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一个老邻居,晚年得到了一笔“巨款”。确切说是笔房屋拆迁款。至此我才知道,他曾经是天津人。之所以后来他以一张风刀刻画过的脸告别那里,是因为国家政策的调整。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两年半的时间里,全国精简了职工1 887万人,与此相应,全国城镇人口共计减少了2 600万。经济困难,物资短缺,农村成了蓄水池。这个人,属于其中之一。 周恩来说,下去这么多人,等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史无前例。毛泽东谈起这件事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不是共产党哪个能办得到?” 时至今日,好多朋友仍会说我:“你真农民!” 刚开始,我接不住这句话。该怎么回敬呢?指责对方“你才农民”,我肯定不甘心。因为从乡土来的我,认为这是对几亿人的侮辱;咒骂对方忘恩负义,我又觉得谈不上。毕竟大家都不过是升斗小民,奈何不得大的社会制度。后来,俺一般会笑答:“我确实是农民”。抵挡住“蔑视”,一片笑声中,我往往感觉自己很心虚:我是农民吗? 我的农业学历,相当于小学毕业。此前城乡学生的假期都截然不同:城里的孩子放暑假和寒假;农村的孩子,暑假被拆分成了麦假和秋假,以在农忙时帮助家长分担点儿劳动,或许还能为将来成为标准的“庄稼汉”储备农业知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已经开始在暑假偷瓜掠枣了。农业劳动能力,也最终成了嘴里的口诀,而非手里的活计。 我的礼仪常识,犹如幼儿园的娃娃。婚丧嫁娶,是传统“礼治”社会的核心。它那繁琐的程序,复杂的举止,于我犹如天书。为了弥补这一课,我曾饶有趣味地研究起《朱子家礼》。又是查字典,又是对注释,最终不过落得个不明所以。可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民而言,这却是基本的生活常识。 以上这些,恐怕每个从农村走出的人都有同感。可即便如今仍旧在农村的我们的同龄人,也已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沟通方式,都已经迥然不同。比如最近回乡,我偶然发现人们已经学会使用“傻逼”这个词。这种高级“文明话”,显然是顺着文化优势的瀑布飘落下来的,它填补了当地语言的一个空白。 所以,我把我的父母一辈,称作最后一代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