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序言

本书的筹备工作经历了很长时间。它讨论了社会科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些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30年来，我一直相信，历史特性问题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来源于这样一个假设:不同的社会-经济系统可能需要在某些方面各不相同的理论进行解释。研究对象之间的本质区别可能会对解释的统一性施加限制。一个恰当的封建制度的理论可能与一个恰当的资本主义的理论并不相同。这些理论任何的共同方面都反映了真实系统的共同特征。尽管如此，不同系统之间的区别可能非常重要，以至于用来分析它们的理论和概念也必须具有根本的区别———即使它们具有某些共同的规则。具有不同本质的现实需要不同的理论来进行解释。这就是粗略勾画出来的历史特性问题。 卡尔R26;马克思于19世纪40年代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并且开始了自己的经济理论研究。虽然我对马克思主义的处理是相对简单的，而且我坚决反对马克思的某些观点，但是我依然相信马克思的分析具有重要性。 尤其是，许久以来，我也想到，主流经济学鲁莽的过度假设已经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它的理论体系。通用理论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基础上的:“一个理论就可以适用于所有的情况。”通用理论在处理特定的、具体的现象时具有局限性。正如主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一样，通用理论对于历史差异和区域差异并不足够敏感。 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更加熟悉德国历史学派的研究工作了。在大约100年的时间里，他们也研究和争论了历史特性问题。进一步地，我认识到:19世纪80年代，卡尔R26;门格尔对于德国历史学派的著名攻击并没有将历史特性问题甩到一旁。而且，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英国经济学的领军人物———阿尔弗雷德R26;马歇尔也采用了他们的许多观点。另外，在20世纪早期，德国历史学派还启发了美国制度主义经济学的产生。 我发现，在经济学中存在一个失落的大陆，这个大陆中充满着理论研究、方法论研究和经验研究，这个大陆主要隐藏在20世纪纳粹主义和战争的瓦砾之下。在这个大陆上，包括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家，他们应该被公正地置于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的行列之中。但是，他们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技术领域里却没有地位。失落大陆上的学者中很少有人免遭遗忘。许多思想家已经从现代世界的学术课堂和教科书中消失了。 今天，许多学者给予了德语系学者———比如，约瑟夫R26;熊彼特、马克斯R26;韦伯和卡尔R26;马克思———应有的尊重，但是他们只是失落大陆中的学者的一部分，而且他们身边的许多学者具有类似的成就。只有极少数学者受到了赞扬，而大多数都被遗忘了。然而，这小部分学者的许多观点都来源于那些缺乏荣誉的学者们。本书将举出一些例子对此问题进行说明。 1994年左右，我在剑桥大学开始为本书的写作做大量的笔记。起初，我计划写一篇制度经济学史。第一部分简要地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历史学派。但是随后我清楚地发现，被忽略的德国历史学派和受他们影响的其他一些学派，比得到荣誉的其他学派在这个问题上更具有发言权。研究项目就扩大了，而且显然，对于制度经济学史的研究也不能限于一本书。对于德国历史学派、他们的后继者和历史特性问题的讨论就可以占据一本书的篇幅。 因而，本书就演变成了一个历史分析和理论分析的结合体，历史特性问题是本书的主题。但是，最多只有三章的内容直接集中讨论德国历史学派。本书并不试图对历史学派或制度主义做出恰当的总结，对这两个学派的研究都只限于他们与历史特性问题的关系。 本书的观点主要处于元理论层面，试图探索不同理论之间是如何相关联的，它们如何结合在一起，是否每一个理论都可以作为有用的工具来理解具体现实的一部分。元理论成了哲学与理论本身的争论焦点。因而，本书中很少详细讨论特定的理论。写作一本对每个理论都详尽描述的著作是不可能的。如果需要的话，我会推荐读者参阅相关的著作。针对本书的主题问题，元理论坐标的确立是首要的，也是实质性的任务。 虽然，现在对一般理论体系的依恋受到了批评，但是，我依然认为，一些一般原则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还需要另外的理论建构层面，这些建构受到广泛的、一般原则的指导，但是在概念上和实践上都扎根于历史和地理的特定现象之中。 我坚信，如果不能恰当地理解过去的思想史，那么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和重建任务就不可能完成。没有这些知识，我们就必然要重复过去的错误。而且，以前的经济学家的思维和争论包含了丰富的灵感和思想。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经济学思想史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子学科。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学科是不相关的，是神秘的。弗兰克R26;哈恩（1992，p.165）表达了经济学家中流行的一个观点:“死去的人们所说的话，时间愈久，由于积垫，就愈具价值。当我们也需要说这些话的时候，一般来说，会说得更好一些。”哈恩忽略了这样一种可能性:许多价值已经被遗忘了。如果我们考虑历史特性问题，那么就可以看到他的观点有多么错误。实际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曾经主导经济学达百年之久。但是，不论是这个问题，还是任何恰当的解决方法，都没有被“吸收”。今天，我们并没有“说得更好”。相反，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沉默:它已经被广泛遗忘和忽略了。 不仅思想史成为不再流行的、被忽略的东西，而且标准的经济学历史书也没有公平地对待历史特性问题。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历史学派具有“非理论”的描述主义的嫌疑，从而很幼稚，所以人们通常会迅速地摒弃历史学派。①这个评价不仅过于简略，而且也不准确。虽然对经验研究的过分强调会出现在历史学派一些成员的著作之中，但是，历史学派包括弗雷德里希R26;李斯特、托马斯R26;克利夫R26;莱斯利、古斯塔夫R26;冯R26;施穆勒、沃纳R26;桑巴特和马克斯R26;韦伯，都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他们试图解释或理解世界，正如他们也描述世界一样。 本书的第二部分致力于分析历史学派解决历史特性问题时所做的努力。这种努力主要发生在德国、奥地利和不列颠群岛。当我们重新研究经济思想史时，牢记历史特性问题，就会出现新的局面。我们会发现，100年来，历史学派一直在与社会科学的一个核心的方法论、理论问题作斗争。我们甚至会发现阿尔弗雷德R26;马歇尔———经常被错误地描述为历史主义的反对者———也高度关注这个方法论问题。他将自己与施穆勒列在一起，而且正确地批判了某些英国历史主义者对经验的过分依赖。 尽管如此，历史学派仍然是失败多于成功。虽然重要的观点已经被忽略了，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受到了经验主义的错误认识———事实可以说明自身———的严重阻碍。后来，历史学派摒弃了这个错误观念，从而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这些努力完全被纳粹主义和战争所掩盖。对于失败原因的理解，对于试图纠正错误的努力最终被终结的理解，都可以加强我们现代处理这个问题的力量。甚至从错误出发，思想也可以演进。 本书的第三部分讨论，当经济学和社会学都沉浸于非历史的一般性研究中时，历史特性问题所具有的总命运:最终被忽略。叙述除了继续围绕英国进行之外，同样也转到了美国。在美国，同样的情况是，历史特性问题的主旨又一次被改变了。例如，尽管约翰R26;梅纳德R26;凯恩斯对宏观经济学做出了革命性的贡献，但是他实际上鼓动了对于历史特性问题的忽略，并且推动战后的经济学向着一般理论建构的方向发展。几乎同一时间，莱昂内尔R26;罗宾斯试图将微观经济学置于非历史的基础之上，塔尔科特R26;帕森斯则试图将社会学建立于非历史的基础之上。 我们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所揭示的是一个既具喜剧性又具悲剧性的错误，叙述中包括了误解、缺陷、自满、夭折、自尽、个人竞争、道德缺失、事业上的野心和处心积虑的努力，而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一个结果:忽略或重写历史。这些叙述同时告诉我们，历史上存在偶然事件和特定的历史背景，它们使得现代经济学理论追求一般性。我们可以看到外来入侵的影响、危机与饥荒的影响、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重要大学的学术环境的影响、移民的影响、英语成为国际语言的影响和世界力量平衡发生改变的影响。实际上，在整个思想史中，如同在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中一样，存在着历史特性，但是它们都不承认真正的历史特性。 本书的第四部分不再进行历史叙述，而是试图提出一些临时性的、不完全的答案，来解决本书中提出的主题性问题。我提出了一个概念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或许可以着手解决历史特性问题了。大体来说，我的方法就是，从60多年前在忽略历史特性问题的地方，继续推进历史特性问题的分析。 由于摒弃了以前的历史研究倾向，经济学在整体上变形了。它不再将重点放在对于真实社会-经济系统的研究上，而是追求对于“个体选择”进行演绎主义的探讨。对于进行选择的行为人进行解释的研究任务则交给了心理学。同时，社会学建立了与新经济学相邻的边界，并且迅速地开始追求一般性抽象。本书探讨了这些发展的一些原因和结果。 虽然本书的历史和理论叙述集中于经济学，但是也对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进行了某些讨论。我们这里所要处理的问题对于社会科学总体来说是如此核心和重要，以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对于所有社会科学家来说都是有益的。本书的写作初衷就是针对广泛的读者群。 本书并不是为了提出一个新的理论，那将是一个需要几本书才能完成的重要任务。期待这样一个理论的读者恐怕要失望了，他们也错误地理解了本书。经济学已经与历史特性问题斗争了160多年，所以期待一个作者在一本书中就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是极端幼稚的。第四部分仅仅提供一些初步的解决建议。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将历史特性问题的研究恢复到它的正确位置上去，从历史的成就和错误中学习，并且对于重建社会科学的研究日程提出一些建议。本人认为只要这些问题中的其中一些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这本书就算是成功的。 由于不断增加的管理负担和教学任务，直到1998年我离开剑桥大学时，才得以将大量精力投在这本书上。我获得了赫特福德郡大学的研究教授的席位，因而能够将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研究工作之中。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的进一步计划是对美国制度主义经济思想进行继续创作，同时进行制度经济学方法论和理论发展的研究。 我的《经济学与乌托邦》（EconomicsandUtopia，1999a）一书也提出了历史特性问题。在本书中，我极大地扩展了那本书中的一些论点。本书与我之前出版的著作也有关联，比如《民主经济学》（TheDemocraticEconomy，1984）、《经济学与制度》（EconomicsandInstitutions，1988）、《经济学与演化》（EconomicsandEvolution，1993）和《演化与制度》（EvolutionandInstitutions，1999b）。本书中的观点基于我之前的几本著作，并且其中的一些段落直接来源于其他著作。我尽力提供一本语言流利的、论证完整的著作，并且将这种直接引用减少到最小程度。