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与焦虑：教育研究的自我叙述

暧昧与焦虑：教育研究的自我叙述
金浪

教育是一门科学吗？自从教育进入象牙塔并成为一门学科的时候开始，这个由来已久的困扰就从未消散。时至今日教育研究也从来没有逃离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统计学的交叉地带。在美国教育史家埃伦•康德利夫•拉格曼看来，正是教育研究自身的这种捉摸不定使得教育在走向一门“科学”的过程中总是困扰不断。因此，教育研究的当务之急也许不是盲目陷入各种论争中去，而是需要反过来对自身的历史加以审视。

拉格曼的《一门捉摸不定的科学——困扰不断的教育研究的历史》所叙述的并不是惯常意义上的教育史。它关注的既不是教育实践，也不是教育思想，而是试图为人们呈现教育学科自身的历史。换句话说，它是对研究的研究，它关注的是有关知识的知识。对知识的怀疑是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一股潮流，在法国哲学大师福柯那里知识其实就是权力的运作。不可否认，拉格曼也曾受益于这种潮流，但是她对学科知识的考察并不是福柯意义上的对权力的揭示，而是致力于描绘那条捉摸不定的边界。

为了捉住那些历史中模棱两可的所在，拉格曼悉心追述了美国教育研究从19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从高级中学、师范学校、学院的大众教育到迈入大学研究的殿堂，从一门备受歧视的学科到努力将自己提升为一门科学的尝试，教育研究始终处于尴尬的竞争格局中。一开始是大学教育研究与高级中学、师范学校、学院机构之间的竞争，之后则是教育研究与其他传统学科之间的竞争。甚至在共同致力于科学化的学科内部，竞争也从不间断。早期的理论纷争首先在霍尔与詹姆斯之间展开，有意思的是他们都是心理学家，而教育仅仅只是他们不得已而为之的副业，这一时期心理学主宰教育研究的范式开始成形；而在年轻一代中则形成了杜威与桑代克之间的对立，由于桑代克对教育的专业化强调迎合了当时学科分立的潮流，教育领域最终成为了行为科学的天下。正是借助着行为科学的强劲势头，在上个世纪头二十年里，美国的教育研究逐渐成为了一门专业化的知识。但即便如此它也仍然没有圈定自己的疆界。相反，历史学方法、哲学方法甚至统计学方法仍旧源源不断地被吸纳到教育研究中。由于一方面想要在知识领域进行独立建国运动，但另一方面又无法割裂对其他学科范式的借用，教育研究一直处于暧昧与焦虑并存的局面中。

拉格曼的叙述并非杂乱无章的史料罗列。从理论到实践，从管理到政策，尽管论述范围极其广泛，但该书总是会回到几个核心命题上来，诸如性别差异、教育职业化、组织机构之间的冲突与竞争，以及教育研究对行为科学所带来的定量分析方法的罗曼蒂克式态度。正是在对这些命题的反复讨论中，教育研究那种暧昧与焦虑之间的错综复杂才得以呈现。拉格曼独具匠心的钩沉让人们意识到所有的问题并不是突然出现在面前的，相反，它们早就埋藏在历史深处。因此，教育研究的学科史其实也是一部不断生长与变异的问题史，是困扰不断的自我认识的肖像画。

由于总能在卷帙浩繁的史料中切中肯綮，这又是一本充溢着批判精神与改革精神的书。在拉格曼看来，正是桑代克对杜威的“胜利”使得美国的教育研究走向专业化的同时也走向了狭隘化。这种狭隘化包括至今仍主宰着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行为主义、量化研究和遗传决定论。在描绘了狭隘化的发生与发展之后，拉格曼指出这种倾向的严重后果：即制造了教育研究的技术化和个人主义。在拉格曼看来，狭隘化正是美国教育研究不幸的根源，它使得教育学术和教育管理都成为盘根错节的问题所在，并直接造成公众反教育主义情绪的滋长。因此，拉格曼试图通过对杜威思想的回归来实现教育研究的重构。

从该书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对杜威的敬意。杜威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把教育建立在社会科学而非心理学的基础上，教育也不再是训练与生俱来的能力的手段，而是培养新的社会能力，尤其是建立和保持一个民主社会所需要的技能、观点和知识的手段。这实际上这正是拉格曼所要寻找的解决当下问题的途径。由于杜威的教育思想具有打破学科和专业化范式的效果，它实际上正是促使教育研究的技术化和个人主义回归人文化与社会化的催化剂。正是借助曾被桑代克模式排挤的杜威的教育理念，该书不仅针砭时弊地指出了美国教育研究的弊病，同时也提出了建设性的方案。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该书也可以看作是杜威思想在当下的复活。

对历史的重述总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当下的问题，因此，拉格曼试图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上实现结构重组。她对历史的叙述描绘出了这样一番惨淡图景：教育研究地位的低下与孤立、狭隘化，以及教育管理与权力结构的分散。“解铃还须系铃人”，在拉格曼看来，这种后果既然肇端于大学对教育研究资源的独占，那么解决之道仍需从大学入手。例如进行大学体制改革、消除学科壁垒、加强跨学科的合作、建立激励机制增进非教育类学者对教学的热情等等。但是由于面对着一个的盘根错节的官僚体制，拉格曼的呼吁又总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在这一点上，她自己的经历就是一个明证。2002年拉格曼出任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院长，一腔抱负致力革新，但是仅仅三年就黯然离去，成为哈佛大学有史以来在该职位上任期最短的院长。

作为近年在美国教育领域涌现的经典之作，该书的另一个可贵之处在于它的历史叙述具有清晰的自我意识。拉格曼从不宣称自己的叙述就是唯一真实的，相反她始终相信，“所有历史都是一种想象式重构，建立在对过去的不可避免的不完整和解释性的记录的基础上”，为此她甚至不惜做自我贬低，“虽然这样讲述故事是可能的，但我相信，这种做法不如我讲述的故事那样诚实，它会与事实相悖。” 这样的姿态显示出与她所论述内容的高度一致性，即从自己身上消除焦虑的成分。因为不管对于教育研究，还是对于教育研究的自我叙述，重新暧昧起来都并不是一件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