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偏执碰撞出的狂人

对于邹恒甫，相信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也会有所了解。这主要源于他与北大前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的公开矛盾以及去年他在微博上揭露的“梦桃园事件”。然而，在多数人眼中，更了解的是张维迎，邹恒甫则显得有些陌生。而这本《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就是让我们近距离地观察了这位自诩为“中国经济学第一人”的狂人。

一本书是否值得读，要看这本书是否能带来除了书内容本身的其他东西，站在读者角度，可叫做“有用性”。《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这本书通看之下有些“八卦”性质，又有些“自吹自擂”的味道，而邹恒甫的语言又充斥着狂妄和怨气，但在仔细品位后。这本看似非常另类的自白书，或者个人传记，除了让读者深刻认识邹恒甫之外，还带给我们如下的思考：“邹恒甫会不会成为中国最后的狂人？邹恒甫的今天会不会成为我们的明天？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应追求什么样的人生理想？”而这些，和每个人确实是息息相关的。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弄清楚的还是邹恒甫的处事风格和他做学问的标准。

关于邹恒甫，无论学历、经历，还是学术成就，毫无疑问他都是一位顶级精英，是最优秀的学者，但是他的特点也很鲜明，在我看来他首先是一个偏执的“愤青”。有些人可能会疑问，为什么称为“愤青”的人还被以偏执来形容，其实愤青一词并不能完全的斥之以贬义，因为大多数愤青虽然很容易失去理性，但是大多还是就公共议题表现自己的愤怒，然而邹恒甫与张维迎等经济学家的恩怨显然和他们之间对于大学教育、国家经济问题的观点争议同时并存，甚至还要更多，这里凸显的就是他性格中的偏执状态。邹恒甫因为自己在北大以外办学以及曝光北大内部的丑闻，受到张维迎的排挤，因此就直接指责张维迎甚至对他的个人品质都提出了很多质疑，在某种层面上他的这种指责明显丧失了公正。

而张维迎等人对邹恒甫的态度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从邹恒甫打算将世界级大师引进北大讲课开始，张维迎的那种酸酸的态度就已经充分说明了什么叫做文人相轻，而且还有很强烈的嫉妒心。邹恒甫也打心里看不上张维迎、茅于轼甚至吴敬琏，他认为学者就要有学者的态度和风格，但是现今很多经济学家都同时从政、从商，这在邹恒甫看来就是欲望膨胀的结果。

谈到这里，其实这是现今社会的通病罢了，并不是什么新的看法，中国学界自改革开放以后不仅没有恢复民国时期的独立学术的精神，更参杂了深重的功利主义色彩，这是物质决定论的异化。学者们难免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大氛围内，保持始终扎根象牙塔做好学问的唯一使命，邹恒甫认为这就是不务正业，也正是中国难以产生大师和大师学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一点上我很认同他。邹恒甫的身上虽然有着常人不能忍受的狂妄、自大、偏执，但是身上也有很浓的自由、独立的精神，这一点在当今中国的学界非常难得，敢于直接向院系领导提出不同意见，敢于向教育部长告状，并试图改变大学管理体制，值得人尊敬。

大学是培养高等人才的地方，不仅仅要产生出各行各业的精英，更要产生出社会文化的标的，这一点邹恒甫很清楚，他自己的求学经历更让他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在我看来，理科、工科等自然科学的壮大，技术设备等硬件上是要有一个强大的支撑才行，而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就要有储存大量文献资料的图书馆和大师级的学者，才能真正的做大做强，以此为基础大师的时代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哈佛大学至今已经为世界各国培养出了许多精英和领袖，其中的管理方式和具体的高等教育模式是有许多可取之处的，但是有一点必须指出来邹恒甫一再提及西方学者的优点，而极端贬低国内学者也是值得商榷的，更兼之在一些学者强调经济学要符合中国自己的特点后他非常排斥，这些都是要站在更高的层面来解读。国内经济学家不论是否在国外学习过，都不可能否认经济学学科是舶来品，但是有一点更不能否认即这些经济学家的价值观形成大多在国内，也因此经济学在他们的身上有了很重的中国文化背景。当中国文化背景与舶来的经济学相融合后就有一种新的东西，可能它身上有很多毛病，但绝不能彻底的否定，以所谓的正统权威反对中国化的经济学者。再者，中国的国情确实不同于国外，不论邹恒甫是否承认，中国的政治、经济的整个体制都有别于国外，因此谈中国化的经济学并不过分，或者说并不能一概否定。

邹恒甫的问题在于其人格中的自信已经超过了某种临界点，他深厚的经济学功底没有让他变的更为谦逊，总是以学问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是有问题的，学术与生产力是不能直接等同的，他们之间必须有一个过渡的阶段，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因此就必须有脱离学术从事实际问题的准备。当然我认为中国当前参与经济决策的学者中并不包括张维迎、茅于轼之流，因为他们的私心太重，执政党和政府也没有完全的信任他们，他们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也始终不能成为执政党的主流经济政策。邹恒甫虽然没有深入到体制中从政、从商，但是他的观点确是让我关注了，他的观点其实与郎咸平的观点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根本上是注重社会的公平正义的，就像他对自己的称谓“中华民族穷人的最忠实走狗”。

有时候经济学就是需要有“良心”的，但是总有一些经济学者总是站在所谓的理性经济层面谈论政策制定，这样的学者总是认为自己学到了真理，殊不知却丢掉了人最为根本的东西。邹恒甫在国有企业和中央、地方财权分配问题上的观点，我是比较认同的，即将国有企业的分红和盈利投入到社会保障和二次分配中去，体现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改变国有企业垄断和特权的形象，这一步骤不仅将提升国家财政的利用效率，还能强化国有企业在社会的整体观感，更能促进国有企业的长期有效发展，何乐而不为。至于中央和地方财政权力的分配上，要进一步的巩固中央财权，保证财政透明化和整体化，彻底改变地方各自为政，大搞政绩工程的结局。

一个人容易的是要么理性、要么感性，甚至偏执，但是很难有一个人能集这几种意识于一身，邹恒甫就是这么一个几近疯狂的人。他理性的时候能把经济问题与现实结合起来，一点也不输给那些在政界和商界的同行；他感性的时候能把穷人的利益放在心中，将社会公平正义作为自己始终的目标并持续影响高等教育和社会本身；他偏执的时候甚至让人讨厌，虽然我也不喜欢张维迎等人，但也不喜欢他的那种批评方式。理性和偏执是天平的两端，他们之间的碰撞总是能产生一些意外的效果，邹恒甫这个狂人就是这种意外的集中体现，当然我们大家还是应该去细细的品味其中的妙道，而非邹恒甫的那种“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