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历史,一定绕不开一个人,他就是龚浩成。
龚浩成,江苏常州人。毕业于国立上海商学院(上海财经学院前身)银行系,解放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货币研究室攻读研究生,然后分配到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涉猎东西方经济理论,造诣颇深。
文革后期,龚浩成被下放到黑龙江呼玛县“插队”,1976年回到上海,先在奉贤县五七干校任理论教员,之后调到《文汇报》理论部工作。不久,上海财经学院复学,院长为经济学家姚耐,为使教学工作尽快走上正轨,急需一批强有力的骨干,姚耐找到了龚浩成。龚浩成当仁不让,于翌年正式调入财经学院,先后任财政金融系系主任、教务长、副院长。
从大学教授到银行行长
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因金融改革的需要,将商业银行的职能从人民银行中剥离出去。在考虑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领导班子配备时,总行领导提出了这样一个硬性指标:必须配备一名有相当理论素养的人员。就这样,龚浩成从财经学院的副院长变成了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的副行长。在交通银行重组与南迁时,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均已从中国人民银行剥离,且总行都设在北京。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的赵紫阳在考虑恢复交通银行时,权衡上海在全国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决定把交通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弥补了上海没有银行总部的空白。彼时,李祥瑞担任了交通银行行长,龚浩成成了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第一把手。
在对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职能的改革中,在筹建上海城市信用社,即如今上海银行的前身的工作中,在打破行业条块分割和四大专业银行之间的业务壁垒、地域限制、引进外资银行等方面,龚浩成留下了他策划与调度的痕迹。
远在1980、1981年, 龚浩成在财经学院讲授货币银行学的时候,就花时间给学生讲证券市场。在那个以没有“直接金融”只有“间接金融”为常态的历史背景下,他自然而然地被人视为异类,何况他还是金融系总支书记!尽管没有招来不测,但还是有教师“好心”地提醒他,不要去讲那个东西,讲那个东西风险太大。对此,他只是笑了笑。
不过,龚浩成毕竟是龚浩成。到了管理层真要他办证券公司的时候,他却提出异议了。当然,他不是否定证券交易的本身,而是遵从时间、条件、组建原则,一句话,他遵循的是规律。龚浩成向往证券市场,向往的是完全国际化、规范化的证券市场。
上海市体改办与人民银行的分歧
从许多公开出版的图书情报资料,我们可以查阅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过程至少可以追溯到1989年2月2日。那一天,上海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召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等单位开会研究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方案。
在龚浩成和金德环编著的《上海证券市场十年》一书中,记载了当时上海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在交易所的设立方面存在一定分歧。
上海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认为应该设立证券交易委员会作为管理机构,而人民银行方面则认为应该由人民银行来管理。因为当时存在着一个说法,人民银行总行就要设立证券管理局,由此认为交易所由人民银行管理是理所当然的,符合大金融的模式。在交易所的组织形式上,上海市体改办的观点认为交易所应当采取公司制的股份化模式,而人民银行的观点认为应该采取非营利性的会员制模式。在证券交易所设立的时间上,上海体改办认为应该马上设立,而人民银行则认为当前应“积极准备”。
在北京建股票交易所的工作被搁置
1989年5月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顾问、前市长汪道涵召集体改办、人民银行等有关单位的负责干部开会,听取关于设立证券交易所的意见。这次会议的总体意见认为,“当前马上成立交易所的条件尚不完全具备,目前的主要工作是要搜集相关资料,了解周边国家交易所得情况以及解放以前我国交易所的资料,积极创造条件,以便在适当的时机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在上海关于上交所的设立讨论几乎同时,北京在1989年1月15日就成立了“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后改名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下称北京联办)。现任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的王波明回忆,当时,交易所建在北京是主流意见。不过,1989年6月后,在北京建股票交易所的工作被搁置,于是就给了上海机会。
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小组成立
1989年春夏之交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使得国外舆论普遍怀疑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会不会执行下去,是不是要把开放的大门关上了,这将导致招商引资的停顿、大量外资的撤出,甚至会使上海地标性建筑东方明珠项目面临停工。面对如此的困境,怎样才能让国际舆论、社会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动摇呢?此时,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基正在筹划浦东开发区,开发预算总规模达几千亿人民币。当时上海是新中国的“长子”,大部分财政收入要上交中央,要做浦东开发如此大手笔的事情,建设资金如何筹措是个大问题。这时候,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司司长宫著铭向朱基建议:要想开发浦东,就要借全国的钱,得搞个股票交易所才行。这个建议打动了朱基。
1989年12月,上海康平路市委小礼堂,朱基召开了一次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当时背景下的金融改革问题,其中主要有两个议题:一个是要不要和如何引进外资银行;另一个是要不要和如何建立证券交易所。
朱基在会议上表示,他来上海后,一直在抓财政,但收效不大。他认为要调整部署,从金融改革抓起,建立证券交易所和引进外资银行。在此次会议上,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小组成立,由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上海人行行长龚浩成、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声组成,三人小组直接对市长负责,不需要通过单位和所属系统领导机构层层汇报。
国务院正式批复
当时的政治氛围下,筹建股市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据三人小组成员李祥瑞回忆,朱基曾对他说过:你们不用害怕,出了事我和刘鸿儒(首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负责,你们还在第二线呢。
经过筹备小组成员的努力,历时半年的准备工作之后,1990年6月国务院考虑到上海80年代持续发展,人均生产总值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更重要的是,上海早在1984年已向社会发行了股票,目前已有一定的证券交易量,社会对股票市场的有了一定认识,以及开发浦东之后交易量增加的趋势,正式批复:同意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就是在这年年底,北京联办正在和计委、人民银行总行、财政部共同调研全国主要城市证券市场的现状和前景。联办理事长经叔平应召飞往上海,商讨建立证券交易所。最终“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小组”决定让北京联办协助筹建上交所。两大力量正式汇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建小组”办事机构设立在了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金管处。并抽调上海人行金管处处长王定甫、北京联办综合计划部主任章知方等六人组成办公室,负责调查研究起草可以进行实施的操作性方案。当时确定的方针是:国际上要大力宣传;国内不做宣传、少做宣传,不主动宣传,避免分歧意见产生。筹备工作的有关事宜可以直接向朱基进行“个人对个人”的汇报。
借款500万元筹建上交所
但是就在交易所筹备中,担任组长的王定甫被调回人行工作,难题摆在了筹备小组成员的面前:谁能胜任,让谁去接着干?这个时候,在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行政管理处任职的尉文渊自告奋勇提出愿意去,尉文渊回忆说,他才30多岁,又刚刚来,不如去吃点苦,做一点成绩,让新工作单位的领导考验一下自己的工作能力。
筹备工作进行过程中,尉文渊始终也没想清楚这个交易所将来会是个什么样子,当时事情太多,时间又太紧,只能碰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交易所应当有交易的场地,于是冒着酷暑高温先去找房子。尉文渊马不停蹄地到过汉口路解放前的交易所旧址、又到过苏州河边的仓库……最后浦江饭店的一个漂亮的大厅吸引了他的目光。
有了交易的场地,交易时应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又成为了难题。尉文渊就从当时不多的资料中了解到国际上证券交易主要有两种模式:口头竞价和电子计算机交易系统。口头竞价是20世纪三十年代的旧方式。尉文渊觉得90年代,高科技发展那么多年了,应该引进现代科技。他从人民银行借来的500万元筹备金中抽出100万元单独搞交易所电脑交易,并且找了当时在上海财经大学基础部任助教的谢玮组成了上证所技术系统的攻关组。
朱镕基批示:请抓紧一些
1990年春,朱基访问美国、新加坡等地,在香港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朱基说道: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
1990年初,三人领导小组在汇报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方案中,曾根据筹备进展情况,建议1990年实现交易所的试运行,正式开业时间安排在1991年的四五月间。但1990年2月28日,朱基对此批示是:请抓紧一些,可否力争今年开业。
1990年9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上海市政府提交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两天以后,中国人民银行和上海市政府联合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效率非常之高。10月8日,时任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李贵鲜批示同意。11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复同意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35岁的尉文渊敲响中国股市第一锣
1990年12月19日,上海外滩北侧黄浦路15号浦江饭店孔雀厅,阳光穿过半透明的穹顶,投射在汉白玉的罗马立柱上。两根立柱中间,摆着一面铜锣。尉文渊被一格一格的阳光笼罩着,他站在有80多年历史的弹簧地板上,他站在铜锣面前,奋力一敲——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了!
中国股市第一锣由35岁的尉文渊敲响,他也成为当时全球最年轻的交易所老总。“那个锣的声音比较闷一些,声音偏低沉,不是我们想象中很荡气回肠的样子。所以开市的时候我就拼命地敲,我要把它敲响。”尉文渊回忆。
多年以后,龚浩成接受采访时说:“现在想起来,如果地方没有朱基,中央没有刘鸿儒,上海证券交易所是搞不起来的,我们也是顶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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锣响孔雀厅(连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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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鸿儒
出版社: 中国金融出版社
副标题: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
出版年: 2008-12
页数: 806
定价: 98.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04948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