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狂亦奇亦真诚 ——从《最后的狂人》看邹恒甫其人

邹恒甫这个名字，对大众来说是有点陌生的，其曝光率和知名度，远比不上郎咸平、林毅夫、张维迎、张五常等“知名经济学家”。人们对他的了解，更多是源于“邹张之争”、“北大开除邹恒甫事件”及不久前的“北大梦桃源事件”等公共事件乃至八卦。不过，郎咸平却说：“邹恒甫教授是我在国内最敬重的人，没有之一。”国际经济研究数据库的排名中，邹以第96的名次成为百名以内唯一的华人经济学家。以此观之，他自称“中国经济学家第一人”并非毫无根据。这两种看似相悖的现象，该如何解读？带着这样的疑问和些许好奇，我开始了对这本《最后的狂人》的阅读。

虽然知道这是一本“文集汇编”，但拿到书翻开目录还是吓了一跳。如果说文集类图书普遍有“不成体系”的毛病，那么本书的内容简直可以用“不成书”来形容了：媒体访谈、新闻稿、信件、杂文、论文、微博上的段子，还有作者自创的“新新古典诗词”……整个一杂七杂八。涉及的话题，有他本人的成长背景、办学经历、学术成就、与张维迎等人的恩怨等等，不过真正涉及经济学领域的论述却只占很小的篇幅。对于想通过本书了解邹恒甫的“经济学成就”的读者，难免会有失望。不过仔细想想也不奇怪，邹的经济学建树主要集中在计量经济学等专业领域，这种满篇公式的文字，对我等经济学门外汉而言，与天书无异。（本书最后附录了一篇专业论文，算是印证了我的上述看法。）反倒是他的骂骂咧咧和打油诗更加亲民一些。何况，虽然本书内容看似毫无关联的“大杂烩”，不过一遍读下来，发觉还是可以捕捉到贯穿始终的“脉络”。比如他对“经济学家”的身份定位，随之而来的教育办学理念，这种理念与国内教育体制的格格不入和因此造成的他与张维迎乃至北大的种种冲突，以及他对国内经济学家“政商学”一体和行政化体制的批判。而且，书中并非只有他的“一家之言”“自吹自擂”，而是汇集了各方的正反看法。可以说，通过本书，虽不能一窥邹的经济学建树，却使得一个较为全面清晰的“邹恒甫”形象跃然纸上。

邹恒甫的形象是什么样子？我想最明显的就是书名中提及的“狂”，这一点可谓众所皆知。他在书里不止一次提到：“经济学家，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张维迎是九流，大多数人都不入流”，并动辄大骂“海龟”经济学家“欺骗中国人民”、“在国外都挺正常，一到国内就装大，癫狂”。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三纲五常”、“国富国强”等人，基本没能躲过他的唾沫星子。这也使得他成为经济学家里的“异类”。在讲究待人处事“温良恭俭让”，或曰“夹着尾巴做人”的中国文化氛围里，这种“狂放”态度大概是不受欢迎的。不过在我看来，他的“狂”并不招人厌。理由有三：其一，他狂得有底气，而非“无知轻狂”。哈佛留学的功底，RepEconomic排名国内第一的事实，都使他有资本可以狂。其二，他狂得务实，而非“嘴上狂”。网络时代，张狂不可一世，见谁骂谁的人多了去了。可这不过是犬儒的愤世嫉俗而已，否定一切，只说不做。可邹恒甫不一样，无论是世界银行里经手的扶贫项目，还是回国后白手起家推广经济学教育，都是实干第一。这一点，即使是看不惯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其三，他的狂是有所针对的。他不会对真正德高望重的人狂，对自己的恩师董辅礽，一直是敬重有加；他也不会对真正有水平有能力的人狂，所以总说自己在国外经济学家里也就“二三流”；他更不会对普通人张狂，相反，在书里他一直自称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中华民族的走狗”。他的狂，是针对那些明明无才无德却冒充智者，那些即当婊子又立牌坊的“伪学者”。正因此，他的狂非但不讨厌，反而还有些可爱。

当然，觉得他可爱的，大概也仅止于普通民众和他的学生，在他们的印象里，邹就是个大大咧咧的直肠子，率性而为的大嗓门。而在“同行”圈子里，他恐怕是招人厌的讨厌鬼：到处拆台，说话不留情面，想骂就骂，把别人的既得利益都搞光。这种相反的观感，折射出的是当下中国下层民众和上层精英之间上下相轻，上下相欺的割裂现实。而邹以精英之资质，却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反而处处和他们过不去。这是他“狂人”形象背后的“奇特”之处。这种“奇”让他赢得了民众的喝彩，也让他成了被排挤的“孤家寡人”。所以樊纲会问他：“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邹恒甫要做什么？他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三不为权，难怪樊纲们不能理解。他要做的是贯彻自己的经济学理念，是维护经济学人和学者的独立和尊严。因此，他对于国内那种行政官僚化的教学体制，对于“武大郎开店”式的自把山头，对于“给领导拎包”的尊严丧尽，对于官商学一体的利益勾结，对于不学无术，只知博取名利财色的“经济新闻工作者”，自然是最最看不惯，最最痛恨的。体制和环境的压力是巨大的，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一些学者在国外明明挺正常，到国内就算不欺下媚上，至少也见风使舵了。而邹恒甫不愿过这种人格分裂的生活，于是就成了别人眼里的“狂人”。在他的“狂”里，我们又看到了一份为人的“本真”。在病态的制度下，他才是那个正常的人。

当然，邹恒甫的狂放不羁，毕竟还是因为身在“体制外”。若没有世行的高薪饭碗，而是要像国内学者那样“看领导脸色”，他还能这么大声吗？腰杆还能这么直吗？连邹自己都承认，“那恐怕要换个方式”。说到底，这依旧是“铁屋外的呐喊”。这样的呐喊，这几年也算不少了，但是屋内的声音依旧欠缺。现今的教育体制内，容得下邹恒甫这号人吗？从“北大开除”等事件结果来看，恐怕不容乐观。这是制度的悲哀。你尽可以不认同他“学经济的就应该在象牙塔里做研究才算一流”的理念偏执，你也可以不采信他对张维迎所做的道德攻讦，但是这些都不能成为将其扫地出门的理由。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却是“行政开除教授职称”、“电子邮件通知开除”的笑话，而这恰恰是邹所痛批的学术行政官僚化的体现。

教育体制的弊病，其实大家都知道。要对其加以改革，也已成共识。可是究竟从何下手，却颇费思量。不打破整个社会的“权钱崇拜”，教育制度的改革恐怕事倍功半，可不从一处改起，又如何改变整体？更何况，“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社会的“优良传统”，学术从来是政治的附庸，知识分子的理想，往往止于“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我们也仅能从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乱世中，才能寻到一份独立自由和思想爆发。待到大一统时代，又只能“天下英雄，尽入毂中”。民国初年，皇权崩坏，社会动荡，内忧外患，东西交汇，一时才有“大师辈出”的气象，可惜解放之后，一切走回老路。时至今日，我们恐怕依旧身陷历史循环之中，找不到唐德刚所说“历史三峡”的出口。然而正因如此，我们才更需要邹恒甫这样的“狂人”，用他的勇气去挑战社会的不合理，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知道“不该是要求我去融入社会，而是要求社会适应我。”这样想的人多了，这个社会才会有改变的可能。

本书书名《最后的狂人》，初读感觉平平，读罢全书之后细品，却又颇有深意。“邹恒甫会是最后的狂人吗？”这个问题蕴含着两种可能：一是从此再无邹恒甫，万马齐喑；一是人人都为独立自由之邹恒甫，则也就无所谓是否“狂人”了。

这两种可能，哪一种会成现实？不管如何，我希望是后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