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接见“华尔街老板”,中国与股市握手
1986年11月14日,北京普通的一天,来往的人们并不知道,一批身份特殊的贵客,已经到达了天安门广场。之所以说他们身份特殊,是因为这些人在美国被称为资本家。而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多少人愿意提起资本二字。来访的带头人,是纽约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菲尔霖,他专程来探讨中美金融市场的问题。
邓小平接见了他们一行。会见时,邓小平说:“我对菲尔霖先生今天来访表示特别的欢迎。因为很多人都说美国人都有钱, 很多美国人都有股票, 而这些股票主要在美国的市场上交易, 你又担任股票市场的董事长, 所以我特别地欢迎。” 邓小平说:“我们应该虚心地向你们学习,在股票、证券方面你们都是专家,你们比我们懂得多,我们中国也要搞自己的股票市场。”
在谈话中间,凡尔林拿出纽约交易所的徽章送给邓小平。当时在座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代表邓小平回赠客人的礼物,是一张绿色的“飞乐音响”股票。这个被称作“中国与股市握手”的历史镜头揭开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序幕。
“飞乐音响”股票引起了菲尔霖极大的兴趣,巨大的好奇心驱使他想看一看上海的证券交易机构。而恰好他又有了一个充足的理由:因为他惊讶地发现邓小平送给他的那片新中国的“梧桐叶”上,股东的姓名不是他, 而是“周芝石”。“周芝石是谁?我是菲尔霖啊!” 照理,将股票送给别人,应该在股东一栏写上受赠人的名字, 但这张股票填的名字不是菲尔霖而是周芝石,美国客人自然是一脸的迷惑。中国方面解释说, 这是为了保证股票有效才印上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周芝石的名字,就像人民币上签有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名字一样。“我的股票就要用我的名字, 我要亲自去上海更名过户。”菲尔霖借此提出参观上海证券机构的要求。面对客人的固执和真诚,有关部门终于同意他踏进上海静安寺附近的那间小屋。
菲尔霖一抵上海, 第二天就要去办过户手续, 其实是想借机看中国的证交机构。随行人员提出要警车开道, 上海方面有些为难,因为按规定国家首脑才能用警车。后来上海警方提出让菲尔霖先生花2000美元租借警车开道。这样, 菲尔霖于1986年11月24日下午1点, 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李祥瑞陪同 ,“自费”(而且花了大价钱)来到了静安证券营业部。
靠近静安寺的上海南京西路1806号原是一家理发店,后被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公司盘下,成了静安证券业务部。彼时,说它是个证券交易柜台更合适——面积只有十几平方米,不如很多人家的一间客厅大。一个柜台就是其全部交易场所了,柜台旁的黑板上,写着仅有的两只股票的交易价格。
时任静安证券业务部经理的黄贵显回忆,随同参观的人员众多,屋子里挤了个满满当当,身材高大的菲尔霖几乎转不开身。20多年过去,送给菲尔霖的飞乐音响这一“原始股”,通过多年的送配,已经变成了3000多股,市值最高时超过10万元,远远超过菲尔霖当年为它“花费”的租车费了。
不过,即便是推动飞乐音响发行股票的上海飞乐电声总厂厂长秦其斌,也没有想到当年50元一股的股票,竟能在十几年后翻了几百倍,更不会想到,自己懵懂中把飞乐音响股票推向社会公众,竟然成了掀动中国资本市场波澜的蝴蝶翅膀。
原始股神话演义,深发展领衔
2007年《南方日报》报道说,深发展银行沙头角支行迎来一桩“奇事”,一位年逾七旬的香港老伯手持其1991年购买的纸质老股票,想趁深发展即将复牌的时候卖出去。老伯面值546元的老股票,按目前市价估算,其市值已经飙升了366倍,至少达到20万元。
据经手此事的银行工作人员卢小姐讲述,当日,她接待了这位姓李的特殊香港老伯,李老伯手持纸色已经发黄的546股深发展老股票,向她咨询卖出事宜。这叠老股票纸面上都标有“深圳发展银行股票”字样,共6张,其中标明股数为100股的5张,标明股数为46股的1张,每股面值为“人民币壹圆整”。
据1987年参与过深发展股票发行运作的陈先生回忆,1991年发行的深发展1元面值股票有两个来源,一是由面值20元的原始股拆细而来,二是增发形成。当时每股的市价在10元左右,李老伯买546股估计支付了约6000元。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上市公司是中国第一家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商业银行。深发展于1987年5月10日以自由认购形式首次向社会公开发售人民币普通股,并于1987年12月22日正式宣告成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深圳市发展银行的“原始股神话”推动了中国“股份制改造”运动大规模地进行。继深发展之后,深圳万科、金田实业、蛇口安达运输、原野实业等四家深圳企业,也在1988年至1990年相继向社会公开发行了股票。这是深圳最早上市交易的“老五股”。在上海则是申华电工联合公司、上海豫园旅游商会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凤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爱使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延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老八股”。
1988年4月7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深发展股票上市交易,成为中国第一个开始交易的股票。1990年在深圳的股市狂潮中炒出了一批百万乃至千万富翁后,人们才开始注意到市场上股票巨大的增值功能。
没有钱发工资,就发股票
早期深圳发行股票并不顺利。深发展的股票最初也是以摊派的方式才在政府工作人员中勉强发完。据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刘鸿儒回忆,在1987年深发展发行股票时,因为没人买,当时的深发展银行行长刘自强是他的学生,还动员过他稍买一点,起个宣传作用。刘鸿儒在1999年接受《财经》记者访问时追溯他和刘自强的谈话说了“我是管此事的,如果买了股票,以后不好交代。其实当时很多人买股票是为了改革试验带头,买了就放在抽屉里了”。
比深发展晚一步发行的万科当时发股票也困难。
广东喜欢逢八开张,1988年12月8日,万科发行2800万股的股票,其中600万股交给了特区证券公司来负责销售。原特区证券公司业务员杨建西回忆说:“那时候万科也不出名,谁也不知道万科,王石也着急,说他家电视机都卖了,买股票什么的,也着急。”
卖股票在当时是个相当艰巨的任务,证券公司的员工决定,从当时的第一高楼深圳国贸开始。杨建西说:“那个国贸,我记得是39层,我们三个人到了国贸底下,我说今天一人13层,把它包了,那个时候那里面,在国人的眼里,在深圳人眼里,那里都是比较有钱的公司,而且有各省的办事处。各省的办事处也有钱,然后到那儿去就说,我们现在发行这个万科的股票,我们是证券公司的,工作证啊,什么的给他看一下,然后名片递上去,然后有的人就说股票是什么东西,有的人也愿意了解了解吧。大部分人还是挺想了解的,我估计那时候要是在北京,都是一脚两脚给你踹出去了。”
财富的效应是惊人的,再加上紧挨着市场发达的香港,深圳市民对股票的热情很快就觉醒了,还没等政府和中央做出反应,深圳的股价已经开始出现大幅度上升。
深圳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王建当时是深发展的总经理。他说:“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效益,没有钱,没有钱发工资,就发股票,奖金也发股票,你要想换成钱你外面卖去,外面卖他很高兴啊,20块钱一股嘛,他外面可能卖80块钱,他很高兴,所以说那阵子,我们连扫地的都成百万富翁了。”
杨百万和证券教父的“天才”嗅觉
在上海也出了一个响铛铛的“杨百万”,他的真名叫杨怀定。他是中国第一个靠资本市场发财的普通人,后来以“杨百万”闻名早年的中国股市。
1988年4月,上海铁合金厂的仓库管理员杨怀定一气之下辞职了。春节前后,厂里仓库丢了一吨多铜材,因为杨怀定的妻子承包的电线厂所用原料是铜材,所以他成了重点怀疑对象。很快案子破了,跟杨怀定没有关系,不过,受了一肚子气的他却决定不干了。杨怀定订了26份报纸,那时还没有互联网,所有的信息都悄悄地藏在一行行枯燥的官样文字里。他在报纸上看到,从4月开始,中央相继开放了七个城市的国库券转让业务。他的眼皮狠狠地跳了一下。第二天,他就凑了10万元直奔安徽合肥。他的算盘是,当时各地的国库券价格都不同,只要有价差就能赚到钱。果然,他在合肥银行的门口吃进10万元国库券,然后倒给上海的银行,前后三天获利2000元。在随后的一个月里,杨怀定日夜兼程,把上海之外的其他六个开放城市跑了一个遍,当时上海银行国库券日成交额约70万元,他一人就占去1/7。
1988年的秋天,杨怀定就已经结识了年长三岁的管金生,对国库券异地套利的共同嗅觉让他们成为上海滩上的“亲密知己”。
管金生出生在江西一个小山村的贫寒之家,1983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获商业管理和法学两个硕士学位。毕业归国后,在很长时间里他无所事事,被派到上海党校的一个“振兴上海研究班”里去“深造”。等到万国证券创办之际,41岁的管金生总算被挖掘了出来,出任这家拥有3500万元股本金的证券公司总经理。
万国创办,管金生第一眼瞄上的是国库券。中国从1981年开始发行国债,按国际惯例称为国库券,在相当一段时期里,由于缺乏流通性,所以很不受欢迎,不少地方政府以党性为号召,要求所有党员和公务员必须购买,有的政府和企业索性在工资中强行摊派发放。到后来,很自然地出现了国库券地下交易,一些人以五折六折的低价收购国库券,还有的企业用国库券变相降价,来推销积压产品。由于各地的收购价格不同,便形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黑市”。这些行为虽属违法,但却日渐蔓延,已成无法遏制之势。到1988年3月,财政部被迫作出《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试点实施方案》,允许国库券上市流通交易。4月,上海、深圳、武汉等七城市率先试点开放,6月又开放了54个城市。管金生是第一个从国库券流通中嗅出商机的机构券商。当时,全国银行并无联网,所以各地的国库券价格相差很大,万国只有十多个人,管金生率众倾巢而出,跑遍了全国250个大中小城市和偏远乡村,到处收购国库券。
到1989年,万国的营业额做到了三亿元,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证券公司,其中绝大部分的业务来自国库券的倒卖套利。管金生后来有“证券教父”的名号。
万寿宾馆会议,大幕拉开
1988年,全国61个大中城市开放了国库券流通市场,1989年全国有100多个城市的400多家交易机构开办了国库券转让业务,1990年全国累计发行各种有价证券2100多亿元,累计转让交易额318亿元,中介机构网点达到1600多家。改革开放的进程已经使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成为大势所趋。
1988年中时,上海先后组建了三家证券公司,分别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申银、交通银行的海通和股份制的万国。1989年深圳也出现了三个证券交易窗口,即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中国银行证券营业部、深圳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营业部。其中深圳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营业部后来发展壮大成为今天的国信证券。
此前,1988年9月8日,“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王波明、高西庆受邀参会。
那次会议囊括了中国经济界最有实权的机构,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计委、体改委、人行、财政部、外经贸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还有数家中字号的信托投资公司。会议的发起者之一,是时任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的王岐山。在座的,还有诸多后来中国金融业的风云人物,比如现在的人民银行行长、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助理的周小川,首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
不少学者时至今日,都觉得创建中国证券市场的序幕可以说是从万寿宾馆会议正式拉开的。那次会议的最大成果,就是会后编写的《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中国证券业结构的整体框架就此勾勒出来。
国务院给出了开创中国证券市场的路线图:先由基层自发研究,然后变自发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和筹划。这在后来被称为“民间推动,政府支持”。
1989年1月15日,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等9家“中字号”公司各出资50万元,组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民间推动力量。这也就是后来被中国股市先行者们津津乐道的“联办”。
中国的证券市场最初设想是在北京,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建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事被搁置了。不过,“联办”的设想不久后就在沪、深两地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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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鸿儒
出版社: 中国金融出版社
副标题: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
出版年: 2008-12
页数: 806
定价: 98.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04948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