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一般性领域中的试探性路标

另一方面，我们在前面章节已经论证过，在社会科学中，一些普遍性假设是必需的。物质资源的相对稀缺和绝对稀缺就是两种这样的普遍性概念。我们需要考虑其他的跨历史概念的可能性。在先前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得到两个广泛的结论。第一个结论特别得自于第2章对于卡尔R26;马克思的讨论和第6章关于卡尔R26;门格尔的讨论。这个结论就是:对特定社会—经济体系的理论分析，不能完全依赖于仅仅从这个系统得出的概念。这是因为，对这些概念的组织和提炼，必须依靠其他的具有更大适用性的范畴。当分析社会—经济系统的特定类型时，马克思使用了诸如“使用价值”、“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般性范畴。为了探讨资本主义，我们必须参考其他的社会—经济系统;如果我们谈及社会—经济系统，那么我们就在使用那些跨历史的概念;等等。这一论述的元理论术语本身就是非历史的。虽然历史的和制度的特性是重要的，但是我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一般性的范畴。这些一般性的范畴和理论框架，必须在不可避免的、基本的分析水平上运作。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恰当的方法论，用来指导这些概念的建构。 第二个结论基于历史学派的正面成就和前两章的讨论。对于任何给定系统的完全分析不能，而且也不应该仅仅建立在一般性概念的基础上。第一层面的抽象必须是相当具有一般性的，但是，如果这些一般性层面被拓展得太远———就如同在新古典理论中一样———那么，危险就是我们止步于那些不能抓住现实的概念。对于更具一般性的抽象水平的分析范围，必须做出限制。 一个社会—经济系统就是一个开放的、演进的、复杂的系统的例子。因而，我们可以求助于系统论、复杂性理论和演进理论，寻求可以适用于所有这些复杂系统的概念和原则。对于这种最高层面上一般性的理论，我们不能期望过多，也不可能认识到什么是有用的。处于这样高层面的一般性和抽象的分析不可能给我们提供详尽的、理论的或者经验的基本原理。 尽管如此，最重要的是，系统论并没有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个框架（Bertalanffy，1971;Emery，1981;Laszlo，1972;J.Miller，1978）。系统论已经被雅诺斯R26;科尔奈（JanosKornai，1971）和尼尔R26;凯（NeilKay，1984）应用于经济学之中了，也已经被沃尔特R26;巴克利（WalterBuckley，1967）和尼古拉斯R26;卢曼（NiklasLuhmann，1982，1995）应用于社会学之中了。然而，虽然卢曼的工作提供了关于社会系统本质的重要洞见，但是它刻意地局限于最高层面的一般性。因而，它就具有社会科学中其他排外性的一般性理论的共同缺陷。系统论对于管理的、社会的、经济的和其他方面的问题许诺了解决方案，而这些问题是处于如此高层面的一般性所不可能解决的。在这里，所缺少的链接就是关于一般性和特定现象的不同分析层面之间的链接。 同样，现代的复杂性理论也试图得出一些一般性原则，应用于演进的、复杂的系统之中（CohenandStewart，1994;Kauffman，1995;Holland，1995）。也有学者试图将这一领域的一些见解应用于经济学之中（Colander，2000a，2000b;Louca，1997;Potts，2000）。复杂性理论具有巨大的价值，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对其要求太多（Horgan，1995;Rosser，1999）。我们只能将很少的精力放在这样的一般性理论框架之上。复杂性理论的一个关键的一般性洞见就是，对一般性的洞见施加限制;因此我们改为寻找特定的、暂时的模式，这样的模式可能在复杂系统中自发地演进。 19世纪，赫伯特R26;斯宾塞（1855，1862，1880，1894，1969）试图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他的一般性原则和拉马克（Lamarck）的演化原则的基础上，进行一次宏大的综合。但是，他进行统一的演化原则是存在巨大缺陷的，并且缺乏对于其中的因果联系的恰当解释（Peirce，1923，pp.162-163;1935，pp.15-16;Wiltshire，1978;Hodgson，1993a）。索尔斯坦R26;凡勃伦（1898，1899）论证说，解释的统一性的适当原则将可以在达尔文的生物学中，而不是在拉马克的和斯宾塞的生物学中找到。美国生物学家詹姆斯R26;鲍尔温（JamesBaldwin，1909）也非常详尽地论证道，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原则不仅仅适用于生物演化，而且适用于思想演化和社会演化。 唐纳德R26;坎贝尔（DonaldCampbell，1965）论证道，存在共同的原则，统治着所有复杂系统的演化原则，他是在战后首先这样论证的理论学家之一。理查德R26;道金斯（RichardDawkins，1983）将这一思想与“普遍的达尔文主义”思想相链接。一些系统理论学家已经发展出了这样的观点:演化理论提供了一套统一的原则，在这些原则之下，系统理论本身也被包括进来（Laszlo，1987）。 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普遍演化原则的思想并不意味着，对于社会现象的解释必须还原为生物学的范畴。相反，对于一般性演化理论的借助，为社会科学提供了一个非常基本的跨历史的框架。这里的基本思想是，复杂系统可能包含一些复制的实体，这些实体受制于一些选择过程。很清楚的是，在生物学的层面上，DNA就是复制实体的例子。但是，在社会层面上，复制实体却是非常不同的。它们包括社会惯例和社会制度。但是，即使复制系统（包括允许后天性格进行遗传的系统）非常不同，一个关于演化过程的一致论述，依然需要达尔文理论中的关键元素（Dawkins，1983;Hodgson，2001b）。只要存在一定数目的、可以复制出自己的非完美复本的复制实体，并且并不是所有这些实体都具有相同的生存能力，那么达尔文式的演化就会发生。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拥有对于所有演化机制或结果的完全解释。为了获得这样的解释，我们还需要额外的、与每一个科学领域相关的辅助解释。 这样的一般性的演化构想需要本体论的先验观念。达尔文主义是建立在变异和持续性的本体优先性的基础上的（Hodgson，1993a）。在这一本体论的基础上，达尔文的原则就被确立了。第一，在制度中必须存第18章在社会学和经济学理论中存在一般性规律吗 在持续的变异，并且必须考虑这些变异持续的源泉和机制。第二，必须存在某些连续原则（通过它们制度才可以持续）和某些遗传原则（通过它们，随后的制度与它们的先辈或祖先具有相似性）。第三，必须存在制度的选择和筛选机制。这里的问题在根本上是本体论的，涉及新颖性的源泉和持续的机制，并且它们本身不包括对于从生物学和其他科学中得来的特殊演化理论的坚信（Foss，1994）。① 在演化框架中还提出了其他的原则。我们将在下面的第22章中讨论其中的一些原则。赫伯特R26;斯宾塞（1862）受到让R26;巴蒂斯特R26;拉马克（JeanBaptistedeLamarck）和卡尔R26;恩斯特R26;冯R26;贝尔（KarlErnstvonBaer）的早期著作的启发，在其19世纪的著作中提出了下面的思想:在自然和社会系统中都存在关于日益增加的复杂性的“规律”。虽然这一思想在20世纪还有支持者，但是仍然存在很大争议。在现代生物学中，关于演化是否会增加复杂性的问题，一直存在着重要的、长期的、没有解决的争论。② 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自我组织的范式，这一范式是从伊利亚R26;普里高津和伊莎贝尔R26;斯唐热（IlyaPrigogineandIsabelleStengers，1984）以及其他学者的著作中得到的。实际上，一些演化经济学家将自我组织看做是中心原则。然而，在这些自我组织的单位之间依然存在选择机制问题。这样的单位存在于一种环境之中，这些单位与其他单位一起，必须从这一环境中获得资源。因此，某些这样的选择过程就可能发生。在这一基础上，斯图尔特R26;考夫曼（StuartKauffman，1993）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自我组织的观点与构思广泛的、涵盖范围很广的达尔文理论完全相容。 一个相关的可能性是在经济学领域内使用熵定律（GeorgescuRoegen，1971;Saviotti，1996）。在这一框架中，复杂系统的演化包括系统中无秩序的减少，或“负熵”的增加，虽然在整个全球系统中熵总是增加的。局部复杂性的获得，是以全球的损失为代价的。一般来说，在将熵的概念纳入演化框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Laszlo，1987;BrooksandWiley，1988）。然而，在将这些思想引入经济学时，问题依然存在。特别是，经济评价的模式和单位难以与自然标准（诸如生态的多样性和持续性）相融洽，而不是将一种评价模式简单地等同于另一种（Khalil，1990a，1991;Lozada，1991）。生物经济学家正在努力解决这一基本的概念问题。① 在这里对所有这些问题都给出公正的评价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的目标仅仅是指出经济学中普遍原则的某些可能来源。它们是在最抽象层面的一般性，是关于所有演化的复杂系统的共有特征。考虑这一最抽象层面，目的是引出一个关于思想和原则的框架，用这一框架来建立更为坚实的和历史敏感的东西。这些一般性思想可以作为框架或探试方法。它们不能包括详细的预言或解释。尽管如此，它们都是有用的、必需的，它们作为元理论的“支撑”，用于支持对特定现象做进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