生活中的方式。 但是,这里描述的新政治中心,对政府能够缓解穷人的苦难,减少经济不正义和机会不平等,扩大教育、住房、健保、育儿的途径等方面,持进步主义观点。
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二】
书名: 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
作者: [美] 小尤金·约瑟夫·迪昂
出版社: 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原作名: Why Americans Hate Politics
译者: 赵晓力
出版年: 2011-4
页数: 408
定价: 45.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208096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