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作为普遍原则的维持生存性倾向

我们已经在本书中对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做出了批评。我们现在考虑人类社会中可以替代效用最大化原则的一般性推动力。其中一个这样的普遍原则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1976，pp.41-42）于1845年到1846年第一次提出的: 人类必须生存，才可能有能力“创造历史”。但是生活首先是吃、穿、住、行和其他的各种需要。因而，人类历史的第一个行为就是利用生产资料来满足这些需要，也就是物质资料自身的生产。 如果关于个人的物质需要这个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它必然会影响社会整体的基本本质。如果我们认为物质需要是人类的首要前提，那么，紧接着就可以得出结论:在人类社会中，对这些供应做出贡献的制度和惯例，也必须具有某种优先性。除非这些制度和惯例可以持续，并且是有效的，否则社会就会崩溃。因而，我们必须不仅定位于分析个人，还必须定位于分析制度，在所有社会中都存在生产、获取和保护人类生活方式的倾向。 可以论证的是，这些倾向来源于文化选择和社会演化的机制。在每一个社会中，都有一些制度和惯例比其他制度和惯例对于社会的生存更为重要。对系统的生存最具重要性的是，那些与人类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获取和保护首要相关的制度和惯例。一些社会将比其他社会给予这些制度和惯例更大的优先权。特别是，当不同文化之中存在竞争时，演化选择的过程就将在制度层面上运作。每一种社会形式的演化适当性，都将在一定程度上与这种社会形式中与生产、收集和军事能力相关的制度的效率和生存能力相关联。这些制度是那个社会中与人类生存手段的供应和保护相关的制度。我们将它们称为维持生存性制度（provisioninginstitution）。 其他的制度对于社会的再生产和生存来说，相对不是那么关键，而且可能在演化的过程中遗失或者被取代。通常这些制度是仪式制度或者休闲制度。然而，在许多社会中，生产和获取的惯例也充斥着传统的礼仪习俗，而且本身可能依赖于社会再生产和生存的仪式（Bush，1986）。仪式经常保护和支持生产活动。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仪式将不会轻易消失。尽管如此，在这些限制之下，维持性制度在演化过程中可能还具有一些偶然的优势，但最终是选择优势。① 我们这里的一个关键指标是，在特殊经济中重要产品和劳务的整体生产水平。生产更有效的社会具有更大的潜力超越其竞争对手。虽然这一规律存在例外，但是一个生产更有效率的社会，在生产人类生活必需品方面，将通过进一步的生产投资或通过征服而具备更大的能力进行扩张。至少在中世纪时期之后，历史研究对于在生产力水平和政治—经济扩展的能力之间的紧密联系给予了广泛的确认（Kennedy，1988;Maddison，1991）。 如果这种形式的“适者生存”（在这里适者被定义为最高水平的生产力）的演化选择过程发挥作用的话，那么社会文化将更为有力，在这种社会文化中，生产、分配和获取活动的惯例都具有文化因素和持久性。存在一种习俗倾向，这种倾向将支持勤劳和获取在文化中获得一定的突出地位。然而，其中特殊的习俗和惯例可以差异巨大，它们依赖于历史和其他的文化属性，并且可以导致各种各样的可能行为。通常，财富的占有，而不是财富的生产，具有更高的地位。在其他文化中，更高的社会地位被赋予猎手和勇士。而且，在其他文化中，农业生产的主导地位导致土地崇拜。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一般原则与各种各样的文化结果相一致。这种选择机制，在文明兴起的人类历史早期，是特别有效的，当时人们生活在无数相互竞争的部落之中，所有部落都接近灭亡的边缘。一个供应性文化的相对优势将更为明显。然而，当文明继续成长，并且生产提供的东西超过人类生活的直接必需品时，上述的文化选择机制将会给予维持性制度较少的直接优先权。尽管如此，每一个社区对于人类生活手段的依赖继续存在，这些制度的偶然选择过程依然继续。而且，即使在一个相对丰裕的社会中，生产和获取的某些文化需要，可以成长和演化。在现代时期，文化的结果是社会的演化，在其中生产和获取自身取代了宗教，作为人类信仰和抱负的源泉。如果给予维持性制度以优先权的文化可以盛行一个很长的时期，那么它们将影响个人属性的演化。凡勃伦认识到生活手段的供应对所有社会都非常重要。他论证说，选择过程不仅在制度层面发生作用，而且也在个人层面发生作用。凡勃伦（1899，1914）看到，使用“有效工作”或“技艺”的倾向是人类的基本本能之一。由于供应对于生存具有普遍重要性，这种倾向已经演化了几十万年了。如果凡勃伦的论证是正确的，那么在生活手段的供应制度中，文化选择在长期中的效果可能与相似的个体努力倾向的自然选择差不多。这些勤劳的倾向可以与其他个人倾向并存。不论在文化层面，还是在个人层面，选择过程都不可能将社会—经济系统推进到它最高的生产效率水平。选择机制是飘忽不定的、不完美的，在文化领域尤其如此。无效率的或者毁灭性的制度可能是非常顽固的。而且，正如上文所指出的，礼仪与生产效率经常结合起来。正如凡勃伦（1914，p.25）清楚认识到的，总有这么一种可能性:“低能的制度战胜了生活和文化。” 在所有人类社会中，进行生产和获取的一般动机都是内在的文化倾向，它本身是文化演进的产品，是由许多个人的供应性本能所支持的。这是一种倾向，而不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就像所有的倾向一样，它并不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 总是在结果中得到实现，其他因素可能会干扰它。尽管如此，如果上述论点具有某些合理性，那么其合理性就在于，具有一定重要性的演化原则，可以应用于所有人类社会之中。从演化的一般原则出发，如果将这些原则应用于所有包含变异和复制的复杂系统，那么就可以得出一些可以应用于所有人类社会的普遍原则。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中探索人类社会演化中供应性倾向的进一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