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这是陈寅恪的名句，却是我的命运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这是陈寅恪的名句，却是我的命运——邹恒甫“采访”纪
　　　　
　　　　 一
2013年5月5日，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本打算一觉睡到中午，好缓解一下对明天上班的恐惧，未曾想早上七点多，接到总编的电话：“纪哲，好消息啊，好消息，据来自内线的情报，今天下午将有一位重量级人物降临首都国际机场，你赶快想办法，一定要抢到有价值的新闻，要爆猛料，要弄出一条爆炸性的头版头条来。”
　　
哦， 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纪哲，是“北方春秋”传媒的一名记者。本来很普通的一个名字，但自从混进传媒界，竟被很多同行，当然还有同事和领导，解读为我从一生下来就励志要纪录一些能够留给历史的哲人。因此，但凡有影响力的人物，总编都喜欢安排我去采访。但此次总编在电话里，除了告诉我采访的时间和地点外，就剩下一丝神秘了。于是我赶紧问，“老大，能否透露一下被采访者的基本信息，我好抓紧时间做做功课啊？”
　　
“具体是谁还不清楚，但可确定的是，他是湖南人，近些年来工作生活常年在美国，每年只回国停留几个月，而且，回来不是探亲，而是讲课。不过，他的学术水平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是李泽厚，一定是他”，我不等总编说完就打断了他并挂了电话。我读过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系列，他是八十年代年轻人的偶像和精神领袖，今天能采访他，绝对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因此，我赶快起床收拾，并提前三个小时到达首都机场。
　　
由于时间尚早，我习惯性地走进机场书店，想看看最近一段时间有什么新书、新人或新事，媒体人就这样，一天不学习，可能就out了。走到书店门口，远远看见在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着一摞《最后的狂人》的书，其中封面上“狂人”两字非常夸张，红色，毛笔字，但风格又显得狂放不羁。唉，我心想现在这出版商啊，就喜欢用新瓶子装旧酒，什么“最后的狂人”，不就是梁漱溟、刘文典、鲁迅这些历史人物书籍的再版嘛，现在这年代，还能有什么“狂人”呢？这个骗得了别人，但骗不了我。
　　
但是，走近一看，这本书还有一个挺好玩，但仔细品位又霸气侧漏的副标题：我就是邹恒甫。明白了，此狂人非彼狂人，是一位活在当下，名叫邹恒甫的狂人。

要是两三年前，邹恒甫这个名字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可能比李泽厚还要陌生，但我们做媒体的还是知道的。不过即使不熟悉邹恒甫的，只要看看封面腰封上董辅扔、张培刚、郎咸平、林毅夫这些牛人对他学术水平和人格的肯定和赞赏，还有那句“邹恒甫是北大的敌人吗？他为什么要做中国的堂吉诃德”的话，想必回忆片刻或者百度一下，任何人对“谁是邹恒甫”，都会有个大致的了解，看来，这个编辑想的还真周到。
　　
不过打动我的倒不是这些，而是封底的这句话：“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我只是做了经济学家和教育家应该做的一点点小事，于是便成了狂人。但我不想做最后的狂人，而是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超过我……”原来，一向给人“狂癫”之感的邹恒甫，他发自肺腑的心里话，给人的感觉竟是如此的谦卑和温暖！于是，我毫不犹豫地买下这本包装精美的书，从第一页开始读起……
　　　
　　　 二
当读到“我知道李泽厚，不知道李泽楷”这一节时，一种久违的力量以一种冰凉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然后流向全身，最后竟然让我在四周的喧嚣中感觉到一种出奇的安静，这种力量或许就是邹恒甫一直挂在嘴边的“生命是灰色的，理论之树常青”吧。在这个充满怀疑、伪装的年代，我怎么也想不到，总以狂人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的邹恒甫，竟然能说出这样有点童稚气息而又让人感觉无比真诚的话。李泽楷富可敌国，李泽厚学术等身，但现实就是大家都知道李泽楷，而鲜有人知李泽厚……
　　　
李泽厚，哎呀，我今天的任务是采访李泽厚，一看表，从走进书店到现在竟然已过去两个小时，两小时竟然只读了40页，这绝不是因为文字的深奥难懂，而是因为邹恒甫的传奇经历让我羞愧难当，因为隐藏在他嬉笑怒骂甚至刺耳的语言和狂荡不羁的处世风格背后的那份真爱。我们每天蝇营狗苟，但却假装在做一份事业，我们整天说一些文明、高雅、深奥的话，然后还要假装自己被感动……
　　　
当我匆忙赶到接机处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同行挤到哪里了，奇怪的是，好多人手里也拿着一本《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搞得跟对暗号似的，真有点莫名其妙。所幸时间刚刚好，我终于如释重负。然而，几分钟后，让我大跌眼镜但又马上激动地尖叫起来的是，从飞机上走下来的不是八十多岁、德高望重的李泽厚，而是——51岁、一直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邹恒甫。我的大脑在电光火石之间突然发现，邹恒甫和李泽厚，除了年龄、性格相差比较大外，还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湖南人，常居国外，在各自领域建树颇丰……
　　　
就在我比较李泽厚和邹恒甫的时候，其他记者像潮水一般涌了上去，这时候的我反而站在原地一丝没动，因为我感觉邹恒甫不是那种贪慕虚荣，喜欢频频出镜的人，我不能像对待一些“明星”人物那样去对待他。这时候，在喧闹的人群中，我听见邹恒甫用他那充满阳刚气而且很标准的湖南普通话说，“大家知道的，我最反感的是那些整天喜欢上电视，而不学无术的媒体经济学家，所以，我很少接受采访。不过，在我几乎成了北大和学术界的“敌人”的今天，我还是很感谢你们记着我。因此，我破例接受一次采访，但我有三个条件：一是不想再谈我和北大的官司，这个自有公论，我没必要说太多；二是不要从私人恩怨层面，来解读我对一些名人的批评，那样太狭隘了，我邹恒甫没那么小气；三是不要太在意我的新书，我很少出书，也没啥水平，但我从来没有，今后也绝不会靠出书骗吃骗喝骗名声，编写这本书我只是花了写一篇学术论文万分之一的精力，书的版税我会用来继续办学。如果不谈这三条，我很愿意多说一些对经济学和中国的教育的尖锐批判和希望。”
　　　
在邹恒甫讲话时，刚才热闹的场面逐渐清静了下来，随后很多记者陆陆续续地走开了。这确实有些大煞风景，但问题是，对一名中国大陆的记者来说，如果不谈论邹恒甫“约法三章”的问题，确实就没有什么能吸引眼球的新闻点，而批判经济学界和教育体制，虽然可以吸引眼球，但却要得罪一大批名人，甚至还会得罪政府教育部门和一大批知名院校，那样的话，以后还怎么混？退一步讲，抛开以后怎么混不说，弄不好会马上要丢饭碗的。所以，这些记者的离开，或许是理性的选择。
　　　
但是，我没有离去，也没有请示总编，而是径直走上前去，开始了和这位“最后的狂人”对话。当时，我不知道是谁给了我这份勇气，现在想起来，这可能就是邹恒甫在书中所说的“殉文化，死自由”的浩然之气吧！
　　　
　　　 三
　　　
纪哲：邹先生您好！您是新中国第一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来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是2012年6月份全球经济学家排名前100人中唯一的华人经济学家，但同时您又是一位经济学教育家，是中国当代经济学教育的“拓荒者”。凭您头上的这些光环，你完全可以风风光光的，但您为什么要以一己之力揭露诸多的丑陋，这完全不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原理啊！请问这是你的初衷吗，对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恒甫：你说的很对，其实，只要我邹恒甫稍微温顺一点点，像田国强，钱颖一他们那样乖一点点，凭我头上的任何一个光环，我都会有很多“朋友”，很多钱，很多顶“帽子”。但我说过，就学术水平来看，我和林毅夫是三流，张维迎是九流，大部分人不入流，就这他们仍然不不求上进，而是整天四处走穴，这种现象要是我不站出来痛批他们，谁会，谁敢站出来？我要不痛批这些人，中国的学术水平永远是垃圾！至于几年前我致信教育部部长和去年揭露北大“桃色事件”，我的初衷只是“教授治校”，只是向学术腐败，师德败坏的怪现状说“不”，这些对我的生活都没有影响，我的性格历来如此，我要不这么做，我就不是邹恒甫，你们就可以用我这本书反过来砸我。

纪哲：现在社会各界对您的评价褒贬不一，我也知道，你根本不在乎这些，但我感兴趣的是，您自己如何评价自己？
  
恒甫：你还算了解我，我要是在乎别人怎么说，我就不会这么做。很多人说我狂，觉得我批判的那些东西在中国都是见怪不怪的，其实，是他们自己为自己的无耻辩解。大家说我狂，我自己有时候也觉得自己很狂。其实，我虽然瞧不起别人，但我最瞧不起的是我自己。我虽然什么都不行，但我敢于嬉笑怒骂，是因为许多人比我更差。有学问的，我当然崇拜。但对没学问而又上媒体吹拉弹唱、欺世盗名之流，我就喜欢挑战。我不知道我的性格好不好，但即使不好我觉得也没什么，我就是我，邹恒甫。
 
纪哲：现在整个社会都很浮躁，很多人成功了甚至只是有了一点点小成就之后，要么凭仅有的名声去换钱，要么以为自己是救世主，整天指点江山。你作为一个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是怎么看待这种近乎普遍的社会现象的？
  
 恒甫：我算什么？和萨默斯、卢卡斯这些学术水平和个人品格都堪称大师者相比，我狗屁不是！你说的这种现象确实很普遍，我们国人历来极崇拜官商学通吃之道，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学。我们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文化太世俗了！这是我们中国人五千年的“奴颜婢膝”和“人人皆可为尧舜”二者不断矛盾冲突所产生的毒瘤。我当然痛恨这种现象，我其实也知道自己一个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我不会因此而随波主流，凭我的一点点学术水平和名声，我还有资格骂别人，我还有力气去喊。这可能就是我比堂吉诃德强一点的原因吧！

纪哲：您认为现在教育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恒甫：教育界有很多很多问题，很多教授整天四处走穴，当什么只拿钱，不干活的独立董事，这是不务正业，误人子弟呀。还有像李稻葵那样，一边当着金融公司的独立董事，一边当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这是典型的人格分裂呀！

但是，教育界最大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官僚治校的管理体制。比如，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的经济学教育水平比世界落后了几十年，我们的经济学教材更是不堪入目，但奇怪的是，我们的教授们坚决不用西方原版的英文教材，反而要用自己瞎编的，甚至是找一帮学生翻译的“教材”，结果是错误百出，笑话连篇。这和一百多年前，我们老祖宗宁愿用驴子来拉车，也不要火车是一个道理，你以为他们不懂的火车比驴车快的道理啊，不是的，他们怕的是如果用了火车，自己不能再继续混吃混喝，甚至会失业呀！这就是官僚治校的恶果，也是我们一些著名专家教授这几十年来一直在干的事情啊！
　　
 我们的教育体制再不改变，我们的学术水平不但会继续落后于世界，而且我们就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在犯罪！我不知道我们的教育体制已经毁掉，还会继续毁掉多少年轻人！
　　
纪哲：据我所知，虽然社会对你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我发现无论批判你，还是赞扬你的人，对你的经济学水平，都是认可的，那么请问您的经济学观点有哪些？
　　
 恒甫：能代表我经济学学术水平的，是我发在世界级刊物上的几十篇专业文章。这个需要张维迎他们好好学习。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只要知道我是坚定的市场派、自由派经济学家，但我和樊纲这些人不一样的是，我认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绝不可以回避价值判断。另外，我坚持认为在一些穷的发展中国家，财政分权应当相对集中，地方分权应当适度。我想大家知道这些基本观点就算了解作为经济学家的我了。
　　
 纪哲：您也知道，近几年中国的资本市场步入了漫漫熊途，我想请您谈谈对资本市场的看法。
　　
恒甫：当年我是参与了资本市场的建立，但客观地说，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很短暂，以前和现在存在很多很多问题。我多次说过，中国股市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在中国，炒股还不如斗地主。但是，资本市场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和稳定又很重要，因此，管理者必须要下决心，从制度层面对资本市场动手术。所以我希望，中国人，特别是中小股民，不要太关心股市的曲线涨跌，不要听信金岩石这些股评家了，而要多关心股市的制度怎么往好的方向改。关于这一点，我不想谈太多，倒是我的小师弟华生，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研究比较深刻，去年他好像还出了一本“中国股市：什么问题和什么问题”的书，有点水平。
　　
纪哲：这本书我读过，叫《中国股市：假问题和真问题》，确实充满真知灼见。对了，还是谈谈您的书吧。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编写《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这样一本很奇怪的书？我刚才看了一下目录发现，这本书的批判面太广，有些话说得太刺耳，你会不会有什么压力？您能不能大致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
　　
 恒甫：我知道这本书会得罪一大批人，而且是当下最风光的一批“媒体经济学家”，但我就是要做一只特立独行的“走狗”，一只中国穷人最忠实的“走狗”，为此，我不怕得罪任何人。

这本书确实有点怪，像我的传记，又像一本中国社会怪现象的批判书。我归纳了一下，一部分是我一些最基本的经济学观点，但和我的前两本专著不一样，这本书不是用纯英文写的，而且很通俗，大家都看得懂；另一部分是我在中国率先推进现代经济学教育的坎坷经历以及对今天教育问题的批判；还有一部分是我对张维迎、李稻葵、钱颖一、樊纲等几十位“媒体经济学家”和一些丑恶社会现状的尖锐批判；最后是我对董辅礽、张培刚、张尧庭、杨小凯、刘道玉等值得我永远敬重的师友们的怀念和感激；当然也包括我对王国维、余秋雨、歌德等文化名人的质疑。书里边还有很多我自创的新新古典诗歌，以及一些网友和朋友对我本人的看法或一些现象的深度解读，我要在此再度感谢他们。

纪哲：您在书中还批判了诸如“给领导提包是社会的耻辱”等许多大家觉得见怪不怪的社会乱象。那么，您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什么？以后你还会像这些年一样，四处“放炮”吗？
　　
恒甫：我觉得，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改变我们落后的、扼杀中国人创造力的、专门制造腐败和“窝里斗”的管理体制，比如，刚才提到的，学术腐败，师德败坏，教育水平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官僚治校。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改变体制弊病，实现教授治校，这也是我的一个梦想，我之所以站出来和张维迎较量，并不是我和张维迎有什么私人恩怨，在中国我邹恒甫没有一个真正私人意义上的敌人。
　
另一方面，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做的，当然，应该带头做的，是张维迎、蔡洪斌、钱颖一、李稻葵这些人，那就是改变我们民族文化中的劣根性，要有一股浩然之气，要有“殉文化、死自由”的气节。“书生自有嶙嶒骨，最喜交情最厌官。”在中国目前的大环境里，真正的知识分子必将“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这种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也是我们所期盼的民魂，而绝不是鲁迅所痛斥的官混匪魂钱魂。这是改变我们的灵魂，这种改变，比争论，比启蒙都重要。
　
至于我今后的处事态度和风格，我想我是不会改变的。我会永远也不世俗地，永不随波逐流地过日子，说实话，说真话，说一针见血的话；敢对全世界高官当面“放炮”，从不讲一句吹捧官僚的话；另外，我是一个中国农民的儿子，我希望自己一辈子都对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保持最大限度的谦卑……

                                                        四
就在这时，从我的手机里传出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这是我的手机来电铃声，但此时此刻响起，和现场的气氛竟然是如此的合拍。我看了一下来电显示，哦，是我们总编的，我心底一颤，肯定是总编知道了我正在采访邹恒甫，要表扬，或者批评我。怎么办？

正当我犹豫不决接不接这个电话的时候，邹恒甫激动地对我说，“想不到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还喜欢听《英雄交响曲》，我很惭愧啦，这么多年来我一事无成，所以我已经好多年不敢听它了，我觉得自己越来越配不上那种气势了。我现在经常会一边听《命运交响曲》，一边玩味陈寅恪那句‘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这是陈寅恪的名句，却是我的命运。哦，你先接电话吧，一会儿再和你聊音乐，聊诗歌。”
　　
我伸出手去摸手机……
　　
但是，就在手机贴到我耳边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映入我眼帘的，不是首都国际机场一年四季雾霾笼罩的天空，而是自己卧室里灰白的天花板。我再也顾不上去按接听键，赶快爬起来四处寻找邹恒甫先生，这时候我才慢慢清醒过来，原来刚才所思所想所说，都是南柯一梦！
　　
我在无穷的回味和无限的失落之后，给我们总编回了电话。
　
“喂，喂，纪哲啊，刚才为啥不接电话呀？有好消息要告诉你，现在举国上下都在说‘中国梦’，中国梦真可以普照大地啊，你要采访哲人的‘梦’马上就要变为现实了。”
　　
总编略作停顿后接着说，“纪哲啊，你在听嘛？据来自内线的情报，今天下午将有一位重量级人物降临首都国际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