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8年的总统竞选中,威利·霍顿几乎与乔治·布什,或迈克尔·杜卡基
斯一样家喻户晓。霍顿被控在马里兰州强奸、杀害了一名妇女,当时他刚从马萨诸塞州一所服刑的监狱中出来休假。霍顿是黑人,那名妇女是白人。威利·霍顿成了布什竞选工作的中心人物,他被用来证明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对犯罪的软弱和无能,以削弱民众对他的信任。愤怒的民主党人说,威利·霍顿事件的真实目的是为共和党煽动白人族群主义制造口实。
杜卡基斯的竞选经理苏珊· 艾斯瑞奇在竞选之后说:“(该事件)有着强大的象征意义。在这个国家,你不可能找到一个比黑人男性强奸白人女性更强的种族仇恨的隐喻,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威利·霍顿事件就是如此。”布什竞选班子的领导人物坚称:问题不在于霍顿的种族,而在于杜卡基斯的监狱休假制度。布什的竞选干事李·阿特沃特谈到监狱休假制度时说:“这是在挑战人们的常识。为什么要让这样一个根本不可能假释的家伙,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周末还可以出来逍遥?”
在哈佛大学召开的关于1988年总统竞选的一次会议上,阿特沃特与艾斯瑞奇之间有如上交锋。交锋体现了三十多年来围绕种族问题的政治辩论与政治姿态。一方是民主党和自由派,他们认为共和党利用种族分裂以达到其自身的利益已有二十五年之久。另一方是共和党和保守派,他们声称他们谈论法律与秩序、校车接送与配额,都是就事论事,而与种族问题无关。
双方都是对的。共和党人看得很清楚,白人以种族政治语言表达的许多抱怨一直是合理的。最明显的例子是1960年代犯罪率激增,特别是大城市。因为很多白人将上升的犯罪率与下层黑人联系起来,导致自由派对犯罪问题很不自在,并将词语“法律与秩序”视为种族主义的代码。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由派逐渐认识到,所有种族的守法公民都期望他们的政治家谈论甚或采取一些措施,应对犯罪率的激增,这都是正当的。自由派一直视保护被告的权利具有崇高的价值。他们的许多成员一如既往地反对死刑。然而,随着犯罪率的激增,公众对如何对待被告的担心越来越少,对犯罪受害者的担心越来越多。死刑成了公众对刑事司法体系运作绝望的一种流行符号。在似乎没有什么能根治暴力犯罪高发的情况下,死刑有着看似断然的优点。因而,许多选民将犯罪问题作为他们离开自由主义的理由,这准确地说出了他们的意思。犯罪并不仅仅是种族的代码。
然而,自由派也是对的,种族政治自产生以来就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股推动力量。从1968 年开始,它对共和党和保守派复兴具有重要意义。美国政治中一个朴素的、不容否认的真理是,不论是南部,还是北部大城市的白人聚居区,共和党都因为其反对民主党支持民权的立场而从中大捞好处。种族问题也以另外一种间接的方式帮助了共和党和保守派,种族问题给他们提供了另外一个途径,让他们可以把自由派描绘成对普通(白人)美国民众所关心的事物无动于衷的“精英”。事实上,种族政治可以让共和党从其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经济哲学所捍卫的阶级不平等中获取好处:在种族变迁中首当其冲的白人都不是富人。在城市中,他们住得更靠近黑人居住区,而不是富裕白人居住区。在职业结构上,他们处于阶梯的底层,最可能与黑人直接竞争。共和党和保守派从穷困白人对有钱的自由派的愤怒中渔利,这些有钱的自由派宣扬种族宽容,自己却不愿意付出一丁点代价。在1969年选举中败给纽约市长约翰·V. 林赛的右翼民主党人马里奥· 普罗卡奇诺,发明了术语“大轿车自由派”,成为保守主义最精彩的一笔。术语“新阶级”指的是遥远的学术圈的那帮人,但每个人都知道谁是“大轿车自由派”。
种族政治只是共和党以“传统价值”的名义向自由主义发动的更广泛的攻击的一部分。迈克尔·杜卡基斯对共和党利用“国旗与监狱休假”竞选不屑一顾。但是,“国旗与监狱休假”精确地道出了1968年以来许多美国人对自由主义的怀疑。在许多传统支持者眼中,自由派民主党似乎反对这些领域的个人自律:家庭与严格执法,社区价值与爱国主义。而这些是普通公民认为团结一个社会必不可少的东西,对其重要性的看法,普通公民并不亚于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这些人在尼克松时代被贴上“中间美国人”的标签。他们生活在现代世界,却深深怀疑现代性。正如一个研究“中间美国”的敏锐的学者乔纳森·里德所说:“围绕爱国主义的斗争,代表着传统道德与现代解放之间的大规模的文化斗争。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1960年代的文化变迁让自由派加入了“现代解放”的同盟—尽管他们常常是不太情愿的新丁。“现代解放”通常和家境不错、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联系在一起。这助长了一种在六七十年代对自由派造成最大伤害的观念,就是:自由主义不再代表社会上辛勤工作的社会下层的价值与渴望。迈克尔·杜卡基斯的助手们本能地感到了这样的问题,便通过“他在你这一边”的口号来反对自由派脱离群众的观念。这个口号似乎是民主党思想的专利。反复宣称自由主义关怀普通民众曾是富兰克林·罗斯福领导下的民主党赢得胜利的关键。新政的口号是:“假如你想要像共和党人一样生活,那么就投民主党的票。”到1970 年代为止,自由主义被视为一系列抽象的、甚至是异国风情的承诺,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上层成员才对其有感觉。这种转变助长了“保守主义的民粹主义”,并在数十年间,给共和党以最好的机会,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争取穷人的选票。对于民主党而言,最寒心的统计数据来自1988年的选举:哪怕只计算那些年收入少于50 000美元的选民的选票,乔治·布什也一样会赢。最终,那个出身于名门世家,在菲利普斯·安杜佛学院和耶鲁大学受教育、由百万富翁转变来的民粹主义者,比移民的儿子迈克尔· 杜卡基斯,更成功地说服了中产阶级他是站在他们一边的。
对于美国政治的这场变革,民主党和自由派都有责任。首先,他们未能理解,实现种族正义让他们的贫困白人中的传统支持者承受了过多负担。约瑟夫·达菲,一个自由派民主党人,在解释自己1970年康涅狄格州美国参议员选举失利时,要比绝大多数自由派更清晰地认识到阶级与种族之间的勾连。他说:“到目前为止的十年里,看绝大多数自由派和改革者的所作所为,似乎美国仅仅有两个主要问题:种族与贫穷。我们的许多政策在制定的时候,似乎美国只有两个主要群体—富人与依赖福利的穷人。但是,大多数美国家庭处在富裕与赤贫之间。”达菲说,自由派在种族与贫穷问题上失败了。因为,他们的“政策与推行政策的方法进一步导致了人们的分裂,假如美国有一个支持变革的多数选民群体的话,这些人本来应该是站在一起的”。
自由主义的失败在于没能同情地对待白人工人阶级合理的憎恨,但这一失败不应当用来抹杀民权运动取得的主要成就。民权运动不仅仅是一系列法律和立法胜利,尽管这些也很重要。民权运动是一场文化大革命。具体而言,一个实质性的黑人中产阶级,是民权运动成功的纪念碑,即便下层阶级人数的增长也说明了它的局限性。人们如何去谈、去写、去思考种族问题,这里的巨大变化才是惊心动魄的。若不回想一下就在离我们很近的历史中,种族主义是多么富有渗透力、多么普遍,在政治上多么流行,那么就很难铭记那场变革是多么翻天覆地!现今,没有一个美国参议员会像密西西比的西奥多·G. 比尔博那样,在1940 年代后期写一本叫《隔离还是混居:作出你的选择》的书;现今,没有一位总统能够像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那样相信他这种观点—1957年在一次总统新闻发布会上,他对南方白人的恐惧不乏同情,他说南方白人“看到了一幅种族混居的图景”。没有1960年代自由派的改革,近年来两个最振奋人心的政治进步将不太可能:一是L.道格拉斯· 威尔德在弗吉尼亚州取得的胜利,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选为州长的黑人;二是戴维·丁金斯当选为纽约第一任黑人市长。并非自由主义在种族问题上的所有失败都是自身造成的。由于南方强烈抵制废除种族隔离,自由派民主党因为民权原因遭受了一些选举的失利是不可避免的,林登·约翰逊对这一点看得相当清楚。他在签署1964年《民权法案》几小时之后,就告诉他的新闻秘书比尔· 莫耶斯:“我想我们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南方交给共和党。”
但是,自由派根本上误解了民权革命给白人劳动者和中下阶层所造成的困境,使得原本就艰难的政治局面更加恶化。因为这个原因,自由派也要为白人对黑人的敌意上升承担责任,差不多要与在政治上从中渔利的保守派承担同样多的责任。
雄辩地描述那场斗争的任务,约翰·霍普·富兰克林、泰勒·布兰奇、戴维·加罗还有许多其他一些作家已经很漂亮地完成了。既然我所写的不是关于自由主义的成功,而是它的失败,那么下面我将集中于六七十年代自由主义采取的一些错误的转向。我的目标是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自由主义一个最为显赫的成就,即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何以以一种报复的方式发动了对自由主义事业的攻击?
威利·霍顿的警局备案照片
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一】
书名: 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
作者: [美] 小尤金·约瑟夫·迪昂
出版社: 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原作名: Why Americans Hate Politics
译者: 赵晓力
出版年: 2011-4
页数: 408
定价: 45.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208096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