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0年代反文化运动所取得的所有成就中,没有哪个像成功转变公众对女性的角色、性、家庭等问题的态度这样持久。这种变化每天以多种方式体现出来:电视节目的内容;女性几乎进入所有的工作领域;快餐店的增长以满足那些父母均在外面工作的家庭的需要;人们以轻松的方式谈论性的各个方面;男人和女人交谈时使用的特定词汇,等等。性别歧视这个词在三十年前还没人能够理解,今天,每个人都知道并且使用它。更重要的是,多数人认为存在着“性别歧视”,而且认为这是错的。
因此1980年代的一个政治奥秘就是:这个时代女权主义的和放任主义的价值仍然有强大力量,怎么还能够被视为一个“保守主义的时代”?
一个答案是,放任主义的和女权主义的价值确实已经衰落了,至少有一些证据支持这个观点。1980年代见证了离婚率的微降,出生率锐减之后企平并开始上升,保守主义者指出女权主义者内部的一股自我批评的浪潮,表明女权主义的创立者已然开始重新思考。保守主义者称赞女权主义者对“无过错”离婚法的批评,该法律有利于离婚中的男方,留下他们长期受苦的妻子处于悲惨的经济状况中。保守主义者赞同贝蒂·弗里丹在1981年出版的《第二阶段》中对家庭价值的支持。弗里丹认为第二阶段承认“女性自身需要给予爱和抚育,也需要得到爱和抚育”,它包含“和家庭达成新的协议”,“对生活、对爱说‘是’并且可以选择要小孩”。为寻求更广泛的支持,女权主义运动日益将其需求塑造为所谓的“工作和家庭日程”的一部分。保守主义者已经通过扮演“维护家庭”的角色取得了很大进展,他们一面抱怨女权主义者“偷了”他们最喜欢的词语,一面又把对手感到有必要使用保守主义的语言视为一种胜利。政治语言一般都是向后看的,保守主义者对这一事实感到很欣慰。1988 年,政治科学家约翰· 肯尼斯· 怀特写了一本名为《旧价值的新政治》,认为里根总统不仅已经改变了美国的政治,而且改变了美国文化的晴雨表:黄金时间的电视内容。“从‘反斗小宝贝’( 1980 年代又回归了)到‘考斯比秀’,家庭、工作、邻里、权威成为娱乐节目中重新发现的主题。”
这样一些变化可以归因于生命周期:随着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年岁渐长,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他们发现1960年代的价值不那么吸引人了。但是无论什么原因,态度的转变都是可以衡量的。艾伦·卡尔森,一位在家庭议题上著述甚丰的保守主义者,用一句格言来解释这种变化:“所谓社会保守主义者,就是一个有女儿正在上高中的自由主义者。
坦白地说,对1960年代价值的强烈反冲伤害了自由主义者。但是这种反冲并不像保守主义者想的那样深刻,也没有那么广泛。民调反复显示妇女运动和“女权主义”这个词汇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正面的。里根政府削减积极行动项目并且反对平权修正案,但是它无法说服女性离开工作场所,或者放弃平等工资,或者政府资助的幼儿保育。除了对艾滋病的恐惧,这个国家针对性的态度也没有什么显著变化。如果有的话,艾滋病本身仅仅增强了同性恋群体中政治组织的水平。同性恋群体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开始政治觉醒,并成为社会自由主义的一股强大力量。同性恋者的选票在加利福尼亚州是如此重要,以至于1990年当选的共和党州长皮特·威尔逊,要去反对那些反同性恋的共和党人,认为他们将一些比较富裕的选民赶到了民主党的怀抱里。
不错,电视广告也转向了,乐于使用一夫一妻的恩爱伴侣的形象,这是婴儿潮一代已经安定下来的另外一个标志。但是广告利用性来卖东西依然没有什么收敛,那些认为性已经过时的人也不看MTV。确实,如果从诸如《小于零》(Less Than Zero)的作者,布莱特· 伊斯顿· 艾利斯这样的年轻作家的书来判断,不受约束的性在1980 年代的年轻人身上和在1960 年代一样流行。1980 年代的放任主义不同于1960 年代的放任主义之处在于,新版本不再声称(或假装)与某种政治运动相关。“我并不是真的想去改变人们的想法,”艾利斯说,“因为我觉得作家首先就是要娱乐大众。”
但是文化政治是复杂的,即使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更喜欢自由主义的标准,但是依然有一些实质性的抵抗枢纽,成为保守主义者理想的关键支持者。许多美国人对他们所创造的新社会怀着矛盾的态度。这种矛盾态度同样对抗着自由主义。
罗伊诉韦德案中的女主角诺玛·麦科维,现在转而反对堕胎
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一】
书名: 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
作者: [美] 小尤金·约瑟夫·迪昂
出版社: 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原作名: Why Americans Hate Politics
译者: 赵晓力
出版年: 2011-4
页数: 408
定价: 45.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208096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