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供给和需求是普遍的吗

如果市场不是普遍现象，那么又如何解释供给和需求力量的存在?赞成供给和需求的一般性的其中一个论证来自休伯特R26;亨德森（1921，p.14）: 我们试图去揭示的、在经济世界多种多样的现象中存在和运行的规则，如果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特殊产品，那么它也就没有那么引人注目、令人印象深刻了。商人冒险、公司、信用;行会、政府和劳工协会就会来来往往，转瞬即逝。但是在所有这些现象之下，并且如果需要的话，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只要人类的命运还受到亚当的诅咒，供给和需求的深刻调整将会持续地将自己制造出来。 但是，这一论点走得太远了———并且包括的东西太多了。亚当的诅咒是指人类必须为了生存而工作。即使这是一个普遍性的痛苦，它也不意味着供给和需求是普遍性的。 亨德森和其他学者混淆了供给、需求与生产、消费。当然，对于全部的人类历史而言，都存在着生产和消费生活必需品的普遍性需要。这就是亚当的诅咒。但是，经济学的教科书是从技术层面使用“供给和需求”的，生产与供给不是一回事，消费和需求也不是同一个东西。需求既不指需要，也不指消费，而是指愿意并且有能力在一定价格水平上购买的产品或劳务。供给不是指生产，而是指在一定的价格水平上愿意出售的产品或劳务。供给和需求是交换能力的衡量尺度，因此不可能在没有产权、交换和某些价格概念的制度前提下存在。即使在伊甸园中，也需要一些时间来建立这些制度。供给和需求不是普遍性的概念，而是交换和市场世界中的特定概念。 即使在教科书中，也没有完全说清楚，诸如供给和需求，是通过价格机制体现出来的交换能力的衡量尺度，因而需要财产和交换的制度前提条件。因此，就可能对它们的普遍性做出错误的判断。相反，它无论如何也不会削弱供给和需求机制对于特定的、集中的交换和市场世界的重要性。对于这些机制的适当的理论分析，不是通过虚假的普遍性主张来取得其地位的，而是通过解释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中的一些中心的、普通的现象来获得的。 稀缺和竞争是普遍的吗 对于莱昂内尔R26;罗宾斯来说，经济问题就是在给定目标下稀缺手段的分配。然而，马歇尔R26;萨林斯（MarshallSahlins，1972）在对罗宾斯和其他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直接攻击中指出，部落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不同，因为它们并不产生持续增加的需求。①他对于热带地区的部落社会、狩猎—采集社会的研究表明，他们面对的是充足的食物和其他必需品，资源无限制地用于实际用途。这与现在的资本主义形成鲜明对比。这样，萨林斯颠倒了新古典主义的观点:有可能存在大量的资源和稀缺的需求。 我们需要首先指出，稀缺这一术语具有很多不同的意义。罗宾斯（1932，pp.12-16）明确地将稀缺概念与“有限的”资源的概念相联系。但是，在社会—经济系统中，有几个重要的项目在罗宾斯的意义上不是“稀缺”的。例如，信用，作为经济运转的核心，虽然其供给是有限的，但它不是稀缺的资源:信用越被使用，经济越依赖于信用，信用就越是增加。同样，荣誉和彼此之间的尊重，当它们被使用时，其总量也没有减少。稀缺在罗宾斯的意义上很难与持久的大量失业现象相一致;劳动力在这一情形下远不是有限的。 罗宾斯稀缺原则的局限性，也会在信息和知识问题中表露出来。信息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因为，如果它被出售，它仍然保留在出售者的手中。另外，由于“干中学”现象的存在，技能和知识并不是严格给定或严格限制的。正如艾伯特R26;赫希曼（AlbertHirschman，1985，p.16）所指出的:“使用诸如技能这样的资源，对于改进技能，对于扩展（而不是缩减）它的有用性具有直接效果。”特别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知识密集型经济中，所谓的普遍稀缺的“定律”就这样被打破了。知识和信息在固定资源的意义上是非稀缺的。 罗宾斯关于稀缺是有限资源的观念是不恰当的。我们必须在绝对稀缺（来源于自然的吝啬）和相对稀缺（描述这样一种情形，在给定的时间和空间的一点上，某些手段对于给定的角色不是直接可用的）之间做出区分。显然，至少在绝对的意义上，稀缺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资源。正如以上所指出的，一些非物质资源，诸如知识和信用在绝对的意义上并不是稀缺的。然而，至少在这个星球上，物质资源是有限的，绝对稀缺的原则可能适用于它们。 与绝对稀缺相比较，相对稀缺是普遍存在的、不可避免的问题。没有哪个个人或组织可以直接接触到满足他们需要的所有物质和非物质资源。至少在这一意义上，存在一个普遍问题。因而，在稀缺概念是经济学的中心概念这一观点中，还是存在某些真理的。但是稀缺只在有限的意义上是普遍的，认识到这一点是重要的。 著名的环境经济学家赫尔曼R26;戴利（HermanDaly，1974）是少数几个区分这两种形式的经济学家之一。戴利指出，正统经济学通常仅仅提及“稀缺性”，并且将它作为永恒的和普遍的。因此，面对世界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史无前例的水平，正统经济学对全球物质资源稀缺这个历史偶然性的、日益增加的生态问题关注不够。 关键问题是，进行选择的行为者，在获取手段来满足给定目标时，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经济学必须面对的唯一问题。如果我们要理解任何社会—经济系统的功能，那么，经济学也就必须考虑资源在整体上是如何从系统中产生的，也就必须考虑人类的目标和需求如何改变。经济学应将自己定义为给定需要前提下的稀缺资源的分配科学，这一观点是特别狭隘的，相对来说这是近来对于这一学科的定义。对于较早时期古典的、历史的和制度的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学必须研究人类生活手段的供应，包括对于绝对稀缺、相对稀缺和根本不稀缺的资源的使用。 在追求普遍原则的过程中，主流经济学很少花工夫对稀缺概念进行解构。稀缺被提升为一个普遍原则，而很少关注不同类型的稀缺和各自的局限。竞争的概念也被赋予了相似的作用。由于19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兴起，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声称，稀缺和竞争的相同原则既适用于人类世界，也适用于自然世界。杰克R26;赫什莱弗就是近代的一个典型例子。他写道:“像稀缺、竞争、均衡和专业化等基本概念，在这两个领域内发挥了相似的作用”（Hirshleifer，1977，p.2）。这是他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论点的一部分，“经济学帝国主义”认为，“经济学的”假设主导了所有的社会科学，也包括生物学。 但是，生物学没有给予以下观点全心全意的支持，即面对稀缺的对抗性的竞争是普遍状况。在生物学中，存在一个历史悠久的、观点相反的传统思想。叶文基R26;克鲁泡特金（PetrKropotkin）于1902年出版了《互助论》（MutualAid），论证说，竞争并不是普遍的自然规律。他给出了大量的自然界中进行合作的证据。另外，赫尔曼R26;莱因海默（HermanReinheimer，1913）既反对社会领域内的竞争的普遍性，也反对自然界中竞争的普遍性。从那以后，许多随后的研究证明了以下的观点: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都存在充足的关于合作的例子，而相对来说只存在有限的关于稀缺资源的直接竞争的例子。生物学和人类学都没有给面对稀缺的普遍竞争的假设提供支持。① 尽管如此，虽然包含相互对抗和敌对的竞争不是普遍的，但是物质资源的绝对稀缺却意味着，所有的有机体都是这样的有限资源的潜在“竞争者”。这一有限意义上的竞争来源于绝对稀缺的存在。但是它并不必然导致敌对的、非合作的或者贪婪的行为。在这一有限意义上的竞争只不过是绝对稀缺的概念，而且从它而得出任何特殊的行为结果的做法，都是误导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