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在宋代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种情况导致选择理想的、政治上有前途的女婿的渠道变了。在唐代,上层家庭注重为儿子娶到出生于世族高门的女儿。到了宋代,最向往的、有时代特征的婚事是为女儿找到一个有才干的青年男子。公认的可能找到的最好的女婿是科举考试发挥出色、即将担任高官的人。怎样找到这样的女婿是谈天时常常提起的话题。有的人观察能力如此敏锐,可以在别人尚未发现那个值得期待的人以前促成一件婚事。有人的确善作预言,以至于可在男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断言他是未来的天才。比如,1180年,郑景寔拜访高官陈俊卿(1113—1186)后,陈俊卿惊异于郑景寔6岁的儿子郑钥的天才,遂提出要郑钥做女婿。郑钥19岁中举后与陈俊卿的侄女结婚。晏殊(991—1051)选中未来的参知政事富弼(1004—1083)做女婿的故事有两种说法。其中之一,晏殊的妻子请相士为女儿相面,然后请他推荐一位般配的女婿,他说的就是富弼。另一种说法是,范仲淹(989—1052)推荐两个太学生以备擢升,富弼就是其中之一。人们还津津乐道地谈论马亮怎样盯住另一位未来的参知政事吕夷简(978—1043)。我们得知,马亮的妻子奇怪地问他为什么选中一个区区县令的儿子,但是马亮不搭理她,认为这种事在她的理解力以外。 更保险的找到前途无量的女婿的办法也出现了,即京城省试结果一经公布,就向成绩好的未婚男子提出有吸引力的姻缘。从这个角度看,士子当然处于最优越的位置。1121年,张哿掌管京城省试,5000多名考生参考,从中选出500人。张哿有一个15岁的女儿,他打算从中举者当中为她挑一个好青年。他托一位远亲接近那个被他自己评为第十名、比他女儿大10岁的胡寅(1098—1156),向他求亲。 钱财当然可以用来引诱前途无量的男青年接受一门婚事。第五章将详细讨论,由于富裕人家争夺理想的女婿,嫁资在宋代呈走高的趋势。朱彧(约1075—1119)指出,那些打算“于榜下捉婿”的人必须付出高达1000贯的钱,表面上只说是给他在京城期间的生活费。洪迈说有一位高官,听说同乡一位商人的儿子通过了省试以后,73立刻凑齐钱财和布帛,赶到京城把婚事确定下来。有时候富裕人家会向有前途的青年提供有条件的好处。洪迈讲述了黄左之的故事,黄左之1180年赴京城赶考,遇见一位姓王的富绅。二人成为好朋友,王不但供给黄左之生活费用,还许诺如果黄左之通过了考试,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为妻。黄左之中了举,得到新娘和500万钱的嫁妆。 不管我们着眼于宋朝的家长积极地为女儿找有才干的女婿,还是让自己的子女与朋友的子女结婚,或热衷于亲戚间的联姻,比较唐朝而言,宋代显赫的家族关心未来亲家活着的亲属的地位显然超过其祖先的名望。他们不再以拒绝求婚为骄傲——放弃对方的提供——而更愿意慷慨地拿出漂亮的嫁妆。这类联姻的策略可以在统治阶级话语的演变中感觉到。自中唐到宋初,唐朝的贵族家族丧失了统治中央政府的能力。10世纪的政治形势把没有显赫的家世,但凭着各种人际关系建立了军功或在官员队伍里获得成功的人推向前台。随着宋朝统治的巩固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士人阶层稳定地扩大了。虽说我们都知道宋代以科举考试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渠道而著称,但在竞争很激烈的政治环境里,特权和个人关系仍然很重要。随着文官体制的规则逐渐形成,出现了一种持续的趋势即采用各种方式让自己偏爱的人得到特殊、优惠的入仕途径(通过“荫”、“推”、“恩”或考试“回避”制度等)。因而,有政治抱负的家庭着意安插有用的姻亲,或尽力保持与已证实令自己满意的人的联系,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