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两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新名词写进宪法中,标志着短缺经济时代的终结。随着票证这样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退出历史舞台、证券公司营业部和投资者数量迅猛增长带来的跑道愈发通畅,股票也因时宜地进入无纸化的柜台交易(次年哈岁宝成为了首家以上网定价发行的股票,标志着认购证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红马甲”作为交易撮合的参与者,也成为了当时投资者最为津津乐道的职业之一。同时,开市集合竞价制度因此于是年8月得以诞生。令无数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一年竟是中国股市三年大熊市的第一年。
一年暴跌80%
1992年的股市疯狂,使得包括管理层在内的社会各阶层都对股市的判断产生了一定的误差。“五朵金花”以及“老八股”时期股票供不应求的局面,也使得部分管理者认为,群众对股票的需求如此巨大,因此有必要快马加鞭地发行新股。这种思维的结果,是造成了新股发行量严重超过了当时的国家规划。以上海为例,1992年上海共发行了20亿元左右面值的个人股与定向法人股,这超过了国家计划全国额度的20倍!
超发股票的恶果是,供求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供不应求一下子变成了供大于求。
1994年通货膨胀水平一度超过20%,一年期存款利率全年维持在10.98%的较高水平。奇高的利息水平,令中国股市不再具有吸引力。股市的暴跌引起了监管层的注意。3月14日,证监会宣布四条新规:新股半年内不上市,1994年不征收股票转让所得税,公股个人股年内不并轨,上市公司不得乱配股。这四条新规,由于每句话中都有一个“不”字,所以被称为“四不”政策。“四不”政策给市场带来了短暂的利好。政策宣布当天,沪深股市大幅反弹,上证指数涨幅超过9%。
但遗憾的是,反弹并没有持续,匆匆两日后便宣告结束。3月下旬,B股首先破位下行,接着沪指和深成指也持续走低。4月11日,沪深股市双双创出1993年以来的新低,沪指报659点,深成指则跌至164点。几天之后,新低再次被刷新,沪指一路飘摇,从600点区间跌至500,继而是400,最后跌到了300区间去了。市场仅仅用了半年时间,便从年初的833点回落到400点下方。上证指数在1994年7月29日跌到全年最低点325点。
政府救市的开始
1994年7月30日,各大传媒均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新华社的通稿《中国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就稳定和发展股市做出决策》。紧接着中国证监会在8月1日着手救市,宣布暂停新股上市,当天深沪两个市场的涨幅都超过了30%。此后连续上涨,上证综指涨至9月13日的1052.94点,累计涨幅215.33%。中国的投资者再一次领教了“政策市”的威力。但治标未治本,不久两地市场又暴跌36%以上。
由于中国证监会1994年8月1日还宣布了两条“建议”,即建立共同基金和中外合资基金公司,史称“三大政策”。与1991年的深圳救市相比,这一次的救市完全不同。首先,这是中国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联合行动,其级别之高,为1991年深圳救市所不能比;其二,救市的信息以新华社通稿的方式播发,各大媒体转载,其影响也并非1991年深圳的救市可比。由于以上两点重要区别,1994年的救市往往也被称为是政府救市的开始。
“三大政策”中扩大入市资金范围的表态也增加了投资者对未来资金面的想象。但它们真正实现要等到20世纪初。中国证券市场对投资基金的渴求,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停留在1993年8月20日 第一只上市的投资基金淄博基金发行的美好回忆里。
宝延暗战打响二级市场收购第一枪
市场的低迷,给嗅觉敏锐的产业投资者资本运作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中国宝安就此盯上了股权结构较为分散的延中实业。1993年9月13日,深宝安旗下宝安上海、宝安华东保健品公司和深圳龙岗宝灵电子灯饰公司在二级市场上悄悄收购延中实业的股票。9月29日, 上述3家公司已经分别持有延中实业4.56%、4.52%和1.657%的股份, 合计持有10.6%。由此,延中实业的股票价格从9月13日的8.83元涨至12.05元。9月30日,宝安继续增持延中实业的股票,持股比例达到15.98%。至此宝安才发布举牌公告宣称持有延中5%以上的股票,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情况下,向延中实业公开宣战。由此揭开中国收购上市公司第一页。而中国证监会第一次以裁判的身份出现在整场收购风波当中,最终宝安成功入主延中实业,而作为恶意收购(先斩后奏式的举牌),也付出了罚款100万元的代价。
1993年的宝延事件,深圳宝安集团通过二级市场最终购买延中股票达19.8%,而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由此开辟了中国证券市场收购与兼并的先河,成为中国证券市场首例通过二级市场收购达到成功控制一家上市公司的案例。宝延风波是中国大陆第一例股权转移事件,标志股份制改革和证券市场发展迈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其后万科参股申华、恒通控股棱光、康恩贝吃掉凤凰、辽国发拨弄爱使、恒丰举牌兴业、一汽买金杯等一系列事件,都可说是宝延事件激起的千层波浪,同时也催生了中国股市挖掘不尽的题材板块——资产重组。后来,1998年,方正入住延中,延中改名为方正科技。
一些资本除了在收购中各显神通外,也抓住机会展开策略性回购。1994年10月30日,陆家嘴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国家股减资的方案,由此陆家嘴成为我国第一家协议回购本公司股票并注销股份的公司。此回购案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减资回购从而规范股权结构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国家股减资回购,再增发一定数量的流通股(B股),进一步增资。股份回购成为一种“策略性“的资本运营工具。
君万之争来如山倒,去如闪电
股市收购的出现,为我国经济走向市场的进程留下了意味深长的一笔。其中,发生在1994年春的一件非同凡响的新“收购”事件也值得一提,这便是“君(安)万(科)风波”。
当年的3月30日,上午10点半,君安证券总经理张国庆和副总经理张汉生走进了王石的办公室。张国庆开门见山,告诉王石:“君安准备下午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正式提出对万科的意见。提意见是以告万科全体股东书的形式,并在明天的《深圳特区报》见报,建议改组董事会。”说完,张国庆和张汉生就离开了王石的办公室。整个谈话过程仅仅用了五分钟。而被扔在办公室的王石马上就明白了张国庆的用意:君安这是要夺取万科的领导权啊!
张国庆为何非要获得万科的控制权呢?原来,因承销破发,君安证券手中积压了1000万股万科B,按市场价售出将亏损3000万元。为了避免亏损,君安便想出了一个一箭数雕的招数:制造公司收购概念,夺取万科控制权,从而推动股价上涨,这样就可以拉高出货了。
而万科方面的股权分散也给君安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在当时,万科第一大股东持股也不过占总股本的6.5%。所以,谁只要持股超过这个数,谁就可以成为新的万科老大。而君安加上此次联合的四大法人股东,持股数就占到10.73%。
形势显然对王石相当不利。在经历了短暂的思索之后,王石迅速拿起电话,给13名董事打电话。在获取了多数董事的支持后,王石又紧急联系万科管理团队,商量对策。面对险情,王石认为有两件事是必须要做的,一是要从内部攻破,瓦解君安和另外四大法人股东的联盟。只要联盟瓦解,只拥有3%股权的君安将成光杆司令。另外,就是要阻止股价上涨,打消股民对于万科的投机情绪,而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方法,就是让万科股票停牌,用拖延战术为自己争取时间。
瓦解君安的联合军团,王石很快就找到了办法,四大法人股东中最大的一个,“新一代”企业有限公司在接到王石的电话之后,就明确表态,不认可君安开发布会逼宫等做法,并宣布退出君安联盟。让万科停牌却是一件难事。因为如果没有重大事项的话,万科是没有理由要求股票停牌的。怎么办,眼看着万科的股价已经遭到了投机者追捧。
千钧一发的时刻,王石突然想到,会不会有人知道万科被收购会引起股价大涨,所以提前建仓以牟利?于是,万科迅速查看了近两个月的万科股东变化和新开的户头身份,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去年为万科服务的渣打公司的宁志翔确实新买了2000万元的万科股票,而且户头开在君安证券营业处!看到这些连王石乐了,这条信息足以帮助万科向深交所申请停牌。
最终万科被连续停牌4天,加上星期日,万科停止交易的时间达到5天。在这5天中,王石和万科团队进一步瓦解了君安联盟,获得了更多股东的支持。与此同时,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市场足以消化君安与万科此次争端所造成的影响。4月4日,停牌4天后的万科复牌,没有出现大家担忧的快速上涨,股价表现异常平静。王石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当日下午,万科在深圳举行新闻发布会,王石向记者宣布:“君万之争已经结束。” 就这样,1994年的这场权利大争夺,仅仅过了5天,来如山倒,去也如闪电。
国债327惊魂
东边日出西边雨,自从1993年10月25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众开放国债期货交易起,新生的国债期货市场与同期中国股市的熊途末路截然相反,表现出一派牛气冲天的景象。
国债期货双边交易和杠杆交易等多项交易制度引发大量机构投资者由股市转入债市,仅在1994年全国国债期货市场总成交量就达2.8万亿元,占上海证券市场全部证券成交额的74.6%。而实际利率高于国债利率的现象,最终导致机构卖空非实物券、买入实物券,国债现货市场进入了供不应求的状态,伴随着中国人民银行恢复对国库券利率保值贴补,国债期货市场也就因此进入前所未有的火爆状态(特别是商品期货于4月6日被暂停交易后)。
此时“327”事件发生了。327国债是指1992年发行的三年期国债92(三),1995年6月到期兑换。1992—1994年中国面临高通涨压力,银行储蓄存款利率不断调高,国家为了保证国债的顺利发行,对已经发行的国债实行保值贴补。保值贴补率由财政部根据通涨指数每月公布,因此,对通涨率及保值贴补率的不同预期,成了327国债期货品种的主要多空分歧。以上海万国证券为首的机构在“327”国债期货上作空,而以中经开为首的机构在此国债期货品种上作多。
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消息证实要对“327”国债进行贴息,此时的万国证券管金生已经在“327”国债期货上重仓持有空单,并且是超过规定持仓量很多,万国证券因此面临天文数字的巨额亏损。于是,在下午4:22分,管金生开始出手,短短的7分多钟时间之内,万国证券抛出大量的卖单,最后一笔730万口的卖单让市场目瞪口呆(按照上交所的规定,国债期货交易1口为2万元面值的国债,730万口的卖单为1460亿元,而当时“327”国债总共有240亿元)。当时,国债期货保证金的标准定在2.5%,也就是缴纳250万保证金可以做1亿元市值的交易,但关键是万国证券做空期货交易的保证金根本没有,是透支交易。违规交易造成“327”国债期货收盘时价格被打到147.40元。当日开仓的多头全线爆仓,万国证券由巨额亏损60亿元转为巨额盈利40亿元。
最大的一个向上跳空缺口
交易结束了,结算要开始了,怎么办?根据规则,国债期货收市后开始清算,交易所根据浮动盈亏计算会员的保证金损失,不足部分需要追缴。此时,工作人员在焦急地等待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的决定。“不能动,今天的交易结果先不要发出去。”尉文渊告诉工作人员。思考了一会儿,尉文渊从桌子上的打印机里随手抽出一张打印纸,是一张少了半边的残缺的打印纸。写下这样一行字:“经初步调查,发现‘327’国债期货出现‘严重蓄意违规’迹象,交易所正在作进一步调查了解,请各会员单位等待通知。”写好后,他告诉工作人员立即将此通知发出去。而“严重蓄意违规”,成为后来调查组对“327”事件的性质认定。当晚11点,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出新通知,决定取消1995年2月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所有交易。
“327事件”震憾了中国证券期货界。在仲裁机关的调解下,2月27日、28日进行了协议平仓,但效果不甚理想,3月1日又进行了强行平仓。局面刚刚明朗,又值两会召开,对“327事件”责任的追究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注的焦点。后来,中纪委、监察部会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在上海市政府配合下进行了4个多月的调查,在此基础上作出了严肃处理,当事人之一的管金生由此身陷牢狱,另一当事人尉文渊被免掉上交所总经理的职务。“327”国债期货事件事后被著名经济学家戴园晨称为“中国的巴林银行事件”。
1995年3月31日周道炯被任命为证监会新一任主席。周道炯自1995年3月至1997年6月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他上任时上证指数在600点附近,上海股市日成交量6亿元,离任时上证指数在1200点以上,日成交量100亿元。其间经历了两次上升行情,第一次是因为关闭国债期货引发的1995年5月18日的井喷牛市,以“中国股市上最大的一个向上跳空缺口”的方式一举结束了长达三年的漫漫熊途。第二次为1996年初开始的绩优股长期牛市。1996年的大牛市改变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全貌,投资者从以投机为主的跟庄炒作开始向以投资为主的价值投资转变,股市中涌现出了相当多的明星股票,例如四川长虹、深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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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鸿儒
出版社: 中国金融出版社
副标题: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
出版年: 2008-12
页数: 806
定价: 98.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04948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