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资料非常愿意把上层阶级妇女描写得聪明能干。正如孙觌所写:“予尝谓妇人女子虽以幽闲静专为德,而尸居傀然,懵不知事,如土木偶人,则为愚妇。”曾巩(1019—1083)赞美妻子的聪明才智道:“于事迎见立解,无不尽其理。”⑦ 女人为完成“妇功”——穿衣、吃饭和一切与家务有关的事——而付出的艰辛困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财产的多少。有些士人阶层家庭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家里的女人无法让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显得可爱。范普元(1143—1222)尽管出生于富裕人家,在夫家遭受财务上的损失后,“躬蚕桑,若补纫等事”。袁燮(1144—1224)说他的嫂子赵氏(1164—1213)尽管曾过过宗室家族的奢侈生活,仍像一个穷人的女儿那样辛苦地纺、织、缝缝补补。118张幼昭的丈夫是知名学者陈傅良(1137—1203),家里不断有人慕名而来。张氏亲自为来访者做饭,只有一个婢女帮忙。叶适(1150—1223)记载,他母亲结婚的第一年,一股洪水肆虐于周围几里以内,洪峰过去后,没留下一间房子、一件家具。一家人只好停留在任何一个可停留之处,迁移了11次。“夫人无生事可治,然犹管理其微细者,至乃拾滞麻遗缉之,仅成端匹”。⑧ 富裕兴隆之家的妻子们也被指望着辛勤劳动。何逮(1153—1203)说他的妈妈杜氏(1133—1186)在家里富起来很久以后,始终如一地辛勤纺织,直到变老。夏氏(1129—1192)帮助丈夫经商得到信赖,她家财产增殖到几千亩土地,因此成为州内屈指可数的人家。涉及到官宦之家的一则逸闻说,一位妻子去世后,她的仆人疯了,开始像女主人曾经做过的那样,挨门逐户紧盯着向佃户收租,并且下令把拖延的人打一顿。这个故事之所以形成和流传为这种样子,多半因为宋代学者希望妻子照应好日常生计,确保丈夫专注于学业。韩元吉(1118—1187)在对李氏(1104—1177)的描写里清楚地表达了这层意思。李氏的丈夫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公事里,“未尝问家有无”。李氏把管理家产当作自己不可推卸的义务,她买进肥田沃土,在溪边盖起房屋。有一天,一个农夫扛着一袋稻谷走进她家院子,她丈夫对此惊奇不已,全然不知农夫为何人,扛着什么东西。李氏只得笑着说:“此吾家租也。”⑨显而易见,像李氏这样的妻子是有田产的人家的财富,家里的男人因此可以集中精力致力于文学和政治。 在大家庭里,通常由一个女人掌管家庭内部全部财政并管理和指挥所有的仆人。有时甚至由刚来的新娘负担起重任。崔氏(999—1067)嫁进一个二百多口人的大家庭,她的公公,“常患内事无主,一日召夫人于庭告之故条家事付主之”。她开始有点推辞但最后承担起工作。事实证明她处理问题十分严肃认真,但对仆人并不严苛,“未尝过行笞呵”。这种可能带一点过失,但尽量减少摩擦的管理仆人和妾的能力得到很高评价。范氏(1015—1067)对妾常和颜悦色,但“至有所整肃亦莫敢犯者”。傅氏是严格的管家;对待妾她从不发怒生气,但是“细大毕入于规矩”。李淑英(1196—1255)因使家里的一切井井有条而受到称赞,119她教导女儿对妾要好一点,提醒女儿“彼亦人女也”。她总是教婢女和妾学怎样纺织,怎样缝纫,而且自己总先示范一遍。 节俭是成功的管家必须做到的重要原则,因为很多士人家庭还远非富裕。韩琦(1008—1075)抱怨最近流行的女服和首饰接连不断地花样翻新,因此人们总要丢掉旧的,热衷于做新的。为此他表扬侄媳张氏(1012—1063),她不赶时髦,对此无动于衷,也不愿奢侈浪费乱花钱。同样,我们还得知,杜衍(978—1057)的妻子相里氏(988—1065)穿着朴素的衣服“无采翠珠玑之饰”进宫朝拜,遭到人们嘲笑时,她一点也没有忐忑不安。胡氏(1077—1149)从来没有穿过奢华、艳丽的衣服;她还有一件洗过、补过很多次但仍没扔掉的长袍。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是边氏(1155—1203),我们被告知,三十多年来,她一直穿着结婚时带过来的嫁衣。 把妇女作为非常胜任的管家进行表扬时,墓志铭的作者经常使用类似今天我们用来称赞高效的秘书时的用语。这类女人令人惊奇,因为她们使生活对于丈夫而言非常舒适,使他们可集中精力做生命里真正重要的事,如学习、学术研究,或为官作宦。当李友直(1134—1199)的妻子史氏(1139—1197)59岁去世时,他向请来为她写墓志铭的人列举她的美德和妇功。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她管理方面的才能:“吾游太学久乃得仕,未尝屑意家事。凡出入有无,丰约之调度,皆吾嫔处之,不以累我。”这些女人自己也用同样方式看待自己吗——负责地履行对男人有利的策略?或者说她们在学着怎样给男人留下这种印象,让他们高兴,从而自己的生活也更快乐?没有女人自己写的史料。此时思量着多半是两种女人兼而有之,除此以外,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可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