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和反文化运动为罗纳德·里根的上台铺平了道路。这不仅因为他们的存在产生了对“放纵”的强烈反弹,也因为他们身上体现了一些后来为右派所代表的观点。1971 年,克罗斯比、斯蒂尔斯、纳什和杨* 在一首反对已故的理查德·J. 戴利市长的歌中宣称:“规章制度,谁需要它们?”这些靠不住的里根革命的预言家们如是说。新左派将“企业自由主义”树为自己的敌人并将其击溃。但日后的结果并非完全是新左派预料到或是希望的。
对1960年代的讨论常常陷入乡愁和困惑之中。这种困惑是普遍的,因为“1960年代”对于如此众多的人而言意味着太多东西。太多的观念被随意地堆积在“新左派”这个标题之下,而且新左派也常常与反文化运动相混淆。事实上,用新左派自己的话来说,存在着“一个、两个、许多个”新左派,正像反文化运动包含了为数众多的分支那样。
这个时代也经常被拙劣地模仿,部分是因为不同的政治倾向在1960 年代中都发现了可资利用的东西。左派常常通过对当时那种英勇、大度的精神与日后生根的所谓“自私文化”的对比,来寻求有利的地位。右派则把1960 年代描述成一个无序、堕落、文化崩塌的年代,将其同随后来临的工作和“企业家精神”的健康时代相对比。这两种拙劣的模仿,都揭示了左右两派告诉我们的美国政治的现状。
在英雄主义的叙事中,年轻激进派被描绘为相信自由主义信条的人,他们认为现代美国的种种不公,尤其是种族歧视,实在让人无法忍受。他们生活富足—不像他们的父母那样要承受经济上的压力,可以更深入地思考生活,这些年轻的反叛者们进而试图甩掉与一夫一妻、性别角色及偏见关联的个人限制。由于没有受到反应性反共主义的约束,他们发现了一些别人拒绝正视的东西:美国在全球的强权既可以轻易地被用来造福,也可以轻易地被用来作恶,事实往往也是这样。受到弥漫于惠特曼的诗歌和爱默生思想中的民主精神的激发,这些年轻的左派们开始追求一种更为完美的民主模式—“参与式民主”,一种“个人可以掌控那些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的民主。
在不那么英雄主义的叙事中,这些年轻的反叛者们被描绘成被宠坏的孩子,斯波克医生*育儿理论的可悲产物。这些永不安分的灵魂拒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必要约束。他们摒弃那些创造了繁荣的规则,而恰恰是这一繁荣让他们得以享受生活中诸多美好的事物。他们把所有这些美好的事物都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将这些规则抛诸脑后,创造了一场反文化运动,而这一运动对于如何育儿漠不关心。他们对毒品文化在社会中产生的危害视而不见。他们完全不知道一个没有大家都同意的道德准则的世界将会是多么危险。诚如批评者所言,新左派抛掉了反应性反共主义,但他们却拥抱了一种或许可称为反应性亲共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倾向于支持任何将美国视为对
手的政体,不管它有多么独裁。最后,与他们的长辈相比,这帮新左派和反文化运动者们在美国式的物质诱惑面前更是不能自持。再没有什么能比这样一幅情景让新左派的批评者们感到高兴的了:突然发现一位十足的好斗分子此刻正在公司的律所或者投行里拼命工作。
这两种观点都说出了一些真相,但都忽略了对方的真相,也都没能抓住1960 年代令人痛楚的复杂性。要想理解这个年代,必须作出如下的重要的区分:新左派与反文化运动的区分;新左派的积极努力与其对自由主义的批评的区分;这场运动的起源与它的结果的区分。
在所有的这些区分中,最重要的就是新左派和反文化运动的区分。
新左派最初是一场有意识的政治运动。它的着眼点并不是文化。它最开始的斗争包括抗议核弹和核试验,反对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示威活动,以及伯克利校园里的言论自由运动。在《如果我有把锤子》[3]一书中,新左派学者莫里斯·艾泽曼证明,滋养新左派的很多思潮都根植于老左派们在1950年代对于新方向的探索。如此看来,新左派不过是对老左派做了一些拓展而已,这让卡尔·奥格尔斯比,这项运动的早期领袖之一,提出了一个恰当的问题:“新左派为什么不是当前的左派呢?”他问道,“它新在哪里呢?”
……
1960年代著名新左派组织SDS的宣传手册
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一】
书名: 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
作者: [美] 小尤金·约瑟夫·迪昂
出版社: 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原作名: Why Americans Hate Politics
译者: 赵晓力
出版年: 2011-4
页数: 408
定价: 45.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208096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