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桑丘和驴子
塞万提斯在小说的结尾,跟堂吉诃德开了一个与死亡有关的玩笑。堂吉诃德开始审视自己的人生,觉得大战风车与羊群实在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当浪漫主义精神消失殆尽时,堂吉诃德合乎逻辑地撒手人寰了。
当我们谈起堂吉诃德时,大多都会为他的浪漫情怀所折服,原因便是他身上具备常人所不具备的勇气——“虽前千万人,吾往矣”。堂吉诃德最后的醒悟,旨在强调他的不正常,他的所作所为是一场闹剧,不具备现实的指导意义——当然,这是反讽。我们可以解读出悲哀的意味来:如此浪漫的堂吉诃德都不免被庸俗化,这就像是人生,无论如何,终极目标只能是死亡。
选择如此沮丧的开头,并非我所愿,而是读了序之后,心中便有了一种隐然的不安。做中国的堂吉诃德?俨然有一种悲壮感。纵览全书,经济学那块是无法评论的,更遑论收在附录里的经济学论文了。经济学的问题不是能靠直观感受能参与讨论的。而由张维迎解雇邹恒甫事件中延伸出来的话题,教授治校和学术腐败问题,倒是可以谈谈我浅薄的想法。
前些日子,微博爆出研究西方言论自由的项目是六十万——当然,结论已经是既定的,西方的言论自由是虚伪的。在我看来,申请了或接受了类似项目的学者,大体上都能称得上是学术腐败。倒不是说上面的结论一定是不对的,而是在众所周知的环境中,知识一旦与权力媾合,什么样的东西都能生产出来。余华在《活着》里这样描写文革,用铺天盖地的“他们说”来表达权力的粗暴,这排山倒海的话语说下来,哪里还有小民的争辩之处?虽然现在不太可能会有如此粗暴的“他们说”——效果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难保不会出现“新词”。
扯远了,话题回到学术腐败中来。关于学术腐败的根源,追究下去,一部分原因应该归罪于高校体制。民众对南方科学大学之所以期待这么高,原因便是希冀朱清时能摸索出一条新路来,以改变弊病重重的现行的高校体制。中国高校体制承袭于苏联,权力的垂直管理这个特征非常明显。或许,我们可以换另一种说法,权力对知识传播的干扰非常明显。邹恒甫教授在书中所提出的“教授治校”这个方案,只不过是拾起了蔡元培、张伯苓等民国老一辈教育家的方法罢了。这个在世界上已经被证明的方法能顺利地引进中国高校,或者能顺利回归到民国老教育家的办学传统吗?我实在是怀疑。
陈平原在《当年游侠人》这本文化随笔中,着重地描写了一群文人办学的情况。在清末那群文人希望以教育救国,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也是从教育入手。教育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进而改变一个群体。现在的情况与清末丘逢甲和民国晏阳初时期不同,文盲的问题已经基本不存在,我们教育的问题便是是否有教育的自主权?换言之,我们是否可以拒绝某种特定的知识,而自由地接受或者传播更广阔的知识呢?
我们不能说需要邹恒甫这样的堂吉诃德——这种英雄情节总是希望英雄来搭救自己,而是需要自己成为像堂吉诃德,虽然极有可能会成为悲剧,但——
一个堂吉诃德,断然是赢不了风车和羊群的,但加上桑丘呢;桑丘还不够,然后再加一头驴子呢?
堂吉诃德、桑丘和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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