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解释性统一的局限

从本质上来说，一般性理论会达到一定程度的解释性统一。可是，正如尤斯卡里R26;梅基（UskaliMaki，1990a，1990b，即将出版）所指出的，存在不同类型的解释统一性。首先，逻辑的统一或者衍生的统一意味着，“在一个学科中越来越多的命题变得可以从同样的公理集合中得到，或者同样的命题集合变得可以从越来越小的公理集合中得到”（Maki，1990b，p.331）。这一统一的概念包含了纯粹意义的公理和推导出的命题之间的演绎推导关系。许多经济学中宣称的解释性统一都属于这种衍生类型。它们是没有本体论基础的演绎推理结果。 衍生的统一建立在理论的推断能力之上，而与之相反，本体性统一的思想就建立在参照的和代表的能力之上。如果一个本体性的解释统一是可能的，那么它必然建立在一系列现象之中某一潜在的本体统一之上;它们必须共同拥有一些物质实体基础。任何现象中的解释性统一必须从调查和发现中得出，而不是纯粹地强加假设。优先权必须给予实体，而不是命题（Maki，即将出版）。 因而，一般性理论建构的局限所在和局限的本质是各异的。使用衍生统一进行一般性理论构建的局限是缺乏本体基础。这些局限与统一的边界无关，与可以被统一的项目数量也无关，而与解释的充足性有关。我们可以得到衍生性统一，但是它自身是不可能形成对于真实现象的因果解释的。 另一方面，本体的解释性统一的局限依赖于被调查现象之中是否存在潜在统一。既然探究隐藏在各种各样真实现象背后的潜在统一恰恰是科学的中心目标，那么任何反复发生的元素或者相似性的缺失都会对本体的统一施加限制。本体的解释性统一需要对相似结构或者因果机制进行辨别。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一个理论进行统一的能力不是依靠它的公理或者命题，而是依靠它在应用领域内真实的、潜在的统一性或相似性的程度。这些对于本体的解释性统一的可能限制，是我们目前研究工作的主要关注点。① 我们可以把现实看做是由不同的实体层次组成的。在这些层次中，可能有一个层次和物理学研究的物质相关，有一个层次与化学研究的分子相关，有一个层次与生物学关注的生命器官相关，等等。这些层次本身可能还可以继续细分。例如，在物理学中，量子物理与机械物理研究的就是不同的层次。因此，不同的科学理论可能与现实的不同层次相关联。 虽然普遍性规律既具有科学的吸引力，又具有一些解释力，但是当涉及处于不同实体层次的特定情形和情况的细节时，它们的应用经常存在局限。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可能可以解释整个宇宙，并且它的应用领域可以扩展到所有的物理现象，但是它对于像明天的天气如何和金门吊桥的承受力大小等问题，就没有多少指导意义。在进行统一方面，一般性理论具有令人敬畏的吸引力。但不论是统一性还是一般性，都不意味着理论可以对处于不同实体层次的特殊的、偶然的情况提供充足的解释。 我们可以论证，在社会科学领域，需要解释的真实目标之间存在差别，这就对任何一般性理论的范围施加了限制。很久以前，马克斯R26;韦伯（MarxWeber）就得出了相似的结论。1904年，韦伯（1949，pp.72-80）写道，“最一般性的法律”其“价值也最小”，因为“其范围越广”，它们偏离解释特定现象的任务就“越远”。这一论断与欧内斯特R26;内格尔（ErnestNagel，1961，p.575）的“广度与强度的反面变化原则”（principleoftheinversevariationofextensionwithintension）相似。这一原则宣称，在理论的一般性与其信息内容之间存在一个补偿关系。这一论断后来经拉思R26;尤坦（Larsudéhn，1992）发展，对反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一些假设所宣称的一般性，贡献了一些力量。① 有人建议说，相似的问题可能也适用于自然科学。物理学家现在迷恋于TOE（万物理论，TheoryofEverything）或者GUT（宏大统一理论，GrandUnifiedTheory），这一理论将量子理论与广义相对理论相嫁接。超弦理论（superstringtheory）就是这一项目的一部分。但是正如杰克R26;科恩和伊恩R26;斯图尔特（JackCohenandIanStewart，1994，p.365）所指出的，“一个包罗万象的理论将整个宇宙都包括进去，也正是这一点使它毫无用处。”① 在社会科学中出现的一些一般性理论类型，会出现另外的一系列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将在第16章和其他部分更详细地讨论。认为个人行为来源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一般性理论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在第16章将论证，这一理论是不可证伪的，而且在原则上可以应用于任何行为，包括非人类有机体的行为。如果这一论证是有根据的，那么像牛顿或爱因斯坦之类的理论与效用最大化之类的理论之间就存在关键的区别。其区别是，物理学规律对可以容纳的补充性理论类型施加了限制。而效用最大化理论就不是这样:任何行为都与效用最大化理论相容。社会科学中对一般性的鲁莽追求导致了可以与任何可能有机体的任何可能行为相适应的理论。但是自然科学中的著名理论就不是这样。 因此，社会科学中所取得的许多解释性统一，对现实中反复发生的因素或相似性缺乏探索。效用最大化理论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它的提倡者只是简单地操纵这一理论，使之适合任何现象，而没有成功地辨别相似的、潜在的因果机制和结构。所以，这一理论取得了派生的统一性，而没有达到本体的统一性。相比之下，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理论则达到了高度的本体统一性。 所有的科学都需要处理“相同”和“不同”的问题。正如生物学家理查德R26;莱文斯和理查德R26;列万廷（RichardLevinsandRichardLewontin，1985，p.141）所指出的:“事物是相似的:这使得科学成为可能。事物是不同的:这使得科学变得必要。”一般性理论学家有时过分强调相似性，而忽视区别。这些问题在社会科学中尤其严重。一个一般性理论可以粗陋地掩盖在不同的社会-经济体系中存在的所有历史和地理区别。 尽管如此，还是存在一些重要的例子，一般性理论成功地处理了复杂体系。查尔斯R26;达尔文（CharlesDarwin）的进化论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然而，生物学没有降低这一伟大成就的重要性，也没有把自己局限于这样的一般性之中。进化生物学具有一些规律或者原则，通过它们可以解释起源和发展问题。对于特定有机体的进化进行分析需要关于这一有机体和它所处环境的详细资料，而且也需要有关该物种的特定解释。进化生物学需要既包括特定领域又包括一般性领域的理论。正如列万廷（1991，pp.142-3）所论证的，认为“科学只包括一般性的论断（其对立物就是纯粹的历史陈述）”的观念是垃圾，“生物研究和生物学知识的大部分都是由叙述性的陈述构成的。”同样，在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中，两者也都有其位置。 相似地，复杂系统理论已经建立了一些一般性原则。WR26;罗斯R26;阿什比（W.RossAshby，1952）的“必要多样性定律”就是一个例子。然而，系统论也不能在一般性层面上传递更多的信息。它仅仅在比之程度大得多的特定假设支持下才“起作用”。本书的第18章将进一步讨论这些一般性原则和理论有限的、潜在的正面作用。在第21章，我们将努力说明，一个有限的一般性理论是如何补充更为特定的理论和解释的。作为全文的结束，第22章将应用演化生物学和系统论中的一些思想。但是，我们同样必须认识到这些原则本身是远远不充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