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有黏性的。 我至今把乡政府叫作公社,把村委会称作大队,甚至提醒儿子该去上幼儿园了,“育红班”这个词儿有时还会先在脑袋中转个圈儿。这么土的人,固然属于极品。可不可否认的是那个时代的影响之深。 前文写过,如果公社是总部,那么大队是事业部,生产队则是分公司。普通农民,是生产队的员工。我好奇的是,生产队是怎样运转的呢? 北司徒村,共一个大队,九个生产队。其中张北司徒占据三个,即一、二、三队。我家被划入了二队,我爸做过这个队的会计。 爸爸:“队是怎么分的呢?划片儿。街南街北,这么分。到现在也还是这样。” 我:“每个队多少人?” 爸爸:“每个队那时候一百一十来人,村子小。现在说不清,一共八九百口,没以前那么准。” 生产队的概念,如今依旧在。只不过它有些徒有其表,唯一的功能,也只是在分配土地时利于协调。反观当年,它的建制相当完备。核心管理团队如下: 队长,一人。副队长,一人。会计,一人。保管员(负责仓库),一人。出纳(负责现金),一人。把式(正把式赶大车,副把式负责犁地等),正把式一人,副把式四至五人。饲养员(负责骡、马、牛等的照料),二人。 一天的生活,是这样开始的。 晨起,人们吃罢早饭,开始三三两两向所属队的集合点聚拢。这个松散的“上班”行为,有一个金融专业的名字“上市”。看人头攒动,队伍整齐,队长和会计等开始分配工作:你们去种瓜,他们去种豆。 等等,是不是该有个准确的时间点儿?其实没有,生产队里连块表都没有。不过当时人似乎很自觉。究其原因,无外乎领导严格,工资计件,人也本分。 夏天,稍有例外。因为天太热,人也要午休。早晨,可以日出而作。但中午,则有些不可捉摸。几点出发,全在领导者的掌控。一般估计,应该在下午两点钟左右,负责人敲响大钟通知人们上工。 爸爸:“估计三点来钟,差不多都到了。男男女女,好几十口子。再去干活。” 妈妈:“去了先不干活儿。干吗呢,抽烟儿。这叫查头(音,也可能是‘茬头’)烟儿。” 爸爸:“什么叫查头烟儿呢。就是都来了,看看是不是人齐了。齐了之后,咱坐一起商量下,干什么?怎么干?然后才干活儿。” 我妈说完这句话,利索地点着一支烟。她们这一代的北方农村妇女大多是烟民。往前看,小脚老太太,并不会驾驭旱烟袋;往后看,新潮摩登女郎,也不会轻弹纸烟卷。我想这个查头烟儿,可能是主要促成因素之一。 爸爸:“一个好‘把式’,可了不得。那时候种地,讲究多了去了。比如三清。” 我:“什么叫三清?” 爸爸:“什么叫三清呢?就是耪地,三下儿,把庄稼周围弄干净了。” 耪地,用锄。锄的外形,像大号儿的铲子。只不过锄头倒转,朝向使用者。锄地之时,人弓腰塌背,倒退而行。锄头铲起一层薄土,斩了草也除了根。因为要借太阳暴晒提升效果,才会有“锄禾日当午”。 爸爸:“干活儿,人家还讲究步伐(方言念作chɑ)。割麦子的时候有分工。前边儿,是打腰儿的。后边儿这个,你这一步儿,就是割一把。然后几步儿,刚好够一捆。还得负责拾铺儿。你差了不行。” 收麦子,看似简单,实际讲究最多,也是最累人的农活儿。“打腰儿”,即把割下或者拔起的麦子拴成个“腰带”。“拾铺儿”,则是把腰带扎起来。两人配合,属于流水线作业,效率显然提高,但协调也是考验。 妈妈:“那时候还有剪子股儿。什么意思呢,一把头儿朝东,一把头儿朝西。搭起来,不会散。能割的,这一攥就攥到这么多,到这儿。” 我妈的右手,指向了左肩的位置。这种描述,很容易让人脑中响起革命歌曲,“大生产呀么呼嗨……”这也提醒我,对于生产队的工作氛围,我有些先入为主了。 夕阳西下,人们担锄荷犁而归。 爸爸:“晚上老开会。队长,会计,保管员,出纳,把式什么的,坐一块儿,商量一下,看有什么事。” 我:“干吗叫把式参加?” 爸爸:“得指望人家吃饭呢!干活儿主要靠他们。” 把式相当于什么呢?或许可以叫作业务骨干,也可以称为“大腕儿”。记录好工分,讨论待分配的物品,商量一下种地事宜,这是会议的几个主要内容。 我:“你们活儿多吗?” 爸爸:“挺多的,杂事儿多。那时候什么都得分,连点柴禾都得分。还得组织大伙讨论工分儿。” 我:“讨论工分儿?” 爸爸:“对。你比方说,把工分儿定了。全体社员,分成五六个组,对一对是不是同意。分组,还得把当家户族的分开,打散了,别都在一个组啊!” 我惊诧于这种民主方式。公开,可以纠错;评议,可以防伪;家族分割,则可以断私。这既是相互的监督,实则也是对上的约束。讨论工分,实际是确定每个人的计分标准。毕竟年纪有长幼,性别有男女,同样的工作时间,但工作效率的差别需要体现出来。于是,大家分成小组讨论决定。 我:“多大(年龄)可以去干活儿呢?” 爸爸:“你愿意去就去呗。条件儿不好的那个,有十二三(岁)就去的。像那样的,就给计个四分,满分是十分,分好几等。” 我:“地主富农,工分儿和分粮食吃亏吗?” 爸爸:“不吃亏。一辈儿是一辈儿的,按劳分配呢!那时候设计得其实挺好。” 这种分组讨论,还用于选举。 我:“我看规定,队长和会计要一年一选,真选吗?” 爸爸:“选啊,真选。” 我:“有被选下去的吗?” 爸爸:“有。” 我所提到的规定,来自《农业六十条》。它规定了民主办队的原则,其中有一条是这样说的:“生产队的队长、会计和其他管理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或者监察员,都由生产队社员大会选举,任期一年,可以连选连任。” 我:“怎么提名候选人呢?” 爸爸:“没有候选人!随便选。比如说,你们这个组,商量一下,队里谁适合当队长,写下来。最后一汇总,就定了。” 我:“那不选乱了吗?一百口人,谁都可能当队长会计的。” 爸爸:“乱不了。怎么会乱呢?一个生产队,就跟一个大家庭似的。我每回选都是全票,嘿嘿。” 我爸很得意,我还是没太明白这种大民主为什么会运转如常。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个《农业六十条》条款设计考量相当周密。也无怪乎毛泽东将其视作得意之作。 我:“你使劲儿干活儿吗?” 妈妈:“我反正就是拉着锄走,才不弯着腰儿耪地呢。” 我:“哈哈。” 妈妈:“该干的时候也都卖力气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