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其他的路都是不完整的

“你们作妻子的当顺从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新约圣经《以弗所书》

“已/他之别是人类思想的一个基本类别，而从一开始，男人便为自己正名为<己>，女人则为<他>…..女人不是生成，而是形成。”
西蒙-波娃《第二性》


《三个折不断的女人》是有塞内加尔血统、但出生成长于法国的作家玛丽-恩迪亚耶的作品，获得2009年的龚古尔文学奖，并令其成为100多年来首位获得这一奖项的黑人女性作家。对于玛丽-恩迪亚耶这位女作家，有人称之为“我们时代的伍尔芙”，至于《三个折不断的女人》这部作品，有人评之为“普鲁斯特和福克纳在非洲的天空下交谈”。无论评论家对玛丽-恩迪亚耶的评价是否过高，《三个折不断的女人》在文笔、思想高度和宽度上，确实非常出色。

从背景介绍可以看出来，种族与性别是玛丽-恩迪亚耶较为不同的个人属性，这在一般出生于当代开放社会中的人来说，或许算不上什么值得深入探究的议题，但对于一个以严肃态度来面对文学、以感悟人生为终身职志的作家来说，却必然会成为其思考和创作的主要源泉。只是，《三个折不断的女人》里头虽然跃动着殖民主义和性别歧视的酸楚，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伤痕文学，除了控诉殖民主义和性别歧视之外，它还有更多要说。

■书名与故事
单从书名便可以看出这是一部明显有着女性主义内涵的小说，书中包含三个联系薄弱却安排巧妙的故事，各自讲述三个塞内加尔裔女性的悲惨故事。其中：

第一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塞内加尔裔、但出生于法国的女性诺拉。由于在法国找不到出头的机会，诺拉的父亲在她小时就无情地抛弃她、姐姐以及母亲，独自带着幼龄的儿子回到塞内加尔。父亲日后虽然发达、成为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但因为重男轻女且担心儿子被抢回去，始终将诺拉母女排拒在生活之外。诺拉日后凭借自身的努力而成为一个杰出的女律师，但她心中却始终烙印着父权价值体系下不被父亲认同的伤痕，更影响到自己与女儿及其他男性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贫穷的塞内加尔女性芳达。尽管出身卑微，芳达却透过不懈的努力，取得法国文学的高级文凭，成为当地一所贵族中学的文学教师，在当地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当法国籍丈夫因意外失去工作时，芳达像大多数女性那样，选择带着孩子随同丈夫一同移民至法国，结果却因为移民政策的关系，失去在法国工作的权利。被迫放弃自己的职业理想之余，最终还因为沉重的生活压力，沦为丈夫羞辱、出气的无奈妻子。

第三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贫穷且没有受过教育的塞内加尔女性嘉蒂。在丈夫生前的三年间，嘉蒂念兹在兹的是怀孕生子却始终未能开花结果。丈夫骤然病逝后，她只得投靠婆家，虽然噤声不语、低头度日，但因没有生下一男半女，仍旧受尽冷眼直至被扫地出门。在婆家人的喝令下，嘉蒂被迫设法偷渡到法国，投靠早前移民至当地的表姐。然而在路途上，嘉蒂被一男子欺骗利用，沦为出卖肉体的妓女，最终更在跨越边境偷渡时悲惨地遭到射杀。

■对立 VS 对位
在小说中，这三个故事的主角都是女性，生命都游移在塞内加尔和法国之间，其中每个主角的出身都差于上一个，从贫穷，到贫穷且没有工作权，再到贫穷、没有工作权、且没有知识。而她们最终的命运也果不其然地一个惨过一个，从无从摆脱父权宰制而备受心灵创伤，到无从摆脱夫权宰制而困于家庭监牢，再到无从摆脱男权宰制而在社会中走投无路。

乍看之下，《三个折不断的女人》并没有脱离传统女性主义作品的套路，亦即借由女性主角们的悲惨命运的呈现，映衬出男权社会所加诸于女性的不公与迫害。在处理殖民主义与移民议题上似乎也新意欠缺，只是借由塞尔维亚人的贫穷落后，及其人民移民至昔日殖民者法国时所遭遇的不公待遇，映衬出殖民主义和白人世界的压迫与歧视。然而实则，作者反复利用对位的写作手法解构传统女性主义，瓦解男性/女性、强者/弱者相互对立的二元概念。

如果以乐理来比拟，故事里最为响亮的旋律虽然是女性歧视和殖民主义议题，但构成这最终旋律的各个声部之间却不是主/辅、强/弱、尊/卑的和声关系，而是由多条相互独立的旋律同时发声且彼此融合交织的对位关系。亦即，主角并非单纯地被划分为男性和女性、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而是不断在“女性”、“男性”、“父亲”、“母亲”、“孩子”、“过去”、“现在”、“外在环境”、“内在感知”、“压迫者”、“被压迫者”等元素间变幻游移，持续发出不相同、但又相互和谐不冲突的声音。

譬如，书中第二个故事的主角其实并非芳达，而是那个因为失意与落拓而对妻子施以种种言语暴力的丈夫。这第二个、以男性视角为出发点的故事篇幅极长，大约相当于第一个和第三个故事加起来的长度。如果说我们在第一个和第三个故事里看到女性/受压迫者的悲叹，在这个男性的内心凝视中，我们却未看到唱和前一旋律、属于压迫者所特有的冷酷与自得，看到的反而是一个同样受制于性别刻板印象、被生活现实所挫败、自我被逼到墙角的受迫害者，唱诵着一个虽不相同但又和谐不冲突的对位声部。

这种对位的书写方式不仅见于小说的架构中，同时也见于小说的内容里，而且随着每个对位声部的浮现，简单的性别、族群对立关系渐次遭到解构。在第一个故事里，诺拉因为父亲的抛弃和忽视而深受伤害，然而里头那个被父亲所重视、带在身边照顾的小儿子，其实也同样受到父权的伤害：置身于父亲的冷酷无情性格前，自我不断萎缩终至成为一个极度压抑、怯于反抗的懦夫。

在第二个故事里，芳达因为丧失工作权而成为家庭的弱势者时，她的丈夫却也因为不受母亲的重视、无法从事喜欢的工作、无力实现曾经的承诺，而备受自卑自弃的煎熬。在第三个故事里，嘉蒂因为贫穷、缺乏知识而陷入女性的传统囹圄时，那个欺骗她、儿时饱受家庭暴力对待的男人，也同样因为贫穷、缺乏知识而无法在当地社会找到可供生存的空间，被迫走上偷渡的亡命道路。

■唯有解构，方能解脱
如果将性别、殖民主义/移民议题放在真空当中检视，我们看到的是男性/女性、压迫者/被压迫者这种相互对立的二元关系。而每当一个截然划分的二元概念被放在放大镜下检视，诸如男性与女性、文明与落后、富有与贫穷，我们总能立即找到与之伴生的价值判断，诸如好与坏、对与错、强与弱，随之而来的是简单粗暴地将每个人放入压迫者或被压迫者的座椅上。

然而在真实的世界里，人从来是由许多特征组成的复杂主体，同时负有多种不同的社会角色，也都同时具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身份。一个站在财富阶级高点、被视为压迫者的富人，可能同时是一个种族主义的受压迫者；一个智力聪明/愚笨里的受压迫者，可能同时是体力强壮/脆弱里的压迫者。事实上，即使置身在同一个二元对立关系中，一个人也可能既是压迫者，也是被压迫者。就像传统男女关系中，女性被迫在家相夫教子，但男性又何尝不是被迫要养家糊口和保家卫国。

更有甚者，这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常常具有恶性循环的怪力，于是一个亲子关系里的受压迫者，经常会成为夫妻关系里的压迫者；一个财富阶级里的受压迫者，经常会成为权力阶级里的压迫者。因此在现实生活里，成长于家庭暴力下的孩子，长大后容易透过暴力方式来解决冲突，而经常感受到自己因为贫穷受到歧视的人，在手上握有权力时则容易出现作威作福的扭曲行径。

除此之外，纵使我们透过不断的努力，挣脱一个备受压迫的情境，却不免进入另一个受压迫的情境。就像第三个故事里的主角嘉蒂，她试图穿越边境移民到另一个国度去寻求解脱困境的方法，纵使她偷渡成功也难保不会进入第二个故事里的主角芳达的困境中，因为没有合法的工作权而处于经济上的弱势地位。而芳达若能获得工作权以摆脱经济上的弱势地位，却又可能进入第一个故事里的主角诺拉的困境中，承受着内心创伤的折磨。

因此，要从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中彻底解脱出来，要让大多数人的生命得以平和与幸福，便必须从根本上消除男性/女性、强者/弱者、本国人/外国人等二元对立的区分概念，让人们可以自在地以原本的面貌存在，无需碍于人为的价值判断而压抑自我，以符合所谓的“标准”，成为所谓的“某种人”。

■ 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
根源上说，压抑自我的过程正是被压迫感的产生过程，也因此在小说中，第三个故事里的主角嘉蒂虽然贫穷、没有知识，出身最为悲惨、境遇最为可叹，但也正因为未受教化的扭曲，未受二元对立观念的挟持，作者相信嘉蒂可以拥有一个最强大的自我：尽管曾经迷失在传统婚姻所树立的女性刻板形象中，但她在生命的最初便清楚知道自己是个独一无二的人，他人所施加于身的种种行径与作为，只关乎他人，自己始终可以选择承受与否。纵使是所谓的“不得不承受”，也是一时的，也是一种选择，不会改变自己身为“独一无二的人”这一本质。

很长时间以来，女性主义都被视为一个很敏感、很复杂的议题，各种激进的主张一再挑动保守人士的神经。其实，但凡被冠上“主义”二字的，无不是要挑战既有观念、颠覆现有体制的，因此女性主义所遭遇的各种现实困境实属正常。

从提出到现在，女性主义内在的主张和流派已经发展到让人目不暇接、难以简单说明的地步。但总的来说，多数人还是同意女性主义在理论上历经三波的发展，第一波主张的是男女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由于诸如教育、政治制度等后天因素，使得男性与女性得到不同的对待。因此要消除存在于性别当中的歧视，便应当从各种体制上着手，彻底根除男女有别的观念和制度。

第二波女性主义的理论则主张男女在本质上不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例如男性的体能较佳、性格较为理性，女性的柔韧度较好、性格较为感性。但是不同不等于有优劣、好坏之别，要提升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就应该为女性提供得以发展自身强项的机会，并且重新构建一个正确的价值体系，肯定女性特质具有与男性特质相当的价值。

第三波女性主义理论主张的则是，“本质”概念其实是历史发展的偶然结果，是人们透过二元对立法则逐步形成的现时状态。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每种属性里的差异本初是连续性的，而男女此一区别人的方式，其实是借由二分法抹杀差异之间的连续性，进而产生层级化，以及排斥、宰制与敌对关系。因此应当扬弃简单粗暴的二分法则，让男性可以柔弱，女性可以坚强，让男性可以持家，女性可以治国，亦即打破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文化性别之间的硬性捆绑。

第三波女性主义理论由于抱持的是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观，因此也被称为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可以明显看出来，玛丽-恩迪亚耶在《三个折不断的女人》中所阐述的，即是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在社会中所遭遇的不公与压迫，其真正的来源不是男性，而是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唯有扬弃男性与女性的简单二分法，既不以性别的角度看待自身的遭遇，也不以性别的角度来诠释他人的行为，每个人都回到“人”这个原点，在做回自己的同时，也允许别人做他自己，才能根除性别上、乃至其他类别划分上的不公与压迫。

正因为如此，在每个故事的最后，作者都加入短短一页纸、名为“对位”的内容，简短地描述了对应于故事主角的那人的状态和心情。在诺拉的故事里，与其对位的是她父亲，在芳达丈夫的故事里，与其对位的是芳达，而在嘉蒂的故事里，与其对位的则是那位令其沦为妓女的男人。随着故事主角回归自我、不再受到性别观念的挟持后，性别差异和歧视的恶性怪圈便被打破，那些原本在生命中处于其对立面的人，也能渐渐地回归平静，不再游移于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角色之间。

关于男性与女性是否本质不同的争议始终持续，但无论如何，在成为男性或女性之前，每个人都有权也应当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这点应该是大多数人都能认同的。因此当我们以性别这一概念要求自己或别人应该这样或那样时，也许可以想想赫尔曼-黑塞在《德米安：埃米尔·辛克莱的彷徨少年时》里所阐述的信念：

我常常幻想未来的景象，梦想自己可能会成为的角色，或许是诗人、预言者、画家等等。然而这些都不算什么。我存在的意义并不是为了写诗、预言或作画，任何人生存的意义都不应是这些。这些只是旁枝末节。对每个人而言，真正的职责只有一个：找到自我。无论他的归宿是诗人还是疯子，是先知还是罪犯——这些其实与他无关，毫不重要。他的职责只是找到自己的命运——而不是他人的命运——然后在心中坚守其一生，全心全意，永不停息。所有其他的路都是不完整的，是人的逃避方式，是对大众理想的懦弱回归，是随波逐流，是对内心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