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向全世界宣告成立证券交易所之前,深圳已经悄悄起步了。
1980年代末,随着特区经济的发展,特区企业需要更多的资金扩大生产。“钱从哪里来” ?每个特区领导人的心里都画下了大大的问号。
“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当时,在邓小平这样的讲话背景下,特区政府大力发展招商引资。
1988年5月,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率团赴英、法、意三国考察,并在伦敦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欧洲许多互惠基金及信托基金经理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并表示愿意向中国特别是深圳等沿海城市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式主要是股票、债券,一般不直接投资于实业。他们建议中国应尽早建立起规范的证券交易机构,为他们提供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场所。李灏备受启发:从利用外资的角度看,建立证券交易所,可以在证券市场上源源不断地筹得发展资金。
深交所取名,一波三折
离开欧洲后,李灏马不停蹄地赶赴香港,会见了香港新鸿基公司董事长冯永祥先生,并聘请冯永祥为证券业顾问,请新鸿基公司协助起草发展深圳证券市场的总体规划并帮助深圳培训金融证券方面的专业干部。
1988年11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建立“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分管金融的副市长张鸿义担任组长。很快,禹国刚、王健被分别从深圳市中国银行和深发展银行里调出,转而专门从事资本市场筹建的工作。
一开始,禹国刚他们筹备工作的时候,筹备组的名称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到了1990年春天,筹备组人员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汇报工作,时任人总行监管司司长的金建栋,要给交易所改名,他说,“老禹,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谁敢批你啊,这个事没人敢给你弄啊,我给你改个名字,叫深圳证券市场,你如果同意,现在我都可以给你批,你回去马上可以运作。”
禹国刚说:“这到底是菜市场还是肉市场,那边挂了个菜市场,这边挂个肉市场,我这叫深圳证券市场,跟它有什么区别?”
结果金建栋说:“老禹你不懂,我给你改这个名字,我马上就能批,回去马上就能运作,你运作起来了以后等到做成了,还可以更名啊。”筹备组听从了金建栋的建议。
后来,“深圳证券市场”这个名字又曾换成“深圳证券交易中心”,直到开业前夕才最终定名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狂热引发的第一轮调控
然而,1990年上半年深圳股市过热的现象,却一度使深交所陷入“难产”。
1990年,股票已经被深圳市民所认知。深圳的证券交易已经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股市中一夜暴富的例子使内地居民反响强烈。很多人辞掉了内地国企的工作来深圳炒股。由于仅有的三家证券公司不能满足股民的交易需求,深圳出现了兴旺的股票黑市交易。
在荔枝公园北面的园岭小区及红岭中路证券部周围,逐步形成了一个越来越火爆的股票“黑市”。后来,“黑市”不断蔓延,在深圳车站、大街、菜市场、码头……到处都有“黑市”股票摊。你可以在车站买进,到码头卖出,去街头巷尾炒差价。
这一轮狂热,引发了第一轮政府对市场的调控。1990年5月29日,深圳限制涨跌停板10%。6月中旬,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改革不再铺新点”。6月18日,深圳将涨跌停板限制缩窄至5%。6月26日,将涨停板限制缩至1%,跌停板限制还是5%。7月1日,深圳开始实行《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暂行规定》,卖出股票需缴纳6‰的印花税;红利所得超过银行1年期利息部分,要缴纳10%的个人收入调节税。
由于当时的深圳股市尚处于初级阶段,供需严重失衡,大量技术改造资金、扶贫资金也涌进股市淘金,“黑市”交易猖獗,混乱无序的股市震惊全国。1990年6月,《人民日报》记者王楚写了一篇内参,题为《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报送到了王震以及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常委那里。
关于股票市场要不要继续试验,各方面特别是高层领导的看法出现了分歧,股票市场的存亡处于危急关头。在这种情况下,人民银行总行和国家审计署领导组成中央调查组进驻深圳,开始了专门的调研。
调研结束后,1990年7月,国家审计署和人民银行给国务院写了一份《关于深圳股市狂热问题的报告》,内容既反映了当时深圳股票市场中许多不规范的现象,同时也就扩大股票发行规模、完善税收制度和规范股票交易行为提出了调查意见,其中一条很重要的建议就是建立规范的证券交易所。
报告写上去,国务院领导对深圳股市试点未作明确批示,虽然没说“行”,但也没说“不行”,深圳的企业股份制和股票市场的试点便得以继续进行。
李灏拍板,抢闸开业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1990年12月19日正式开业的消息很早就传到了深圳。
这个消息对于筹备了三年而得不到审批的深交所筹备组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刺激。按照当时的国情,一旦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开业,深交所在短时间内就很难得到审批,甚至可能最终得不到审批。因为中国证券交易市场的试验田很可能只有一个,即上海证券交易所。
此时的深交所筹备组已经被逼上了绝路,想要绝处逢生,就必须具备非凡的胆量和智慧。禹国刚回忆说,1990年11月22日,李灏、郑良玉、张鸿义等市领导来到国投大厦15楼,视察深交所筹备工作。李灏同志一进门,还没坐下,便问:“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今天我们可是来拍板的!”禹国刚当即表示,“市里今天定下来,我们明天就开业。”
会上,王健和禹国刚将深圳股市当时的混乱情况再次进行了汇报,重申了事情的严重性。此外,还汇报了深交所的筹备情况,并当场做了演示。筹备组一边做演示,王健和禹国刚一边介绍说,“现在一切就绪,完全可以开业”。
演示中,电脑显示屏上不停地出现着各种数据,滴滴嗒嗒的闪光吸引着李灏等领导的兴趣。最后,筹备组的人解释说,因为实现了自动化撮合、自动过户,大量的人为搞鬼便没了机会。直到此时,李灏心里有了底,随之最后决断:“深交所12月1日开业!今天就拍板定了!”
事隔多年以后,禹国刚还对李灏当时的胆魄和智慧颇为感叹。他说,先斩后奏,深交所在没有得到上级主管部门审批的情况下开业,这在当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最危险的就是有可能被强行关闭,如果那样,深交所从此将不复存在。
但抢先开业又透露出无比的智慧,因为当时的深圳是特区,是试验田,完全可以用实验的名义开业,再不行就说成是试业,这样即使尚未拿到批文,也一样可以说得过去。
万米高空之上的高端谈话
一次重要的谈话对深交所的正式成立起着重要的作用。1990年11月28日,深圳经济特区和珠海经济特区成立10周年之际,江泽民总书记来到珠海。江泽民与刘鸿儒(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约好在回北京的路上专门谈谈股票市场的情况。
刘鸿儒在后来的回忆录《突破》里详细地描述了这次“万米高空之上的高端谈话”。交谈方式是江泽民问,刘鸿儒答。
江泽民问,股票市场里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刘鸿儒根据当时的情况回答,现在95%都是散户的钱,是老百姓掏钱买的股票,这并没有影响所有制,因为60%的股份仍属国家和集体单位所有。
江泽民再问,股票涨价以后,是谁赚了,谁受损失了?刘鸿儒说,只要是股票不停地涨,就都有收入。都是低买高卖。只有在股票价格下跌的时候,才有人赔钱。谁赔了呢?就是在高价位购买股票的人。但即使股票落到谁手里,问题也不很大,因为可以分红,以后还有机会涨。
江泽民又问,股价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这么高?刘鸿儒说,这与当时的市场供求关系有关,主要是5只股票总量太小,而想购买股票的钱过多。
临下飞机的时候,刘鸿儒说,无论如何,股票市场的试点还是应该继续试下去,否则我们在全国、在世界面前无法交代,改革不能后退。现在在没有获得经验的情况下,股市可以暂不扩大。请相信我们会有办法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资本市场发展道路。但股票市场非常敏感,我们又没有经验,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所以希望不要一出问题就戴政治帽子,那谁也不敢干了。江泽民听后明确表示,可以把上海、深圳这两个试验点保留下来,继续试验不能撤。但是暂不扩大,谨慎进行,摸索经验。
深交所的正式开业
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低调开业了。出席开业仪式的人很少,时任深圳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的董国良兼任深交所监事长,王健、禹国刚担任副总经理。
同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成立。事后多年,常有人问到同一个问题:深交所和上交所到底谁先开业?事实是深交所先试业,上交所先拿批文。两者都是第一。
和上交所盛大的开业不同,深交所的试业是在静悄悄中进行的。当天,深交所铜牌上的红布没有开启,出席开业仪式的最高领导是董国良。
江泽民和刘鸿儒在珠海谈话之后,江泽民回北京又作了进一步研究,还请了周建南来深圳进行调研。周建南一行专门深入地了解了深圳股票市场试点的全过程,并全面、准确地向中央汇报了股市利大于弊的情况。此外,这一年深圳和上海因“股票热”所出现的种种情况也都说明,建立集中统一的交易所和有效的清算系统已刻不容缓。
1990年12月底,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逐步扩大证券和股票发行,并严格加强管理……在有条件的大城市建立和完善证券交易所。”在这方面,深圳和上海都做了大量积极的筹备工作,条件也成熟。
1991年7月3日,深圳终于为领到了“准生证”的深交所热热闹闹地举行了正式的开业典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广东省代省长朱森林、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国家税务局局长金鑫、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汤丙午、深圳市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建设银行总行行长周道炯等均出席了开业庆典。庆典场面盛大,与1990年未取得“准生证”时的开业典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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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鸿儒
出版社: 中国金融出版社
副标题: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
出版年: 2008-12
页数: 806
定价: 98.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04948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