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竹大概最怕过年，一要殒命，二要挨骂。 写下这几个字时，适逢春节。我在村中，一边享受着清夜扪心的安宁，一边听着微博上来自城市的“炮声”。我的同事，一位大V写道：“这个点儿还放鞭炮的人没孩子，我说的是双关语。” 我喜欢鞭炮，但限于农村。大型的产品，为祭祖而燃。天阔地平的旷野，一声轰鸣，或是一串的爆裂，是无法替代的情感宣泄。炸药的含量，随着人们的钱包在膨胀，可当它可以用斤来计数时又能如何？乾坤之内，那不过是个小叹息。天地之大，人生之短，感受更清晰而已。小型的产品，为祈福或游戏而放。划地而建的院落，几声脆响或是一阵的喧嚣，是静中求动的气氛调解。它不会过大，也不会过晚出现，因为放炮的人要自避其扰。 至于城市里的烟花，我则有些敬而远之。楼下的一个二踢脚蹿到我的窗前，我都想朝下打上几发闪光雷。人口的密集，让建筑不得不向天空中发展。于是，头上三尺不是神明，而是邻居。立体空间，需要新的规则；至于那些在街角路边冲霄而起的烟火，也不过是带来片时片刻的欢愉。城市大了，几点睡的鸟儿都有。声音的干扰，并不会像安全的威胁那样画地为牢，它在肆无忌惮地穿透周边的窗户，入了居民的梦乡。 两相对照，我不认为放鞭炮是什么“陋习”。 它本不丑，也不陋，无非是被放错了地方而已。“农历新年”这几个字，已经告知我们，炮仗也是一个进城的“农民”。鞭炮禁还是放的背后，是乡土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冲突。 其实又何止鞭炮，整个中国人都似乎不适应这个变迁。轻松享受着出境游的新贵国人，归来之时，手拿肩扛着大包小包、大箱小箱，颇有返乡农民的风采。虽然腰缠万贯，但靠着大声喧哗，不守秩序，举止随意等“法宝”，中国人最近还是顺利拿下了全球最不受欢迎游客排名榜的次席。分析之中，最让老外不解的是：为什么那么有钱的人会经常顺走厕所的手纸和餐厅的刀叉？ 最近都在提城镇化。有人就提出，重中之重是“人的城镇化”，或者叫“人的市民化”。一般理解，这个词寓意城市化并非只是人的空间转移，还要有同等福利待遇的给予。我觉得不妨再给它增加一层含义，即所有居住于城市中的人，能够适应新的生活空间和规则。这需要多方的努力，也需要时间的打磨。听到一些对国人素质的悲愤之言时，我总是很友好地安慰对方：“要宽容，要耐心。你看，我都学会排队了，还有啥不可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