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和我爸我妈聊聊,说说那些陈年旧事。 交谈之中,我爸经常笑起来:“现在再说这些,就跟说古一样了!”他没吞字,的确是“古”。可这个“古”其实一点儿都不远,就发生在过去的几十年;我则经常感到惊诧,原来很多事,都与所谓的“常识”相反。 发现了什么呢? 1958年,当地是大丰收,隔年人们却开始挨饿。我爸的肚皮饱受煎熬,但我妈却说她能吃上大米。 生产队,其实很民主。队长和会计,需要面对一年一次的“海选”。可它并没能刹住“吃喝风”。 “文革”中,我爸成了“红卫兵”,对自己的揭发行为,他懊悔不已。可混乱中,经济依旧在发展。 改革开放,我想当然地认为制度之变,是个发动机。我爸妈却坚持技术条件的改善,才是农业进步的根源。 宗教信仰,被看作寻找内心支柱的路径。可在农村,它在受到欢迎的同时,却遭遇了最朴素的质疑:圣水能灭害虫吗? …… 得知我所做的事,有朋友说,你在做口述史。我觉得谈不上。记忆,大多是靠不住的。而历史,需要确凿的时空位置。因此,我只能力图去还原一些事情。如果说历史是棵大树,我不过是捡起了一片树叶而已。 又有人说,你把它写成一部农村发展史。实话讲,我没这么大野心。况且我向来认为,“农村”这个通称下,实际上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读上一本《乡土中国》,就以为了解了中国农民,是无知的自大。如果说农村是片林子,我不过是围着其中的一棵树转了几圈。 还有人说,你这是在揭伤疤。我不回避苦难,也并不掩饰自己对农民的偏护。因为我觉得,那些大的社会变动,像极了抡圆的鞭子,鞭梢儿打人最疼,而农民就处在这个末端。可我也绝不会隐藏农民的缺陷。莫言在《红高粱》里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我的家乡,在当地也被称作东北乡。 其实,我就是想和父母聊聊天。他们享受着老年生活的安宁,也品尝着儿女在外的寂寞。陪他们吹吹牛骂骂街,顺便了解一下何谓农民,不是挺好吗? 我爸说:“操他娘,你知道这一辈儿人是怎么过来的呀?!” 我的确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