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被忽略的问题

我们已经为方法论问题打好了基础，这对于社会科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由于一般性理论学家加上少数的非理论的经验主义者，对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主宰已经排斥了这一问题。方法论在许多研究领域里已经变得不再流行了。关于一般性与特性、同一性与差异性的方法论讨论被遗忘了。 我说的是“遗忘”，而不是“未探索到”。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经济学家们都致力于研究核心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几个卓越的经济学家还在继续讨论这一问题。许多文献讨论了这一主题思想。卡尔R26;马克思（KarlMarx）、卡尔R26;门格尔（CarlMenger）、阿尔弗雷德R26;马歇尔（AlfredMarshall）、古斯塔夫R26;冯R26;施穆勒（GustavvonSchmoller）、沃纳R26;桑巴特（WernerSombart）、马克斯R26;韦伯（MaxWeber）、约翰R26;康芒斯（JohnCommons）、弗兰克R26;奈特（FrankKnight）与其他许多思想家都致力于这一问题的研究。 然而，今天这一问题却被大多数人忽略了。①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没有察觉到这一问题。而且在教科书中这一问题也被忽略了。不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家还是后凯恩斯经济学家，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虽然较早的理论学家，如卡尔R26;马克思和约翰R26;康芒斯研究了这一问题，但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却很少关注这一问题。虽然马克斯R26;韦伯致力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可是除了在关于理想型的现代论述的阴暗角落里出现以外，多数的现代理论社会学都忽略了它。然而，在大约100年的时间里，这一问题占据了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头脑，而且这一问题是多数社会科学和经济学分析的中心。 本书致力于这一问题。那么这一问题究竟是什么呢?我把它称为历史特性问题（theproblemofhistoricalspecificity）。它首先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历史时间与地理空间中存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系统类型。历史特性问题致力于研究社会科学中的解释统一性的局限问题:实质不同的社会-经济现象，可能需要在某些方面不同的理论。如果不同的社会-经济系统具有共同的特征，那么在某种程度上，需要用来分析不同系统的不同理论就可能适当地分享一些共同的特征。但是有时也会有重要的差别。适合于一个实际的客体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可能并不最适合于另一个客体。历史特性问题从认识不同分析客体之间重要的潜在差异开始。一个理论可能不能适合所有的客体。 例如，今天的社会-经济系统与500年前、1000年前或2000年前的系统相比，区别就巨大了。即使是今天，现存的、处于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系统尽管具有一些共同的特性，但是在关键细节上，彼此之间也具有实质性的不同。在生产和分配的结构、规则和机制方面都存在重要的差异。与文化的不同相关，个体的目的和社会规范也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可能会非常巨大，以至于它们会对于本体的解释性统一施加限制。结果是，在某种程度上，不同类型的社会-经济系统可能需要不同的概念和理论工具。分析具有重大不同的客体可能需要不同的理论。 重复一下:这些不同理论的任何共同方面，都可能适当地反映涉及的系统的共同特性。历史上共同的现象———例如物质资源的稀缺性———是可能存在的。然而，当我们比较社会-经济系统时，会发现它们存在相似性，也存在重要的差异。我们可以论证，用来分析这些系统的理论可能也必须达到高度的程度差异。 许多这样的差异是不能仅仅用不同的参数值来捕捉的。经济现象的复杂性表明，仅仅将一个单一的、一般性的理论进行特殊应用，这是远远不够的。历史特性问题研究独特的、特定的理论的发展，每一个理论适用于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系统。一个关于（例如）封建主义的充足理论可能对（例如）资本主义来说就是不充足的。一个本质上不同的现实可能需要一个实质上不同的理论。 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的充足理论必须致力于研究市场与就业契约的盛行，并且解释市场导向的、追求利润的企业行为。然而，市场和在市场上运作的企业在封建制度下只有很小的作用。因而，有关市场的专有概念———例如市场供给、市场需求与市场竞争———与封建主义的理论就没有多少关联。相反，封建主义的理论必须集中于另外一套实质现象。有关封建等级和权力本质的其他概念将与之有更大的相关性。当然，封建主义理论与资本主义理论有可能共享共同的特征和基本的理论框架。我们将在本书的第四部分探讨这一可能性的广度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假设，共同的基本框架必然形成一个充足的或完全的理论。资本主义制度与封建主义制度之间的本质差异，给同时包括两者解释性统一的范围施加了限制。 我们需要注意例如如下的问题:什么可能构成两个现实的“本质”区别，两个理论在哪个方面可能产生差异?这些问题都存在很大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在哪一方面体系之间“存在本质区别”，或者一个理论的“核心概念”由什么组成，对于这样的问题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如果没有对方法论和社会本体论的仔细研究，就不可能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在当前的最初阶段，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成对于这些问题的完全精确的理解。这里所要表明的要点是，我们有一个表面上证据确凿的问题需要回答，这一问题涵盖广泛的惯用语的意思问题，这些惯用语包括例如“现实在本质方面可能会不同”和“一个理论的核心概念和范畴可能必须加以区别”。接受这些表面上自明的东西，就必然要求我们努力对这些陈述做到更加精确。事实上，这些争论的大部分重要细节，涉及的恰恰是进一步验证和精确化的问题。 但是除非我们接受这些表面上自明的东西，否则就不可能提出这些问题。本书主要就是提出这些问题。我们主要在本书的第四部分提出一些试探性的答案。本书对经济思想史的漫长探究，其全部目的就是为了表明，这些问题中的其中一些过去是如何被提出的，现在又是如何被模糊和遗忘的。现在为了努力达到精确和知识进步的目的，我们可以向过去提出和争论过这些问题的思想家们学习。 正如前面章节所论述的，在构建任何的跨越复杂和迥异案例的一般性理论时，存在复杂性和不易处理性的问题。不易处理性问题强迫许多理论学家建立特定的假设。结果，绝大多数宣称是一般性的理论，实际上在它的范围内是特定的。而且，对易货经济和货币经济的比较表明，向表面上更具有一般性的方向努力，有时会丧失对于特定关系和连接的强调，而这些特定关系和连接是特定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要特征。任何试图解决历史特性问题的解决方法，都必须处理一般性与特定细节之间可能的平衡问题。 但是，更为确切地说，我们的问题可以被重新规定为“历史与地理的特性问题”，因为在社会-经济系统之间既存在时间的区别，又存在空间的不同。特殊的类型在原则上不局限于空间或时间。这样一种现象是可能的———但是在社会领域内是不可能的:一种类型的社会-经济系统的两个个例会在不同的时间或空间出现。因而，这一问题可以被称为“特性问题”。但是在这里我们依然保留“历史特性问题”这一用语，这是因为，在对此问题超过一个世纪的历史讨论中，对于不同类型的考虑主要———但不是全部———放在了历史视角之中。尽管如此，地理区别如同历史区别一样重要，而且这本书的讨论可以应用于所有的差异分析，跨越时间，也跨越空间。 我们用T来代表一个理论性分析，这一分析对于解释处于某一实际研究领域D内的社会-经济现象集合，在某种程度上是充分的和适当的。任何一个充分的、适当的理论T，必须研究处于D内的现象所隐含的因果机制和结构。当然，充分的和适当的标准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在检验的阶段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D是一个不同的———历史的或空间的———社会-经济现象的集合，这些现象能用T进行（充分的、合适的）解释。从技术上说，T是解释变量（explanantia），D是被解释变量（explananda）。在D内的个体现象可能是历史特定的，而且，理论分析T可能是对于历史敏感的。 更加清晰地说:T绝不是D的简单反射。任何T的建立总是需要一个抽象和简化过程，以致与D紧密相关的细节不可避免地被忽视了。而且，没有先验的原因解释为什么T不必具有解释一些额外现象的能力，这些额外现象不包括在原始集合D中。由于这个原因，不是理论而是个体现象，一般来说才可能被描述为具有历史特性。 科学的一个基本和适当的目的，是寻找囊括尽可能大领域D的T。然而，这里我们主要的主张是，在任何单一的T领域内，D的扩张都存在限制。 如果可能的话，D的某种扩展会以不同的途径发生。我们可以区分外延的扩展和内涵的扩展。通常D的外延性扩展，通过引进需要解释的东西的更加多样性的本质类型来实现处于时间与空间之中的D集合边界的扩展。D的内涵型扩展是指将现存项目更多的“细节和结果”纳入需要解释的集合之中。外延型扩展与内涵型扩展的区分依赖于本质现象与更为表面的、具体的现象之间的差异。这些术语再次需要进一步的澄清，但是这一工作必须在较晚的阶段进行。 关键是，虽然统一性是科学的一个重要目的，但是社会-经济现象多样化的、复杂的、不断变迁的特点意味着，盲目追求使T普遍涵盖所有可能的D，可能会破坏T的充分性。对于它们自身来说，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存在，不会破坏科学中解释性统一的价值与重要性。复杂性与统一性可以走到一起。但是，真实现象的多样性所包含的结构和因果机制的多样性可能会对解释性统一施加真正的限制。一个充足的理论T，它涵盖广泛的或普遍的D，可能是难以琢磨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没有根据地、不顾任何代价地追求一般性理论的努力，可能会放弃任何对于潜在的结构和因果机制的强调。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中不存在普遍性特征或概念。这意味着一个关于复杂现象的充足理论，不能全由这种普遍性特征组成。我们已经论述了支持这一论点的其中一些原因，进一步的原因将贯穿于整本书中。 有害的是，?现代社会科学中，我们可以发现具有以下综合症状的例子。获取一个涵盖广大的、扩展的D的T′的努力是与这样一个主张相关联的，即T′是一个良好理论，仅仅是因为集合D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巨大容量。但是D的广泛性本身不是评价T′充分性的优秀标准。现在，我们能找到似乎可以涵盖无限集合D的理论。这样的理论有时是不可证伪的，并且对D施加很少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对T′中所宣称的解释的充分性或意义提出严肃的问题，并对其质疑。现代社会科学一个病态的疏漏，就是经常忽略这些问题。 对于历史特性问题的认识，需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历史特性问题帮助我们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区分开来。社会-经济系统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然而物质世界的本质特性和规律自从大爆炸之后就没有变化过。因而，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步骤必须改变，以追寻不断变化的分析主体。在自然科学中就不是这样。 一个例外是生物学。在生物界，如同在人类社会中一样，新的物种和现象出现，而其他的消亡。因此，生物学将一般性原则（例如分类法和进化规律）与关于特定机制和现象的特殊研究相结合。这就是为什么社会科学必须更接近于生物学而不是物理学的一个原因:生物学具有一个历史（或者说演化）特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