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心动魄大救市（连载五）

在上交所与深交所相继开业期间，刚刚蹒跚起步的中国股市正潜流暗涌，敏感的人已经嗅到一场席卷整个市场的大风暴就要降临。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老行长龚浩成和上海证券期货学院院长金德环主编的《上海证券市场十年》一书中，在叙述申银证券公司创办初期的发展情况时有这样一段：“第二个机遇就是从‘老申银’手中接过来的400多万元‘真空电子’。虽然在1990年８月转让给‘申银’的时候是105元，而市面上只卖到80多元，根本出不了手……一个月以后，在申银证券公司开业典礼上，105元买的‘真空电子’黑市价格已经到了400多元，后来到过480元，这又为申银证券公司赚了1500多万元。那天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龚浩成行长来剪彩，看着申银证券花了400多万元在威海路上建成的办公室和营业部说：‘这些都是我白送你的。’”
恨不得抱个炸药包来炸申银证券
这批从人民银行转让过来的电真空股票，给重组的申银证券带来了不少于1500万的买卖差价。那年申银证券公司尽管号称“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可是注册资本仅仅3000万元。
申银当年的掌舵人阚治东后来回忆说：“我们一直持有这批电真空股票，直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才逐渐抛出，获利超出原先预料。而这批股票的抛出，对于平抑当时的股价暴涨也有贡献。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初期也设有涨停板制度，但是当时不管什么股票都是一路上涨，而且几乎每天都是涨停板，股价指数几乎呈直线上升。为此，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决定全面放开股价，让股价一次性涨到位后再回落，以形成波动性行情，回到其正常的运动轨迹。我则趁机指示公司自营部门，在电真空每股价格四五百元时逐渐减仓，实现收益。我记得当时有篇报道，说有一批大户在万国证券公司炒电真空股票，有人抛，他们买，后来发现抛单源源不断，一查是申银证券公司席位上在抛，气得他们恨不得抱个炸药包来炸申银证券。气话归气话，但这就是市场的游戏规则，待我们把库存股票抛得差不多了，上海股市出现了第一次大幅度的回落。”
印花税横空出世
1990年，深圳市场的疯狂上涨一点也不逊色于上海市场。深交所成立之前，深圳股市处于柜台交易阶段，股市呈节节拔高之势。到1990年5-6月间，更进入了一个失去理性的狂热阶段。仅在1990年5月25日至6月17日短短的20天内，深市5 种股票大幅上扬其增幅分别为：深发展100%；深金田140%；原野210%；深万科380%；深安达380%。
为调控股市，1990年6月28日，深圳市政府参照香港证券市场制定《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规定》，拟出台印花税。
印花税是一个很古老的税种，公元1624年，荷兰政府发生经济危机，财政困难，统治阶级就采用公开招标办法，以重赏来寻求新税设计方案，谋求敛财之妙策。印花税，就是从千万个应征者设计的方案中精选出来的“杰作”。印花税的设计者可谓独具匠心。他观察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契约、借贷凭证之类的单据很多，连绵不断，所以，一旦征税，税源将很大；而且，人们还有一个心理，认为凭证单据上由政府盖个印，就成为合法凭证，在诉讼时可以有法律保障，因而对交纳印花税也乐于接受。正是这样，印花税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誉为税负轻微、税源畅旺、手续简便、成本低廉的“良税”。
从1624年世界上第一次在荷兰出现印花税后，由于印花税“取微用宏”，简便易行，它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成为世界上普遍采用的一个税种，在国际上盛行。从某种程度上来看，1990年中国股市证券交易印花税开征，实际上是深圳市政府的创作和引进，套用了印花税的书据印花，设立了一个实际上具有自己特色的税目。中央政府当时默认了地方政府征收这个税目来抑制股市。于是，1990年7月1日，印花税在深交所率先开始征收，由卖出方按股票成交金额的千分之六单向征收。1990年11月，深圳市对买方也开征千分之六的印花税，这是我国证券市场双边征收印花税的历史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在1990年的股市调控中，印花税横空出世，成为了调节股市方向的一个重要手段，该手法一用二十年。平均大概每两年调整一次。其间，每一次的税率调整无不与中国股市的牛熊交替有关。一般规律为：在熊市中后期下调；在牛市中后期上调。更准确地讲，如果股市泡沫过大，投机过度，印花税就会上调；相反，如果泡沫破灭，人气涣散，则印花税就会向下调整。
第一轮调控，结局冰火两重天
为抑制股市泡沫，不光深交所频繁出手，上交所也陆续出招。沪深两地联袂祭起打压法宝，中国股市第一轮调控轰轰烈烈地上演。
1990年12月26日和31日，为抑制行情暴涨，上交所股票两次调整涨跌停幅度，先将涨停幅度由5％调低到1％，再从1％调低到0.5％，而跌停幅度始终保持在5％，趋向如此明显，资金也就纷纷反应了，半个月之内，大盘跌幅达15.6％。
股民有句老话，“戴花要戴大红花，炒股要听党的话”，既然如此，那就只有下跌了。
深市的调控反应比上海更激烈。1991年4月3日，作为及时地记录和反映股市变化情况的“深圳股价指数”开始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编制发布。当天的基数为100。过去上市公司的股票属柜台交易，难于计算。4月3日起，5 家上市公司股票全部进入集中交易，标志着深圳股市交易正式按规范化运作的开始。不幸的是，“深圳股价指数”刚编制发布就面临天天下降的趋势。
9月7日深圳股指从基日（1991年4月3日）的100点下跌到45点，股市总市值由50亿元下跌到35亿元。广大中小投资者大多在1990年10月股价高峰期入市，有人以250元／股购进深金田股票，此时，经拆细后仅值6.00元／股（相当于未拆细以前的60元／股），那情形真是欲哭无泪。其他几只股价跌得更惨，市场上一片“抛抛抛”的呼声。下跌途中还创造了一个纪录，1991年4月22日，深市零成交！全天没交易，这一天零成交不是因为没人卖，而是压根没人肯买，深圳的股票无人敢进。
出人意料的是调控之后的1991年上海市场居然仍有“狂热”现象。1991年8月，上海万国证券和申银证券发售认购证和增资扩股的股票，还出现了六万市民扶老携幼排队抢购的风潮。当时国务院研究室修培生处长和人民银行的聂庆平副处长专程到上海专题调查，写成《关于上海部分市民争购股票的情况》报告，李鹏总理批示说：“应积极有效地利用股票债券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
深圳酝酿2 亿元绝密救市计划
看着深圳股市一病不起，深圳市政府又着起急来。从1991年5月开始，深圳市政府酝酿救市计划。
1991年7月10日，深交所开会商讨救市方案，会上交易所副总经理王健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抢救20 天后，缓了过来，从此淡出股市。
1991年8月19日，深圳市政府面对连续9个月下跌的局面，召开有企业家参与的“救市”会议，动员机构入场，加强市场的支撑力。但此次会议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与会的企业家并没有出面救市。
深圳市政府于1991年8月19日、21日、23日、25日，连续四次召开由各大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大型国企等机构参加的救市会议，动员各机构入市，增强市场的支撑力。但是收效甚微，股市继续飞流直下。
市委书记李灏一直非常关注股市下滑情况，他和郑良玉市长交换意见，请市长亲自出马，动员救市，并在9月2日召开最后一次救市会议。
这次会议之后，禹国刚找到深国投董事长谢强，力图说服他出资救市。谢强很担心地问了三个问题：股市的底到底在哪里？救市得花多少钱？能否救得起来？禹国刚老实回答说：股市的底在哪里，神仙都不知道；救市要花多少钱也不知道，你出一个亿就行。至于能不能救市成功，只有50% 的把握。最终，谢强同意出资。而兼任市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的深交所监事长董国良也同意出资1个亿救市。
1991年9月2日晚间，禹国刚和董国良当天晚上到李灏家，请示筹资两亿用于救市大决战，李书记拍板同意，并要求行动一定要绝对保密，遵循市场规则，巧妙自然的把股价托起来，唤起广大股民的信心，变熊市为牛市。禹国刚事后多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他认为用行政手段救市并不符合市场原则，但是深交所当时只是一个刚出生10个月的婴儿，没有很强的免疫力，必须用一下特效药，救活股市比什么都强。
调节基金入市力挽狂澜
按照李灏书记的指示，禹国刚和董国良二人把筹到的2亿元资金，以深圳股市“调节基金”的名义，由禹国刚和金明以及仍住院的王健秘密指挥救市。当时的策略是：稳住龙头——深发展，带动万科、金田、安达等股改变局面，稳住大市。
9月7日，深圳股市“调节基金”入市，当天奋力将深发展股价托到13.85元/ 股。而其他几家股价仍然在下落。
但9月8日，深发展刚刚涨起来，就有人开始抛售。“调节基金”继续入市，于是有人再卖。这样反复两天后，深发展降到13.6元/ 股。
与此同时，禹国刚借接受记者采访的机会放风，呼吁股民勿抛售股票，造成股市继续下跌，否则受损失的只会是自己。
接下来的20多天里，深圳股市“调节基金”每天买进深发展，一直到9月30日国庆节前，深发展涨到14.95 元/ 股，而2 亿元救市资金也用去了1.7 亿元。但一个好的现象是，从9 月14日到29日，股市再没有出现大起大落，股民们的信心再一次树立起来了。
想起当年的情景，禹国刚到现在还有些后怕：钱已经不多了，很害怕救不起来。禹国刚回忆说：“犹如一个人拉肚子9个月终于止泻了，这个时候股民大概也有人感觉到了，有人在救市，但是这是绝密的，他们不知道谁在救。所以国庆放假了，那时候有一个股市沙龙，他们就跑到深圳的荔枝公园去开会，说我们都笨蛋，互相残杀，把股票价格压的那么低，不知谁买了那么多便宜的股票，国庆一复市咱就杀进去捞回来，这段话传到我耳朵了，正合我意。”
非常幸运的是，国庆后的10月3日复市后，股民重新杀入股市，连续14天止跌，两周后深发展涨到28元/ 股，三个多月后涨到48元/ 股，此时的深圳股指也达到了136点。
至此，救市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