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还是灭亡?这是一个问题。”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发出的存在主义式疑问,几百年来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当中国券商要在资本市场的生存竞争里一开始就直面这个生死存亡的抉择时,多少显得有些迷茫和慌乱。“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中国证券市场法律法规草创阶段,达尔文的丛林法则显得异常野蛮和粗暴,竞争的无序和失范更加剧了券商对于存亡问题的恐慌。
21世纪的最初几年,经过残酷的生存和死亡考验之后,券商的竞争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动,一些昔日的“先驱”已然成为“先烈”,而更多的券商则希望在这场洗礼里实现凤凰涅槃式的浴火重生。
曾经的业界龙头华夏证券在2002年举办了盛大的十周年成立庆典,典礼上留下了一段感人肺腑又耐人寻味的感言:“我们经历的所有挫折和痛苦都会变作财富,我们流过的每滴泪水和汗水都会化为珍珠。”这段华丽的文字最后与当年很多叱咤中国资本市场的先行者一起成为中国股市沉浮录上悲壮的一页。
股权分置改革开始试点
2001年6月14日至2005年6月6日,中国证券市场迎来了历史上最漫长的熊市。导致这一轮熊市是诸多因素叠加共振的结果,其中最大的政策利空是国有股减持和股权分置改革。随着股市规模逐渐增大,股权分置越来越成为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阻碍,成为股市必须迈过的一道坎。2001年6月,股权分置改革开始试点,国有股、法人股拟以市价全流通,市场闻风而落,短短七个月的时间便从2245点大跌至1339点。6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央行开始清查违规资金,大盘连续大幅急速下跌,展开了一轮更大调整。舆论纷纷开始把熊市的诱因归为“国有股减持”和“股权分置”,火药味十足的声讨一浪高过一浪。8月,当时的“超级明星绩优股”银广夏、东方电子业绩“造假”曝光,随后,一贯“绩优高成长”的风华高科、清华同方、环保股份、大唐电信等中报业绩纷纷出现问题,并迅速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加速市场的暴跌和崩溃。大盘随之一泻千里,市场由繁荣落入了死寂,笼罩在一片寒冷的阴霾之中。
尽管监管层在纾缓政策对市场的冲击方面时有动作,但上市公司暴露出来的深层次问题积重难返,市场回暖乏力。深沪股市从2001年开始调整,券商自2002年起陷入整体亏损,各项业务不断创下历史低点。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显示,自2000年至2004年,整个证券行业的潜亏高达2200亿元人民币,131家券商平均每家亏损额近20亿元。2002年初,已有22家证券公司积累了大量的历史遗留风险,其中12家情况较为严重。2003年下半年起,证券行业进入风险集中爆发的阶段。行业连续亏损,资金缺口巨大,挪用客户资产、坐庄、非法融资等违规问题非常普遍。最艰难的时候,全部130多家券商的净资产仅为386亿元,违规负债数以千亿计,而四年熊市中累计亏损额高达831亿元。部分公司面临严重的支付危机和信用危机,证券交易结算潜伏巨大的系统风险。2004年,沪深两市的成交总量基本徘徊在200亿元左右,以此计算,仅仅能够养活约45家券商。在行情最低迷时,有的营业部一天的佣金收入仅有区区几百元。
疯狂的赌徒,疯狂的博弈
2001年初,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对当时资本市场的各种不规范进行了严厉抨击:“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这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坐庄、炒作、操纵股价这种活动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吴敬琏在节目中还表示,中国的股市从一开始就很不规范,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它就不可能成为投资者良好的投资场所。这段话后来被归纳成著名的“股市赌场论”。吴敬琏的观点很快就引发了证券市场的巨大震动,更在经济学界引起了热烈讨论。同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关于如何正确评价中国股市发展状况”的恳谈会上,董辅礽、厉以宁、萧灼基、韩志国、吴晓求五位重量级经济学家联手回应吴敬琏的观点。五位学者认为,证券市场中投资、投机皆不可少,投机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必要先导。然而,当人们为中国股市的赌场性质论战正酣的时候,一些在资本游戏中输红了眼的券商依然肆无忌惮地进行疯狂的博弈。
随着股市的低迷,券商们一直引以为傲的经纪业务利润急剧萎缩,而与之相关的投行业务、自营业务和理财业务也屡遭重创,券商只能勒紧腰带、艰难度日。出于求生本能,部分券商开始剑走偏锋、险中求利。不少业内人士后来指出,这场似乎没有终点的漫漫熊市,把部分证券公司逼上了违约理财的险路,证券公司理财黑洞越挖越深。调查表明,当时透明与不透明的委托理财超过2500亿元,违规理财超过1000亿元,100多家券商或大或小都有委托理财纠纷。加上证券公司没有合法的融资渠道,而他们手中又有一大笔可观的客户保证金,一些铤而走险的券商开始变本加厉地挪用客户的保证金或违规高息融资,再试图通过股票坐庄挣取高额回报。赌徒心理急剧膨胀,暴利幻觉严重扭曲了正常的经营管理,最后一搏的冲动使这些券商最终陷入恶性循环的泥淖之中而无法自拔。据统计,1993年至2004年的十年间,证监会查处的券商违法违规行为中,违规申购(占32.20%)、非法融资融券(占16.42%)和挪用客户保证金(占14.96%)三项相加的比重接近总违规行为的三分之二,在当时被称为券商的“三大原罪”。
在华丽的利润数据与浮躁的理财投资背后,一些嗜赌成瘾的券商正踩着红线生存。
南方证券的倒掉和广为流传的高危名单
2002年8月9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撤销鞍山证券的公告,鞍山证券因违规发行高息债券达151亿之巨而成为国内第一家被关闭的证券公司,其下属营业部由民族证券接管;
2004年元旦过后,证监会、深圳市政府宣布对中国券商三驾马车之一的南方证券实施行政接管。当时的报告显示,南方证券存在的债务超过200亿元,其中仅挪用的客户保证金就超过80亿元,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透支和国债欠库超过100亿元,委托理财的亏损超过30亿元。
在市场极度低迷的时候,任何风吹草动都牵动着市场脆弱的神经。从2001年开始,券商被关闭、托管、接管的消息越来越多,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尚存者看着倒下者的身影,似乎鬼影森森,生死茫茫,疑惧与焦虑在不断地积聚、发酵。到2004年9月中旬,券商绷紧的神经最终到了极限,一份所谓的“高危券商名单”在业内和各大媒体疯狂流传,这份属于“高度机密”的名单有23家和63家两个不同版本,最终广为流传的版本是一份列出了63家券商的名单。这份名单既有南方、汉唐、闽发等已经被托管的券商,也有一些未被报道过有任何劣迹的券商。神秘名单在传播中又引发各种虚虚实实的判断,比如“12家券商将进入特殊风险处置程序”、“数十家券商将倒闭”、“40%的券商将被淘汰”等等。
神秘名单的疯狂流传最终刺痛了管理层,10月26日,证监会通过三大证券报辟谣,指出高危券商名单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不过,有没有高危券商名单,抑或这份名单是23家还是63家似乎并不重要,问题的症结在于,诸多迹象表明,高危券商的存在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寻找券商综合治理的最佳药方
2003年8月,证监会召开“证券公司规范发展座谈会”,会上对券商提出“三大铁律”:严禁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严禁挪用客户委托管理的资产,严禁挪用客户托管的债券。“三大铁律”引起业界巨大震动。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给疲弱的市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同年8月,证监会开始推行证券公司分类监管,分别从资产质量、财务绩效、业务水平、风险管理、合法合规和诚信自律等方面设定了严格的评价标准,其中涵盖20项具体衡量指标。2005年6月30日,证监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建立证券公司风险处置的长效机制。随后,国务院发布《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工作方案》,正式对券商开展全面的清理整顿。
在强化制度监管的同时,管理层开始对拯救券商的“药方”进行调整。在以往的案例中,券商一旦出事,央行总会以“消防员”的角色出现,其施救的方式无非以下“三板斧”:证监会对有问题的券商实施行政撤消、关闭并进行债务剥离;然后中国人民银行提供再贷款,由地方财政做担保,解决自然人债务;机构债务登记在册,由新设的实业公司或另一券商承担,或者直接清算偿付。然而,用央行再贷款提供救济资金只是权宜之计,从宏观来讲会造成隐性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及政府公信力下降,并且容易让金融机构产生道德风险。对深陷困境的券商来说,行政接管、央行再贷款、直接注资等政策上的“宽容”或许只能抚平伤口,而真正的根治需要来自券商的自我救赎和刮骨疗毒。经过再三权衡,监管层决定在适度保留行政救助和政府注资的同时,开始考虑通过供求机制和淘汰机制等市场化手段来调动券商自身的“造血”功能,“扶优汰劣”的基本思路逐渐变得明晰。
在一个日成交量仅为一、二百亿的证券市场,充斥着130多家券商,而且是为数众多的小券商,经营业务雷同,毫无规模经营、竞争优势可言,市场的供求关系必然要求券商数量的减少和质量的提高,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也必然会将规模小、质量差、经营无特色的券商驱逐出市场,留下的只能是少数有能力做大做强的券商。中国证券行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行业龙头,而此时正是推动证券行业整合的最佳时机。
两股力量改写了证券业发展的原有格局
此次证券业整合的主力来自两方面:一是中央汇金、中国建投和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等新设中央企业;二是创新试点券商。这两大力量在证券业综合治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顺势而为,抓住机遇迅速壮大起来。
2005年6月,汇金公司和财政部共同出资70亿元,以银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为平台重组银河证券。2005年9月底,汇金公司对申银万国和国泰君安分别进行了25亿元和10亿元的股权投资,持股比例达到37%和21%,成为申银万国的第一大股东和国泰君安的第二大股东。与此同时,2005年8月,建银投资和中信证券共同出资筹建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建投中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分别受让华夏证券的全部证券业务及相关资产和非证券类资产。此外,建银投资还竞拍购买了原南方证券的有关资产,组建了建银投资证券。同时,在北京证券、湘财证券、华安证券等一些地方券商的重组中,也活跃着建银投资的身影。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虽然介入较晚,但出手不凡,2006年8月底,在重组广东证券、中国科技证券和中关村证券的基础上成立了安信证券。中央汇金、中国建投和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竞相获取了多家券商股权,并在公司董事会层面享有话语权,这对缓解当时券商的资金链危机和提振证券市场信心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创新类券商也是此次综合治理另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同时也堪称综合治理的最大赢家。诸如中信、广发、国信这些原本处于第二梯队的券商乘势收购或托管了部分问题券商的优质资产,从而获得了高速成长的机会,改写了证券业发展的原有格局。其中有的券商通过一连串的托管和收购,一口气增加了55家证券营业部和15家证券服务部。当时数据显示,18家创新试点券商的经纪业务市场份额已经占到了54%,比资源整合前提高了12个百分点,综合治理带来的发展推力和规模效应由此可见一斑。
通向新生之路
2006年8月16日,负债高达228亿元人民币的南方证券资不抵债正式破产。至此,持续5年的券商治理整顿告一段落,证券业的监管也逐步转入常规监管时代。证券行业综合治理是在资本市场实施基础性制度改革的关键时期,对全行业进行的一次全面整顿和制度改革。从推行分类监管、摸清行业底数、实行客户保证金第三方存管到清理违规理财等,整个行业经历了一场全方位的洗礼。经此整顿,一批高风险和严重违规的证券公司被处置,相关责任人被依法追究行政和刑事责任。与之相映照的是,券商的业绩实现了扭转,2006年上半年,全行业营业收入达231亿元,实现利润123亿元,盈利公司93家,证券业连续4年亏损的局面终于得到根本性扭转。
伴随四年熊市,那些困扰中国证券市场的问题券商或被重整筋骨,或被清理出局,曾经在股市上纵横驰骋的华夏证券、南方证券、大鹏证券、汉唐证券等20多家券商先后退出了证券舞台。与此同时,在整合市场资源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央系券商和创新类券商趁机崛起,获取了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更多的市场资源,从而推动中国证券业向新的竞争格局转变。
一个时代终结了,而另一个时代的舞台重新搭建,一场更加有序、健康的竞技已经拉开序幕。
券商生死大洗牌(连载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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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鸿儒
出版社: 中国金融出版社
副标题: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
出版年: 2008-12
页数: 806
定价: 98.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04948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